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狀元：明朝恐怖大案

新科狀元陳?萬萬沒想到，金榜題名日，竟然就是自己的人頭落地時。

大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科舉殿試結果公布后，北方學子立馬炸開了鍋。

原來，這次科舉考試錄取的52人中：狀元陳?，是福建閩縣人；榜眼尹昌隆，是江西泰和人；探花劉仕諤，是浙江山陰人——剩下的49名進士，也全部是南方人。

對此，北方士子們非常憤怒，他們聯名上疏，認為這一定是85歲的主考官、湖南茶陵人劉三吾作弊偏袒南方人，才導致北方士子全部落榜。

事情傳到了70歲的老皇帝朱元璋耳朵里。盡管歷年以來，每次新科進士，占絕對大頭的都是南方人，但像今年一樣全部是南方人中榜、北方人全部落榜的情況，還是第一次出現。同樣心中疑惑的朱元璋于是下令，讓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甲戌科狀元、侍讀學士張信等十一人組成聯合調查組，每人“各閱十卷”重新審閱試卷。

但張信等十一人審來審去，都認為該次殿試的北方士子的試卷“文理不佳，甚至有犯禁忌之語”，無論各方面，確實明顯不如南方士子的答卷優秀。

于是，張信等人聯合向老皇帝啟奏說，新科進士的錄取名單并無不妥，錄取的確實都是才學優秀之士，并且評卷時采取糊名制、謄抄制，公布前根本不知道誰是南方人、誰是北方人；從試卷來看，劉三吾主持錄取的52人的試卷，明顯“文理更佳”。

為了方便對比優劣，張信等人還特地抽取了北方考生的卷子進呈朱元璋，請老皇帝定奪最終結果。沒想到北方考生又大肆鼓噪說，這一定是劉三吾授意張信等人，故意將北方考生中的“陋卷”進呈給老皇帝，以此來掩蓋他們偏袒南方考生的罪責。

調查結果公布，北方考生還是不滿意，作為帝國最高規格的人才選拔考試，如今竟然破天荒出現了一邊倒的局面，而兩批考官都認為結果沒有問題。龍顏大怒的朱元璋下令，直接將新科狀元陳?、主持復查試卷的老狀元張信，以及主考官白信蹈等人全部斬首棄市，而考慮到85歲的主考官劉三吾年紀已大，改而充軍戍邊。

兩任狀元無辜慘死，但朱元璋認為這并不足以安撫北方考生人心。在殺死一大批南方士子后，當年五月，他又宣布重新進行會試。這一次朱元璋親自閱卷，并將全部61個錄取名額，都分給了北方考生。同年六月，他主持殿試，專門錄取了山東人韓克忠為狀元，以籠絡北方士子。

至此，歷時三個月的科舉大案表面上落下帷幕。后來，記錄者將當年第一次全部52名錄取進士皆為南方考生的春榜，稱為南榜；第二次61名錄取進士全部是北方考生的，則稱為北榜，史稱南北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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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兩任狀元陳?、張信，僅僅因為才學出眾、秉持公正，就無辜枉死南京城下，對此，朱元璋心中并非不知曉個中蹊蹺，如果說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的南榜錄取結果有問題，那么最該處死的，顯然應該是主考官劉三吾。

但劉三吾并沒有死。

朱元璋刻意放過了85歲的主考官劉三吾，并非因為他年紀大，而是朱元璋心中明白，能被他選為主考官的劉三吾，多年來一直是朝野公認的品行端正、德高望重之士，因此出現南榜錄取結果全部是南方考生，朱元璋明白，肯定并非是劉三吾故意所為。

但作為最后意外扭轉的勝利者，當年的北方考生們則一致認為，當年三月的南榜，一定是劉三吾搞的鬼，肯定是老頭子作弊、偏袒南方人，最終幸虧是老皇帝朱元璋親自出馬，才矯正了這場驚天的“科場舞弊案”。

兩任狀元同時被殺，但時人對劉三吾的評價依然很高，在當時人看來，“三吾為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至臨大節，屹乎不可奪。”

這是一位在當時人看來，“三軍不可奪志”的品行高尚之士，想當初，劉三吾的女婿、戶部尚書趙勉貪污犯法，但劉三吾并未徇私舞弊、利用自己為朱元璋高度信任而替女婿求情，反而主動請求將女婿下獄論法，并且劉三吾還上書自責“素失教誨”，請求引咎辭職、“以勵廉恥”。

據《震澤紀聞》記載，朱元璋時期有一名御史名叫王樸，作為陜西人的王樸剛直不阿，多次與朱元璋直面相爭，最終被朱元璋下令斬首處死，臨刑前，王樸在路過史館時大聲呼叫說：“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樸。”由此可見，在當時朝野正直大臣們的心目中，劉三吾都是值得信賴的人物，其品行、才學，都是朱元璋時期的出類拔萃之人。

另外從劉三吾的角度和立場來說，他作為主考官，雖然也是南方人，但與新科狀元陳?等人既不同省、又不同縣，根本素不相識，當時已經年屆85歲高齡的他，經歷了朱元璋時期動輒殺戮幾萬人的腥風血雨，不會不明白朱元璋的作風，因此他根本不可能、也犯不著為了偏袒南方考生，而將自己置于生死懸崖、甚至連坐族誅的危險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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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官既然不太可能偏袒南方學子，張信等十一人的聯合調查組也認為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榜錄取結果沒有問題，那么，朱元璋為何還要大開殺戒，拿兩位狀元開刀？

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南京）即皇帝位，建立明朝。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曾經在洪武三年（1370年），直接將72名舉人直接錄取為進士；但此后明朝的科舉制一度停擺，恢復隋唐以前的薦舉制，由于薦舉制容易滋生徇私舞弊等問題，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又下令恢復科舉制，并且“三年一試，著為定例”。

科舉制發展至明代后，已經普遍實施了試卷糊名制、考卷謄抄制，以防止主考官認名字、認筆跡徇私舞弊，科舉制度空前嚴格。

在考試級別上，明代科舉考試分為童試、鄉試、會試和殿試等多個層級，經過童試等地方選拔的，稱為“秀才”；通過鄉試等省級選拔的，稱為“舉人”；舉人們到京城參加由禮部主持

的會試，會試中式者，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

在明代，殿試不黜落考生，只是對考生重新排定名次，選中者統稱為“進士”，其中第一名稱為狀元，第二名稱為榜眼，第三名稱為探花。

從隋唐開始興起的科舉考試，讓無數學子為之癲狂，在唐朝安史之亂以前，科舉考試的霸主，基本都是北方人。

以唐朝狀元為例，在安史之亂（755年）爆發前，詳細知道籍貫的8位狀元，有7個都是北方人。

但是安史之亂（755-763年）以后，北方逐漸衰落，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逐漸從黃河流域，遷徙到江淮流域，大約從唐武宗會昌年間（843年前后）開始，來自南方的狀元人數逐漸增多，從公元843年至 907年唐朝滅亡，64年間，秦嶺、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區，相繼出現了11位狀元，約占這一時期狀元人數的 31.4%。

唐朝滅亡以后，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持續戰亂動蕩，在大量人口南遷和經濟中心南移的背景下，北方支持讀書人的經濟和文化基礎都受到了嚴重摧殘，經歷中唐、晚唐和五代十國歷時兩百多年的動蕩后，北方在文化上逐漸式微，而政治相對清平的南方，其經濟文化開始全面崛起。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后，盡管北宋未能收復今天北京一帶的燕云十六州，但其領土仍然基本涵蓋了今天的南北方區域，從宋仁宗朝時期（1022-1063年）開始，在科舉考試中，南方考生的全面崛起，已經勢不可擋。

據史料記載，在宋仁宗朝代以前的北宋，明確籍貫的27名狀元中，南方人僅為6人，占比21.4%；然而宋仁宗時期開始的30名北宋狀元中，南方人卻高達21人，占比高漲到了70%。

而從進士數量來看，在現在可以考據的北宋進士9630人中，其中南方諸路（省）為9164人，占比高達95.2%；北方諸路（省）僅為466人，占比僅為可憐的4.8%。

另外在后世揚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韓愈、柳宗元；宋代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歐陽修）中，除了韓愈（河南人）、柳宗元（山西人）兩位唐朝名家是北方人外，宋代的六位“唐宋八大家”全部是南方人：其中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個人，是今天的四川眉山人；王安石是江西撫州人，曾鞏是江西南豐人，歐陽修是江西吉安人。

韓愈畫像

可以說，唐宋八大家的籍貫所在地，和北宋進士的南北方籍貫對比，也反映出從北宋開始，秦嶺淮河以南的南方考生，就已經在科舉考試中，開始碾壓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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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自安史之亂以后，北方持續動蕩、南方持續發展的結果，這種南北方經濟文化發展的全面失衡，反映出來的結果，就是從北宋時期開始，南北方在科舉考試進士錄取人數上，越來越嚴重的失衡，但這種狀況，在元朝時期，一度因為制度安排有所均衡。

1127年北宋被女真人滅亡后，偏居南方的南宋更加著力發展經濟，進一步為南方的經濟文化夯實了根基；1279年崖山之戰南宋徹底滅亡后，歷史全面進入了元朝時間（1271-1368年）。

蒙古人全面入主中原后，忽必烈對推尊孔子、提倡理學很是積極，在元朝一度恢復的科舉考試中，蒙古人規定，會試考生為三百人，其中蒙古人75人、色目人75人、漢人75人、南人（原來南宋治下的漢人）75人；在錄取比例上，蒙古人也平均分配，規定最終錄取的100名進士中，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比例各為25人。

而在朱元璋看來，元朝統治盡管只有97年時間，但蒙古人統治在北方士子中，仍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跡。

1368年明朝建立后，同年大將徐達北伐中原攻陷大都（北京），盡管元順帝逃亡漠北，但當時北元在漠北、遼東、西北和云南等地仍然保留有強大軍隊，其中占據寧夏、甘肅一帶的擴 廓帖木兒，“騎兵十萬，步卒倍之”，經常進犯蘭州；在遼東，北元太尉納哈出則擁兵二十萬，屯于遼河流域的金山。

史書記載，在1368年明朝建立后，當時北元“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愷仗，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

當時，盡管北元被趕出了中原大地，但依托在各地遺留的強大軍隊，僅僅朱元璋執政時期，元朝殘余勢力就對明朝北邊展開了十次大規模侵擾進攻，為了反擊，朱元璋則在1368年后，先后組織了17次大規模反擊，最終在明朝建立二十一年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朝大將藍玉率領15萬大軍，最終在捕魚兒海（貝爾湖）之役中，徹底擊敗了北元最后的主力軍，此后北元國力徹底衰頹，不再使用大元國號。

面對明朝建立后，北方邊境這種復雜的政治戰爭局勢，性情多疑、手段殘酷的朱元璋非常敏感，當時，明朝在1368年建立后，明朝境內尤其是北方地區，仍然有不少讀書人死忠于元朝，并以元朝遺臣、遺老自居，或“身在江南，心思塞北”，或“詐死佯狂，求解職事”，總之就是不愿意臣服明朝，“以不忘故國（元朝）也”。

因此，如何籠絡北方讀書人的人心，是明朝初期的政治大事。

在朱元璋看來，他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恢復三年一考的科舉制，就是不僅僅要完成在政治上的光復，而且還要實現文化上的光復，所以科舉制對于籠絡北方的士子和人心，無疑是重中之重。

朱元璋畫像

面對明朝建立初期，和北元勢力仍然處于拉鋸交戰的復雜局面，如何確保內部尤其是北方的人心安定，如何拉攏北方讀書人的人心，可以說，在明朝初期，是一等一的政治大事。

所以，偏偏就在這種復雜的政治軍事文化背景下，發生了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榜事件，以致北方士子集體上疏抗議，并到處鼓噪考試選拔不公，如果在從前或以后的朝代，這或許可以理解，但是，這是在與北元激烈對抗的明朝初期，無論是政治、軍事還是文化，在各個層面上，明朝都不能輸，也輸不起。

所以，作為開國皇帝，朱元璋，內心深處對秉持考試公平、卻不講究政治正確的考官劉三吾，以及主持復查的老狀元張信等人，內心無比惱火。

當時，朱元璋考慮到“北方人士服屬于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頗欲以假科舉名以籠絡之”，但是，單純從考試公平原則出發的劉三吾、張信等人，卻沒有看透朱元璋懷柔北人的“宏圖遠略”，于是，在南榜事件之后，手段毒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最終決定以簡單、粗暴、極端的方式，來解決由于南榜事件引發的北方考生騷動不滿問題。

在讀書人劉三吾和張信看來，這是一場純粹的考試公平問題；而在開國皇帝朱元璋看來，這則是一個有關帝國開邦、對抗北元、鎮撫人心、安定北方的政治遠略問題。

思想單純的讀書人，沒有領略開國皇帝的宏圖遠略，如果碰到一位像劉秀一樣的開明皇帝，或許只是挨一頓訓、降職或貶官了事，但碰到一位像朱元璋一樣出身草莽、手段毒辣的開國皇帝，這注定又將是一場腥風血雨。

對于在胡惟庸案、李善長案、藍玉案，以及郭桓案、空印案等案件中，動輒誅殺幾萬人、前后殘殺二十萬人的朱元璋來說，即使是在建立大明帝國后，他虐殺、殘殺、無理株連酷殺的愛好，隨著年齡的增長，始終不曾根除，因此，對于朱元璋來說，在南北榜案中，殺掉兩位狀元和幾個主考官，平息下北方考生的怒氣，實在是太輕松了。

對于一位將動輒殺人，作為政治權術的帝王來說，這實在不值一提。

不僅如此，朱元璋還宣布將南榜中中舉的全部52位南方考生，“俱不刻《登科錄》”，也就是說，他還宣布，南榜的考試成績，無效。

在朱元璋的刻意安排和親自閱卷提拔下，在當年六月的北榜中，在三月的南榜殿試中落榜的山東人韓克忠，最終被錄為狀元；另外一位山東人王恕被錄為榜眼；山西人焦勝則被錄為探花。

此外，還有58位北方考生被錄取為進士。

在南榜事件之后，集體鼓噪的北方考生們，最終踏著兩位狀元陳?和張信的人頭和血泊，在帝國政治中走上了金鑾殿，高中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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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兩位狀元被殺，南榜進士被撤銷功名，但南北榜案的遺波，并未消失。

南北榜案之后，根據有心人統計，在整個朱元璋執政的洪武時期，包括南北榜在內，共錄取各科進士共867人，其中南方籍620人，占總數達71%。

盡管朱元璋開始有意矯正這種南北方科舉考試全面失衡的局面，但南北榜案后的第二年，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71歲的朱元璋最終病逝。

大明帝國的南北方文化嚴重失衡問題，仍然沒有得到矯正，也難以矯正。

此后，在朱元璋之后的建文帝時期，共取進士106人，其中南方籍89人，占總數的83%；

到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時期，共錄取進士1819人，其中南方籍1519人，也是占比83%。

面對這種南北方文化成績全面失衡的局面，為了延續朱元璋的政治策略和改革思路，同時也是兼顧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原則，于是，到了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時期，作為江西吉安泰和人的大學士楊士奇，也看到了科舉考試中南北考生錄取失衡的問題嚴重所在。

于是，楊士奇向明仁宗提出，應該在科舉考試中，分為南北兩個區域分別取士，并提出應該按照“南六北四”的比例，分配科舉進士的錄取名額。

楊士奇指出，當時北方士子由于長期在科舉考試中大規模落敗，以致對讀書上進和進入帝國官場意興闌珊，“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怠惰成風。”

對于楊士奇的建議，明仁宗也深以為然，并計劃開始實施南北分卷制度，可惜，執政未滿一年的明仁宗朱高熾在1425年猝死，南北分卷未能及時實施。

楊士奇畫像

一直到兩年后的宣德二年（1427年），明仁宗的兒子、明宣宗朱瞻基最終將南北分卷制度付諸實施，并按照“南六北四”的比例錄取進士，以實現科舉考試的區域均衡，將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并舉齊驅。

到了明代宗朱祁鈺時期，景泰五年（1454年），明朝最終將南北卷制度，詳細劃分為南、北、中卷制度，其中還對南、北、中卷所屬地區進行了詳細劃分，其中規定：

南卷，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

北卷，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陜西；

中卷，四川、廣西、云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在這種分南、北、中區錄取的制度安排下，大明帝國的科舉考試公平和區域公平問題最終得到了有效的均衡，而為了防止部分考生利用規則，考試移民到北區和中區報名考試，明朝官方還規定“妄報中卷、北卷者，本部指名參退”，明確規定，如果查出屬于考試移民，將明確除名處理，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南北區域的考試公平。

在南北分卷的區域公平照顧下，北方的文化教育事業也受到了極大的促進，此后，從唐朝安史之亂后，歷經五代十國和兩宋、元朝動蕩，文化貧弱的北方，開始出現了欣欣向學的局面：

無地不設之學，無人不納之教。庠聲序間，得規疊矩，無間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

這也使得明朝大大增強了在北方地區的人心吸引力，有力促進了明朝中央對北方和邊疆地區的重新控制。

此后，明朝的科舉考試分區制度改革，一直延續到清朝。順治年間（1643-1661年），滿清將中卷并入南、北卷，開始實行南北卷制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南北卷制度最終被廢除，實行分省錄取制度，而這，也是今天高考分省考試制度的由來。

而回顧歷史，這場始自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科舉改革，以南北榜案中兩位狀元的人頭，在殘酷中婉轉促進了歷史的進步。

歷史的每一次前進，經常都滴淌著，無辜者的鮮血。

參考文獻：

黃文：《明初“南北榜”論述》，《綏化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梁姍姍：《從南北榜到定額取士——明代會試取士區域矛盾的合理解決》，《貴州文史叢刊》，2014年第3期

靳潤成：《從南北榜到南北卷——試論明代的科舉取士制度》，《天津師院學報》，1982年第3期

王元林、梁姍姍：《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的博弈——洪武丁丑會試南北榜案重新解讀》，《求索》，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