900萬人的怒吼丨3月28日：當戰爭的巨獸露出獠牙，世界該選擇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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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萬人的怒吼丨3月28日：當戰爭的巨獸露出獠牙，世界選擇了抵抗

從美國圣保羅到紐約，從芝加哥到倫敦，從雅典到巴黎——一條看不見的紅線正在穿越西方諸國國境線，將全球反抗的力量聯結在一起。

這不是孤立的抗議，這是全球勞動人民與進步力量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機器的聯合怒吼。

2026年3月28日，這個日子也許將像一道閃電，劈開歷史的陰云。

從明尼蘇達州圣保羅市的州議會大廈，到紐約曼哈頓的街頭；從芝加哥格蘭特公園的草坪，到洛杉磯的陽光大道；從倫敦的白廳到希臘雅典的美國大使館門前——一場代號為“No Kings”的全球性抗議浪潮，以900萬人的規模，向這個世界最強大的戰爭機器發出了震耳欲聾的回答：

不要國王，不要戰爭，不要用我們的血肉去喂養資本的巨獸。

全美的NO KINGS與250周年公民動員

為什么是明尼蘇達州的圣保羅市（St. Paul）？為什么這座中西部城市成了全美3200多場示威的“主場”？答案浸在血里。

今年1月，兩名美國公民——亞歷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和蕾妮·妮可·古德（Renee Nicole Good）——在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的一次軍事化執法行動中喪生。這不是誤傷，這是國家機器對本國公民的當街行刑。他們的死，成為這場運動的導火索，也成為抗議者手中最沉重的標語牌。

3月28日這一天，圣保羅成了全美國的焦點。據明尼蘇達州巡警隊的官方估算，約10萬人聚集在州議會大廈前；而活動組織方則表示，實際到場人數超過20萬人。無論采用哪個數字，這都是明尼蘇達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政治集會之一。

84歲的演員、社會活動家簡·方達（Jane Fonda）拄著拐杖站在寒風中。她不是作為好萊塢明星站在那里，而是作為帝國主義戰爭的活化石——半個世紀前她目睹越南戰場的殘酷與美國人民的反抗，如今她站在伊朗戰爭的前夜。她的出現是一種隱喻：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機器從越南開到了伊朗，從伊拉克開到了敘利亞，變換的是武器，不變的是掠奪的本質。

83歲的獨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站在她身旁。他一生奮斗的“全民醫保”、“免費大學”，正在被伊朗戰爭和對億萬富翁的減稅撕得粉碎。他的出現是一種象征：當社會財富向頂層0.1%集中時，統治精英唯一的手段就是制造外部敵人，發動戰爭，鎮壓國內異議。

搖滾樂人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唱起了他為兩位死者創作的《明尼阿波利斯街頭》（Streets of Minneapolis）。這首歌是對普雷蒂和古德的悼念，也是對成千上萬在寒冬中走上街頭的明尼蘇達人的致敬。他的“希望之地與夢想之國”巡演本身就帶有“No Kings”的主題。

歌聲飄過10萬人的頭頂。這10萬人來自各行各業，從雙子城的工人到郊區的家庭主婦，從大學生到退休老人。他們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No Kings, No ICE, No War”。- 不要國王們、不要移民及海關執法局、不要戰爭。

3月28日當天，紐約曼哈頓的街道同樣被抗議者填滿。從中央公園西南側出發，沿著第七大道，人群一直延伸到時代廣場，最終匯聚在34街。

“人群高喊‘No Kings’時，我聽到的是——我們都知道——‘No Trump’。”

直白說出這句話，并得到群眾歡呼的，是兩屆奧斯卡獎得主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這位82歲的影壇傳奇站在紐約集會的講臺上，向人群發表了近年來最激烈的政治演講。

德尼羅的憤怒是有原因的。他一一列舉了對特朗普的指控：

“他必須被制止，而且必須現在就制止。他不能做那些他正在做的所有那些該死的事情，而沒有國會和他政府中的暴徒們的合謀。這是惡魔般的行徑。”

他抨擊特朗普發動了“不必要的伊朗戰爭”，指責他“從最脆弱的鄰居那里奪走了醫療保健”，讓汽油和食品“變得負擔不起”，還稱特朗普是“腐敗的領導人”，更專注于“在愛潑斯坦階層中為自己和 buddies 斂財”。

“看看‘No Kings’全國起義的力量吧。害怕特朗普？得了吧！他們應該害怕我們——因為我們仍然相信正義、平等、正派和善良這些美國核心價值觀。”

與德尼羅并肩站在一起的，是紐約州總檢察長利蒂希婭·詹姆斯（Letitia James）和民權領袖阿爾·夏普頓（Rev. Al Sharpton）。三人共同舉起一條淺綠色的橫幅，上面寫著“我們捍衛民主”（We Protect Our Democracy）。

紐約公民自由聯盟的唐娜·利伯曼（Donna Lieberman）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他們希望我們都害怕抗議。他們希望我們害怕自己無能為力。但他們錯了，大錯特錯。”她將特朗普稱為國家的“頭號惡霸”（Bully in Chief）。

據《紐約每日新聞》報道，數萬人擠滿了曼哈頓中城的街道，抗議者從59街一直延伸到42街，同時填滿了第七大道和百老匯。一位來自布朗克斯的66歲女性佩珀坐在助行器上看著人群流過，她說：“他不是為我們服務的。他不是為人民服務的。他反對我和我的人民……他只關心富人。”

紐約警方部署了“充足的警力”維持秩序——這次抗議距離格雷西大廈（Gracie Mansion）附近發生的爆炸事件不到一個月。幸運的是，當天沒有逮捕任何人。正如紐約警察局在去年10月的NO KINGS抗議后所說：“超過10萬人跨越五個行政區和平地行使第一修正案權利，NYPD沒有逮捕任何人。”

在中西部的芝加哥，抗議同樣聲勢浩大。

據NBC Chicago報道，數千人聚集在市中心格蘭特公園（Grant Park）的巴特勒球場（Butler Field），參加“Hands Off Rally”集會和隨后的游行。

芝加哥市長布蘭登·約翰遜（Brandon Johnson）親臨現場并發表講話。他說：“看看周圍，我們的運動更大了，我們的決心也更強了。我們正在傳遞一個明確的信息：我們要結束對勞動人民的攻擊，我們要結束對移民的攻擊，我們要結束這些戰爭，捍衛民主。”

抗議者的標語牌五花八門，但核心信息是一致的：“ICE out of Chicago”、“Stop the Chaos”、“Fund cancer research, not war”。一位名叫瑪麗亞·維特的抗議者對媒體說：“我們已經受夠了。他們從我們每個人身上奪走了太多東西……亞歷克斯·普雷蒂的死讓我徹底忍無可忍。”

芝加哥地區的抗議不僅限于芝加哥市區。在郊區，從巴靈頓、埃文斯頓到埃爾金、喬利埃特、奧羅拉，甚至遠至克朗波因特，都舉行了“No Kings”活動。在西塞羅——一個受特朗普移民政策嚴重影響的主要拉丁裔社區——抗議者聚集在市政廳外。在倫巴第，數十人舉著標語牌站在人行道上。在帕克里奇，人群聚集在圖伊大道上。

芝加哥的抗議有一個特殊的意義：它發生在中西部，發生在“紅州”和“藍州”的交界地帶。

正如全國組織者所說：“這個政府的行動不僅激怒了民主黨選民或大城市中心的人們——它們正在跨越紅州和農村地區人們的底線。”

在愛達荷州、懷俄明州、蒙大拿州、猶他州、南達科他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三分之二的報名者來自主要城市中心以外。

從西爾瓦到基蒂霍克，北卡羅來納州全境計劃了76場抗議活動。這不是一場局限于藍州自由派的運動。組織方“我們的革命”（Our Revolution）——從桑德斯2016年競選活動中誕生的組織——首次將抗議活動擴展到了紅州和農村社區，那些從未舉行過“No Kings”集會的地方。

為什么？因為經濟的疼痛不分黨派。油價在漲，食品價格在漲，房租在漲，而一場新的戰爭正在吞噬美國的年輕人。當你的賬單堆積如山，當你的孩子可能被送上戰場，當你看到ICE在你家附近巡邏——你不再在乎你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你只在乎：這個系統到底在為誰服務？

在美國建國250周年倒計時100之際，全美50個州總共發生了超過3000場抗議游行與示威集會，超過800萬參與相關活動，比去年10月的第二次全國性NO KINGS活動又增加百余萬。

歐洲的呼應：百萬反法西斯洪流

大西洋彼岸，英國正在上演另一場大戲。

倫敦（London），3月28日。據組織方“共同聯盟”（Together Alliance）稱，約50萬人涌上倫敦街頭，參加“反極右翼”大游行。這是英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右翼示威之一。抗議者從大理石拱門出發，一路行進至白廳——英國政府的所在地。

為什么倫敦的游行聚焦“反極右翼”？因為在英國，極右翼不是抽象的概念。2025年9月，極右翼活動家湯米·羅賓遜（Tommy Robinson）組織的集會吸引了超過10萬人參加。反移民騷亂席卷了多個城市，清真寺遭到襲擊，酒店里的難民被圍攻。而特朗普，正成為這場全球極右翼浪潮的總頭目。

游行的組織方是一個廣泛的聯盟：包括英國最大工會之一Unite、以及反種族主義組織“站起來反種族主義”（Stand Up to Racism）。

站在游行隊伍最前排的，是杰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這位被英國建制派媒體妖魔化了十年的前工黨領袖。與他并肩的，是黛安·阿博特（Diane Abbott）——英國第一位黑人女性議員，長期遭受極右翼種族主義攻擊的政治家。還有扎拉·蘇爾塔納（Zarah Sultana），這位年輕的左翼工黨議員，以及綠黨領袖扎克·波蘭斯基（Zack Polanski）等左翼社會運動與組織的核心領導成員。

參加游行的23歲的學生艾米麗·羅斯對媒體說：“全球都有一種有毒的政治氣候，英國并沒有在對抗它。”

48歲的羅伯特·加德威克從巴斯專程趕來。他說他“擔心”改革黨（Reform UK）的崛起——奈杰爾·法拉奇（Nigel Farage）領導的這個極右翼政黨已經在民調中領先超過一年。“我們經歷過脫歐——那都是同樣的謊言，但有些人就是選擇相信。投票給改革黨，就是投票給更多的混亂和不確定性。”

退休教師羅斯·巴特菲爾德表達了對工黨右轉的失望：“我不太認識現在的工黨了……用實施極右翼政策來阻止極右翼，這是胡說八道。”

當主流政黨向右轉、試圖通過收緊移民政策來“搶回”極右翼的選民時，真正的反法西斯力量只能走上街頭。**

不僅是倫敦。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伯明翰（Birmingham）、布里斯托爾（Bristol）、格拉斯哥（Glasgow）——這些工業城市的工會大廳和街頭，工人們舉著反對戰爭、反對種族主義的旗幟。英國的工會運動有著深厚的反戰傳統。從煤礦工人到運輸工人，從護士到教師，他們知道：每一分錢花在炸彈上，就是從學校和醫院里偷走的錢。

在希臘雅典（Athens），數千名抗議者包圍了美國駐希臘大使館。他們舉著伊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國旗，高喊“不要干涉伊朗事務”、“不要戰爭，還和平于人民”。希臘警方用大型警車將大使館圍得水泄不通，仿佛在守衛一座被圍困的堡壘。

希臘的反戰運動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從軍政府時期到債務危機，希臘人民對“帝國干預”有著切膚之痛。當美國威脅對伊朗動武，希臘人知道：戰爭意味著更多的難民涌向愛琴海，意味著能源價格繼續飆升，意味著他們已經承受了十年的緊縮政策會更加殘酷。

在羅馬（Rome），數千人舉行了反對意大利總理喬治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游行，同時抗議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襲擊，呼吁“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梅洛尼——這位后法西斯主義政黨“意大利兄弟黨”出身的總理——是歐洲極右翼執政的標桿性人物。

羅馬的抗議者舉著標語：“不要戰爭，不要梅洛尼”、“意大利不應該是戰爭的發射臺”。**他們把國內的反極右翼斗爭與國際的反戰斗爭聯系在了一起——因為在資本的邏輯里，法西斯主義和戰爭是一對雙胞胎。

在巴黎（Paris），數百名美國人、法國工會成員和人權活動家聚集在巴士底獄廣場（Bastille）——這座象征著法國大革命反抗君主專制的歷史地標。

巴黎“No Kings”組織者對媒體說：“我抗議特朗普所有非法、不道德、魯莽和無能的、無休止的戰爭。很明顯他沒有真正的計劃。濫用權力本身就是目的。很明顯他是一個強人，正在濫用美國人民作為我們民選總統賦予他的權力。”

巴黎的抗議者高喊：“自由、平等、博愛——不是給資本的，是給人民的！”他們把特朗普的“國王夢”與法國大革命砍掉國王頭顱的歷史并置在一起。這不是偶然的符號選擇——**當特朗普試圖把自己塑造成凱撒，巴黎的巴士底獄提醒世界：人民曾經砍下過國王的頭。**

在柏林（Berlin），數千人聚集在勃蘭登堡門前，反對美國對伊朗的軍事威脅，反對北約的軍事擴張。在西班牙馬德里（Madrid），抗議者舉著“不要戰爭，要和平”的橫幅，走過太陽門廣場。在布魯塞爾（Brussels）——歐盟的“首都”——抗議者包圍了歐盟總部，要求歐洲不要成為美國戰爭的附庸。

這一波抗議浪潮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不再是簡單的“反美”，而是“反特朗普式的美國”。它是一種全球性的階級覺醒初期：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軍國主義、對古巴的封鎖、對委內瑞拉的干涉，以及對伊朗的戰爭威脅，不僅威脅了西亞人民的生存，也直接推高了歐洲的能源價格和生活成本。

當資本需要危機，它就會制造戰爭

戰爭不是瘋狂的產物。戰爭是理性的產物——是資本的理性。

當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危機——當過剩資本找不到可盈利的投資場所，當工業增長率持續下降，當失業率居高不下、工資停滯不前——統治階級面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如何轉嫁危機？

答案很殘酷而簡單：制造敵人，發動戰爭。

特朗普政府正在伊朗投下炸彈，在委內瑞拉策劃政變，威脅入侵古巴，揚言購買格陵蘭島。這些不是孤立的“外交政策”，而是同一個邏輯的延伸：當國內矛盾無法解決，就把矛頭指向國外。

戰爭是轉嫁資本主義危機的手段。 這是歷史反復證明的真理。20世紀初，當歐洲列強陷入資本過剩的困境，它們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20世紀30年代，當大蕭條席卷全球，法西斯主義上臺，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今天，當全球過剩資本達到數十萬億美元，當金融資本的寄生性越來越強，當工業投資持續萎縮——戰爭可能越來越頻繁成為“解決方案”。

但是，戰爭解決的是誰的“問題”？是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的股東們的問題。戰爭給他們帶來的是：國防合同、股價上漲、超額利潤。而戰爭給普通人帶來的是：高油價、高物價、孩子被送上戰場、難民潮涌向邊境。

軍工復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本質不是某個陰謀家的秘密計劃，而是一個制度性的利益循環：國防部需要武器，國會批準預算，軍工企業獲得合同，然后它們用利潤的一部分去游說國會批準更多的國防預算。這個循環自我強化，自我繁殖，像一頭巨獸吞噬著社會的財富。

抗議者保羅·納格爾（Paul Nagle），一位67歲的布魯克林居民，在紐約的游行中說得一針見血：“這一切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貧富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我們必須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這必須成為斗爭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對富人和企業征稅。”

反對戰爭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全球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2026年3月28日的意義，只是一個起步，但它超越了任何一個國家的邊界。

在倫敦，反法西斯主義者與巴勒斯坦團結運動的旗幟交織在一起。在雅典，伊朗國旗與希臘反戰標語并肩飄揚。在巴黎，美國人、法國工人、人權活動家在巴士底獄前高喊同一句口號。在圣保羅，一個84歲的反戰老奶奶與一個83歲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和一個唱著抗議歌曲的搖滾歌手，面對著超過10萬人。

這不是孤立的示威。為什么要把“反戰”和“反極右翼”聯系在一起？因為在今天的全球政治版圖里，戰爭與極右翼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特朗普在美國推行“美國優先”，梅洛尼在意大利推行“意大利優先”，法拉奇在英國推行“英國優先”——這個“優先”的意思是：我們的利益高于你們的利益，我們的民族高于你們的民族，我們的炸彈可以落在你們的土地上。

極右翼需要戰爭來凝聚“民族認同”。戰爭需要極右翼來制造“敵人形象”。它們是共生關系，是同一套資本邏輯的不同面孔。**

反對戰爭，就是反對極右翼；反對極右翼，就是反對戰爭，反對這對資本主義的孿生子，不是兩個運動，這是一個運動。

白宮發言人阿比蓋爾·杰克遜（Abigail Jackson）試圖用輕蔑的語氣回應這場運動：“唯一關心這些‘特朗普妄想治療會’的人，就是那些拿錢報道它們的記者。”但白宮的回應本身，恰恰證明了這場運動的威力——當一個政權開始嘲笑抗議者，它已經暴露了自己的恐懼。

美利堅250周年國慶——“國王的生日”還是人民的審判？

為什么這一波“No Kings”的規模能突破900萬？因為它恰逢一個極其敏感的時間節點——**美國250周年國慶（Semiquincentennial）倒計時100天。

特朗普對這個“250歲生日”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他組建了“白宮慶祝美國250周年生日工作組”，自任主席。他想在華盛頓建一座“凱旋門”（Arc de Trump），在白宮草坪上搞UFC格斗，搞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閱兵式。

他想把美國的建國紀念日，變成他個人的“登基大典”。這是歷史的諷刺：250年前，美國革命者高喊“無代表，不納稅”，‘推翻了英國的國王。250年后，一個美國總統試圖擁有比國王更大的權力-自己加冕。

但人民給出了回答。900萬人的“No Kings”示威，就是對這場“國王生日宴”最響亮的耳光。示威者用腳投票，告訴世界：美國的250歲生日，如果是由一個試圖加冕的國王來主持，那它就不是慶典，而是葬禮——是美利堅共和國制度的葬禮。**

德尼羅在抗議前幾天發布的視頻中，特意提到了“250年前”這個時間節點。他說：“250年前，另一個精神錯亂的暴君——喬治三世國王——威脅我們的自由時，我們走上街頭，我們的國家誕生了。現在，另一個精神錯亂的暴君出現了。”

瑞安·布朗牧師說得對：“我們的祖先難道戰斗得那么辛苦，是為了讓我們現在下跪嗎？不，他們沒有。現在沒有國王，今天沒有國王，永遠沒有國王。我們不會向權力下跪。我們不會向恐懼下跪。我們不會向不公正下跪。因為權力屬于人民。”

當900萬人說“不”，歷史的方向盤開始轉動

2026年3月28日，全球900萬人走上街頭。他們不是同一種膚色，不講同一種語言，不信同一種宗教。但他們高喊著同一句口號：“不要國王，不要戰爭！”

這一天的意義，可能要過很多年才能被歷史完全理解。但我們至少可以確定一件事：當900萬人同時說“不”——對戰爭說“不”，對極右翼說“不”，對國王說“不”——歷史的方向盤就開始從資本的手中滑落，滑向人民的手掌。

在呈現了3月28日全球抗議的壯闊圖景之后，我們有必要停下腳步，以更冷靜的目光審視這場運動的內部結構，不應止步于歌頌群眾的力量，而必須直面運動內部的矛盾與局限。

“No Kings”運動最令人振奮的特征，是其空前的廣度——從伯尼·桑德斯到羅伯特·德尼羅，從簡·方達到阿爾·夏普頓，從工黨左翼到綠黨，從工會到反種族主義組織，一個橫跨民主黨左翼、自由派精英、工會運動和社會正義團體的龐大統一戰線在3月28日成型。

但廣度不等于深度，這場運動的內部結構存在一個根本性的斷裂：它更像是一場“臨時拼湊的節日”，而非“持久組織的陣地”，而且這種龐大的發散的集合本身就可能成為危險。

在紐約，德尼羅的演講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但當這位奧斯卡影帝將“No Kings”翻譯為“No Trump”時，他無意中暴露了這場運動的第一個內在矛盾——對“個人”的憤怒，正在取代對“制度”的批判。

特朗普當然是目標，但當運動將全部火力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時，它無意中認可了一個危險的假設：只要換掉這個“壞國王”，制度就會恢復正常。

資本主義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軍工復合體不是特朗普發明的，它在艾森豪威爾時代就已成型；ICE的大規模驅逐政策不是特朗普首創，它在奧巴馬時代就已全面運作；對伊朗的戰爭威脅不是特朗普的“瘋狂”，而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延續。

“反個人化”的傾向，導致了運動在組織層面上的脆弱。在圣保羅，10萬人散去后，下一個動員節點在哪里？在芝加哥，數千人回家后，誰來組織下一場斗爭？當德尼羅的明星光環褪去，當斯普林斯汀的歌聲停止，剩下的必須依靠的只有日常的基層的最樸實的社區組織和工會的日常動員——只有真正動員這些力量才足以對抗一個擁有萬億預算和全球軍事基地的帝國。

群眾運動的力量不僅在于它某一天能動員多少人上街，而更在于它能否將街頭的力量轉化為持久的組織、明確的綱領和階級的自覺。 沒有這些，再大的示威也只是一次性的“情緒宣泄”。

3月28日的抗議者舉著各種各樣的標語牌：有人反對伊朗戰爭，有人反對ICE，有人反對極右翼，有人反對醫療私有化，有人要求解放巴勒斯坦，有人呼吁“不要國王”。這些訴求在道德上是正當的，在情感上是真實的，但它們也分散了運動的力量。**

這些不同的壓迫——戰爭的暴力、移民的驅逐、醫療的剝奪、教育的商品化——不是孤立的，它們是同一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多種面孔。

但運動的參與者是否意識到這一點？當“No Kings”的標語旁邊是“Free Palestine”，當“No ICE”的呼喊與“Fund Healthcare”的標語并置，它們之間是否建立了有機的聯系，還是僅僅在物理上共處一地？

在倫敦，這個問題尤為突出。50萬人的反極右翼游行是壯觀的，但“反極右翼”本身是一個防御性的目標。它告訴人們“不要什么”，卻沒有告訴人們“要什么”。當科爾賓站在隊伍前排，他當然知道要什么——他要的是公共所有、Union Power、反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但這些內容并沒有成為游行的核心敘事。沒有明確“替代方案”的反對運動，最終只能淪為對現有秩序的“道德抗議”，而非對現有秩序的“政治挑戰”。

芝加哥的抗議活動中，有明確提出“停止戰爭、阻止ICE、5月1日總罷工”的口號，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但正如抗議者自己坦言——“靠薪水過日子的人沒法請幾天假”——這句話道出了另一個深層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的日常壓迫下，工人階級往往沒有罷工的“經濟資本”。一個無法STRIKE的工人階級，如何對統治階級構成真正的威脅？

如果“No Kings”要成為真正改變歷史的力量，它需要完成幾個關鍵轉型：從“反個人”轉向“反制度”、從“一次性動員”轉向“持久組織”、從“多元訴求”轉向“統一綱領”。

3月28日，900萬人向世界展示了反抗的可能。但歷史從不獎勵“可能””。接下來的100天——直到特朗普試圖加冕的250周年國慶——將是這場運動從“憤怒”走向“組織”、從“反對”走向“建設”、從“街頭”走向“權力”的關鍵窗口。

如果“No Kings”只是一天的節日，它將被歷史遺忘。如果它成為一場持久戰的起點，它才值得被被歷史銘記。選擇權不在德尼羅手中，不在桑德斯手中，不在科爾賓手中。選擇權在每一個回家后仍然憤怒、仍然思考、仍然斗爭的普通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