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掌權：禁令背后的權力游戲揭秘！

朱元璋在宮門上掛上那塊宦官不得干政的牌匾的時候， 大概不會想到， 后來的結果竟然會反其道而行。明朝的宦官危害程度雖然不及大唐， 但在歷史長河里也排進了前三！

明朝的有名有權的宦官大概有這么幾位，明成祖時期的鄭和，明英宗時期的王振，明憲宗時期的汪直，明武宗時期的劉瑾，明世宗時期的李芳，明神宗時期的馮寶，明熹宗時期的終極大boss魏忠賢，以及崇禎帝時期的王承恩。

盡管如此， 明朝的宦官干政和東漢以及大唐相比， 仍然存在著本質的不同， 這一點我們會在稍后進行討論。

朱元璋即位以后， 鑒于前朝歷代多有宦官干政誤國，因此對宦官干預政治深惡痛絕， 特意立了一塊牌匾， 上書：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并且對宦官做了諸多限制， 比如宦官不得認字，不得兼任外臣，品級不得超過四品等等。

歷史的走向并不一定老朱的意志為轉移， 不僅僅是在對宦官的限制上， 朱元璋在任期間，廢除丞相， 頒布大明律，限制宦官，打擊貪污，可以說為后世子孫安排好了一切，但事后來看， 除了大明律通行后世，其他幾項基本都死灰復燃，大明朝的官員貪污比起前朝歷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丞相雖然廢除，但取而代之的內閣盡管不能和丞相制度相比， 但卻一樣成為文官集團對抗皇權的工具。而朱元璋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的宦官干政，在隨后即死灰復燃，伴隨大明王朝到滅亡。

太祖泉下有知， 不知是否會拍棺而起。

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南下， 最終取代建文帝稱帝， 在這之中宦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明成祖朱棣對宦官比較信任， 宦官的待遇相對有所優化，開始允許教官入內教宦官識字。另外由于民間對朱棣篡位多有非議， 以及流傳的建文帝流落民間的傳說，使得明成祖朱棣不得不加強對外的監管， 加上對錦衣衛的不信任，于是設置了由宦官掌控的明朝特務機構東廠。

東廠由皇帝親信宦官擔任， 直接對皇帝負責，可以不經司法機構批準， 隨意緝拿審判臣民， 這是明朝宦官干預政事的開始。后來的西廠也不過是在這一基礎上的加強而已。

明成祖朱棣時期的鄭和，盡管深得信任， 他的主要功績還是在七次下西洋上， 而非在朝廷的權利。鑒于朱棣對朝政的控制力，明成祖時期的宦官并未對政權形成太大的干預。

等到朱棣的孫子朱瞻基即位， 明朝在皇宮內設置了專門供宦官識字的學校——內書堂，選用翰林學士四人專職教授宦官讀書，因此后來的宦官大多略通文墨。

講宦官政治之前，我們就不能不提明朝的內閣制度。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以后， 鑒于充沛的個人精力 ，老朱身兼皇帝和丞相二職，對于各地呈上來的奏章親力親為，經常忙到半夜，后來累到不行只好挑了一個大學士來做秘書。后來的皇帝并非都像他這么勤奮，一個秘書已經完全解決不了問題， 于是就要增加秘書的數量和秘書的工作量。這些秘書就統稱為內閣大學士，他們上班的地方一般在后來新建的文華殿、文淵閣 ，于是又稱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

內閣一開始僅僅是作為皇帝的顧問，以備皇帝垂詢， 并沒有決策的權力。 但是明朝后來的皇帝確實太懶了，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時期，也就是朱棣以后，老臣組合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入閣，明宣宗批準他們在奏章上以條陳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 俗稱票擬，這種制度后來就逐漸延續下來。內閣也就逐漸獲得了批閱奏章的決策權。在明世宗時期， 在夏炎和嚴嵩主持內閣時期，內閣開始凌駕于六部智之上， 成為明朝的最高決策機構。

于是奏章呈上來以后 ，先有皇帝過目， 然后交給內閣票擬， 再送給皇帝批紅，然后形成文件正式下發。

但是這樣一來，大量的奏章交由皇帝一人去批紅，顯然是非常辛苦的， 于是在明宣宗后期，批紅的事就逐漸交給皇帝的貼身宦官機構司禮監去做，并在明英宗時期逐漸形成定制。于是，由司禮監組成的內廷和由內閣大學士組成的外廷，就逐漸演化形成明朝的決策機構。即所謂“然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于內監之批紅”。

明朝司禮監上下結構引用自知乎博主@海獸，而司禮監僅僅是宦官機構二十四監之一

這種制衡之術，在明朝的政治機構中比比皆是，細心的朋友會發現， 明朝外有內閣， 內有司禮監， 外有六部， 內有二十四監，外有三法司， 內有東廠西廠錦衣衛，外廷有派往地方的總督和巡撫， 而內廷有派往地方的鎮守太監、守備太監。內廷和外廷的機構幾乎是形成了完美的對稱設計。外廷文官集團作為皇帝的臣子，內廷宦官集團作為皇帝的家奴，又彼此合作，互相制約，最后集權于皇帝。

所以說明朝后來的皇帝雖然普遍比較懶， 或者不務正業， 修仙練道玩木工 ，但在權衡之術上，歷代皇帝算計的都非常清楚。這也是為什么明朝皇帝幾十年不上班， 但國家機構運轉正常的一個主要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是文官集團的成熟）

言歸正傳， 司禮監就是明朝宦官操縱政治的大本營。所謂東廠和西廠， 也不過是司禮監的下屬機構， 一般由司禮監掌印太監和秉筆太監分別掌管。司禮監的掌印太監級別最高， 相當于內閣的首輔，被稱為內相，而秉筆太監則相當于次相。原本在明朝初期， 司禮監和宦官機構二十四監里的其他部門沒太大區別， 但是在逐漸掌握了批紅權以后，司禮監就逐漸凌駕于其他各級宦官機構之首。同樣的， 宦官集團利用司禮監這一機構，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 干預明朝的中央決策， 參與和文官集團的政治斗爭，給明朝的軍事、司法、經濟造成了很大的破壞。

而東廠和西廠， 只不過是宦官操縱權力的具體體現。

這種正大光明對朝政的參與， 使得明朝宦官對政治國家各個層面的涉及非常的深入，不僅是在皇宮內部，宦官集團同時還在各地派遣宦官，參與到社會的各類經濟生活中， 為皇帝的奢侈腐化榨取民脂民膏，甚至中飽私囊，江浙滬一帶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萌生地， 深受其害， 大量商戶破產倒閉。而明朝的宦官隊伍數量也因此超過歷朝歷代，在明朝晚期一度達到十萬之余。

明朝宦官問題和唐朝的宦官問題最大的區別是，唐朝的宦官集團由于掌控了禁軍，也就控制了朝政， 也就形成了獨立于皇權的政治力量，他們的權力可以不依賴于皇權而單獨存在，所以唐朝的宦官甚至可以隨意更換皇帝。而明朝的宦官集團，所有的權力來源，都是通過獲得皇帝給與的批紅權實現。

本質上講， 明朝的宦官權力來源于皇權，因此也就只能通過代行皇權來干預政治， 盡管這些宦官也掌控有廠衛等準軍事組織， 但廠衛的終極boss同樣是皇帝本人。一旦皇權不穩， 那么這種權力的合法性就完全消失 ，宦官也失去了操縱政治的合法性。

所以我們看到， 不論是大宦官劉瑾， 還是后來的汪直，甚至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九千歲魏忠賢，其興衰都在皇帝一念之間。魏忠賢倒是對崇禎皇帝有過威脅， 但那也是在崇禎即位之前對繼承人的干預上。相對來說， 宦官權力和皇權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當皇帝對政治比較關注，上班比較勤奮的時候， 宦官的權力就會比較弱小， 相反， 如果皇帝比較懶惰或者幼小， 則宦官的權力就比較大。宦官權勢的巔峰時期， 必然是皇帝最“怠政”的時候。

所以， 終明朝一朝而言，宦官集團盡管經久不衰， 你方唱罷我登場，但基本都無法對皇權形成太大威脅， 更不用說像唐朝宦官那樣改立皇帝。而批紅權總要安排給宦官去做， 不是呂方就是陳洪，從這個意義上講， 不論是誰， 總要有宦官來執掌作為內廷的司禮監，因此明朝掌權的宦官層出不窮，并非是宦官奪權的結果，而是廢除丞相制度以后的必然結果。

所以基于這個原因， 并非掌權的宦官就一定是奸宦，比如大明王朝1566里的呂方的原型人物李芳，以及在萬歷皇帝時期輔佐張居正一同推行一條鞭法的馮寶，都堪稱一代賢宦。

實際上 ，明朝時期的程朱理學大為發展，科舉開始也主要以程朱理學為主，程朱理學里面要求讀書人要講究忠孝信義和具有社會歷史責任感，這種教育思想的滲透，讓當時的讀書人普遍懷有“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的社會責任感，甚至可以為了天下蒼生舍身成仁，為國捐軀。這種彌漫在整個社會的風氣， 也自然影響到了當朝的文臣集團。

因此明朝的文官集團是相當的剛，碰到皇帝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對， 文臣是敢于死諫的。而在這種風氣下， 皇帝甚至不好意思去殺掉此人。否則就是“全其美名”，而皇帝自己也會在這種封建禮教的洗禮下被罵為昏君。（當然文官集團也不是啥好東西，所謂的與皇權的抗爭也不過是為了一己私利而已）

所以海瑞的《治安疏》將一向自我感覺良好的嘉靖皇帝懟的懷疑人生， 后者最終也沒下手殺掉他。

所以在這種社會風氣下日漸成熟強大的文官集團， 既然對皇權是一種掣肘， 因此也對寄居在皇權之下的宦官集團形成抗衡。宦官集團盡管可以操縱東廠西廠，對低階官吏進行迫害， 但對整個政治局面卻做不到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而即便是前文所列舉的掌權大宦官， 也不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新皇帝上臺， 馬上就失勢下臺。

所以， 明朝的宦官勢力，本質上不過是寄居在皇權上的寄生蟲罷了。只不過， 不論是唐朝還是明朝的宦官勢力， 是否形成威脅的，僅僅是對皇權而言， 而最終為貪得無厭的宦官集團買單的， 確是廣大的底層百姓。

這才是封建社會最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