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潔文化 | 以廉為本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們要敬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要善于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思維。

廉潔，自古以來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鮮明的價值取向。在漫長的五千多載的傳承中，我們的祖先積累了豐厚而獨特的廉潔文化遺產。

赴上游澄源，以浚其流；返根脈擷華，可開其新。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需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思想營養。梳理與把握中國歷史上廉潔思想產生的背景與發展脈絡，對吸收這些傳統廉潔文化精華，更好地挖掘其精神內涵和時代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古代廉潔文化在早期經歷了長期發展和深刻孕育

“廉”字，據說最早見于《尚書·皋陶謨》。《說文解字》釋之為“仄也”，段玉裁注釋為“堂之邊曰廉”。換言之，“廉” 字本義為堂屋的側邊，因為側邊筆直而有棱角，所以用于人則指正直端正，用于政則指公平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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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早在黃帝時，就出現了“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兇，謂之饕餮”的現象，與之相對，廉潔思想文化也漸次萌生。《尚書·堯典》中記載了堯為政“允恭克讓”“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敬授民時”等思想，就包含了統治者應當勤政、節用、愛民、尚賢等含義。

及至周朝，周取代商。有鑒于商紂王倒行逆施、自取滅亡的教訓，周初統治者認為唯有“敬德保民”，方能江山永固。在制度設計層面，周王朝中央已有史官系統和宰官系統承擔監察官員的職能。出土于陜西省寶雞市眉縣楊家村的西周青銅器四十三年逨鼎上有銘文寫道“毋敢荒寧，虔夙夕惠雍我邦小大猷”“雩乃敷政事， 毋敢不規不型”，便是周宣王對官員單逨務必勤勉謹慎、講求清廉、杜絕貪腐的訓誡。

經過如此長周期的積累，終于在大約戰國時期的 《周禮·天官冢宰》正式提出了“一曰廉善， 二曰廉能， 三曰廉敬， 四曰廉正， 五曰廉法， 六曰廉辨”較為系統的廉潔思想，簡稱“六廉”。東漢大儒鄭玄對“六廉”進行過專門注釋：“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行也。敬，不懈于位也。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具體而言，“善”多用來描述心地純潔、動機端正的狀態，故“廉善”指的是為官處事心地純良、公正無私。“能”通常指能力與才干，前置一個廉字，則意味著人之才能雖有大小之別，但更為關鍵的是使用方向，因此“廉能”旨在強調用廉潔來指導能力發揮正向價值。“敬”字顧名思義，是從內心產生一種恭敬之意，進而外化為恪盡職守、勤勤懇懇的作風，“廉敬”指代的是官員隊伍的執政風氣。“正”往往意味著不偏不倚、直道而行，“廉正”毫無疑問指代行為中規中矩、合乎規則。“法”字肇始于西周，彼時銅器銘文首造“灋”字，也大量記錄了具體條令及案例，“廉法”講的是用法廉潔，不可徇私舞弊。“辨”字面意思可謂明辨是非，然加上主語則指官吏在制定規則、發號施令、待人接物、處理訴訟時務必中允得當，“廉辨”便包含了明辨是非、言辭達意的意蘊。要言之，“六事”指主觀動機、能力取向、執政作風、行為方式、守法執法、是非辨別等六個方面。在這六個方面都做到妥當全面，就是“六廉”。它系統性地把廉潔作為考核官吏的核心指標，遂成為西周以來我國古代廉潔思想的高度歸納和集中體現。

古代廉潔文化持續發展并不斷細化

秦漢時期，廉潔思想隨著大一統局面的建立而趨于與法律條文、制度設置緊密融合。據考古研究，在云夢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和岳麓書院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中，都涉及官員 “五善” 的要求， 即 “一曰忠信敬上， 二曰清廉毋謗， 三曰舉事審當， 四曰喜為善行， 五曰恭敬多讓”。“忠信”“清廉”“恭敬”等廉潔文化元素成為秦朝制度性規范的內容。漢代亦如此，《監御史九條》《刺史六條》等， 以法律形式明確各級官吏的廉潔底線。

魏晉南北朝時期，廉潔文化持續發展。雖然時局動蕩，廉潔始終是秉鈞者選人用人、進行賞罰的關鍵標準。諸葛亮治蜀時著有《便宜十六策》，其中在《治亂》一篇中表明了他對廉潔的看法：“理上則下正， 理身則人敬。”意在諄諄囑托為官者要立德修身、廉潔自律、修齊治平、上率下行。

隋唐時期廉政制度陸續成型。唐代沿用御史臺設置，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 其建制更加精細和完備。除機構設置外， 還制定了一系列維護吏治廉潔的法律條規。比如《唐律疏議》，對官吏貪污賄賂的行為及處罰作了嚴格規定，與官吏銓選、考課、監察制度一起，構成行之有效的廉政機制。

宋元明清時期廉潔文化不斷細化，也更下沉到民間。宋代呂本中在《官箴》中強調“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元代張養浩在《廟堂忠告》中寫道：“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處事，恭慎以率百僚。”明代有士大夫更將“吏不畏吾嚴， 而畏吾廉”，“公生明， 廉生威”作為座右銘。清代廉吏于成龍寫下《示親民官自省六戒》，提出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征收、崇節儉六條戒律，堪為一時表率。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時期的名門家風家訓中皆強調“廉潔”之重要性。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說“惟儉可以助廉”。司馬光給兒子司馬康寫的《訓儉示康》開篇就寫道：“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司馬康謹記父親教誨，入仕后“為人廉潔”。鄭義門師儉堂中，“師儉”被列為治家的支柱之一，鄭氏規范中有記載“師儉則無欲，無欲則廉”。

需要指出的是，因為歷史條件所限，古代的價值觀念和制度設計客觀上并非完美，難免存在一些不足與僵化陳腐之處，但這些鮮活真實的歷史素材為我們今天研究古代廉潔文化提供了生動案例和思想借鑒。

運用歷史智慧推進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廉潔文化建設，強調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黨自我革命必須長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

返本開新，以古鑒今。大致說來，中華優秀傳統廉潔文化至少包含著三重彌足珍貴的特質：

一是注重以德為先，以廉潔修養指引和涵養社會風尚。人無德不立，樹立以德為官、以廉為政的清廉楷模，是歷朝歷代廉潔文化建設的共同特征。二十四史中不勝枚舉的《廉吏傳》《循吏傳》《良吏傳》等，都是把一代代廉官良吏青史留名，激勵后人學習踐行。

二是強調民惟邦本，以廉潔文化培育和引領價值取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歷代的眾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意識到，民心向背關乎國運興衰，只有切切實實遵從百姓意愿，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可以說，民本思想既是政治主張，也是實踐要求；既是廉潔文化的出發點，也是廉潔文化的落腳點。

三是重視依法治國，以廉潔思想明確與規定為官之道。從西周時期的《尚書·召誥》、青銅器逨鼎銘文，秦漢時期簡牘中的《為吏之道》《刺史六條》，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魏律》《便宜十六策》，隋唐時期的《唐律疏議》《風俗廉察四十八條》，再到明清時期的都察院……這些法律制度從約束內容、制約對象、條例規范、考課流程、獎懲規定和防范措施等多方面，在長周期內建立了一套日漸完善的全方位、多角度廉政體系，在今天依然值得我們思考借鑒。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很多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資源，我們可以從中汲取以廉為本、崇德尚廉、持廉守正等傳統廉潔文化精華，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運用歷史智慧推進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學斌）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編輯：趙文婷

監審：張效婧

終審：吳 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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