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號上午,我駐日大使館,一名男子翻墻闖入,這人身份很快被鎖定——日本陸上自衛隊三等陸尉村田晃大,更關鍵的是他隨身攜帶了一把刃長18厘米的刀具,且在闖入過程中揚言要殺死中國外交人員。
26號,村田晃大被正式移送檢方。
事件至此,性質已經非常清楚:這是一起現役自衛官持械入侵外國使館、威脅外交人員生命的惡性事件,嚴重違反《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
然而,日本政府接下來的反應,卻表現得極其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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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反常:日本政府的“降級處理”
25號,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在記者會上表態,他的說法是“遺憾”,“本應遵守法律的自衛隊人員因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被逮捕,令人深感遺憾。”
在這段話里,木原稔有意識地回避了三個關鍵點:第一,回避“持刀”這一事實,第二,回避“威脅殺人”這一情節,第三,回避涉事者的“現役自衛官”身份。他試圖將一起政治意圖明顯的武裝入侵行為,大事化小,降格為“非法侵入建筑物”的普通治安事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木原稔的表態中完全沒有道歉,他承諾的是“加強中國大使館安保措施”,強調的“防止此類事件再發生”,完全沒有向中方說一句“抱歉”。
這種回避是有意為之,一旦道歉,就意味著日本政府承認這是一起政治事件,承認自衛隊內部存在極端分子,承認對使館安保存在重大失職,所以日方選擇了一條路:把事實碎片化,把政治問題治安化,把責任個人化。
但東京警視廳公布的行動軌跡戳破了這套敘事,村田晃大在案發前一天從陸上自衛隊蝦野駐屯地出發,經新干線抵達東京,在網吧過夜后購買刀具,次日上午直奔中國使館,這條軌跡鏈條清晰、時間線完整,沒有任何“臨時起意”的模糊空間,完全就是有預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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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反常:小泉進次郎的“慶功帖”
如果說木原稔的表態是政治回避,那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的反應則更值得玩味。
事件發生后,小泉進次郎全程沉默,24小時內,他沒有召開記者會,沒有就現役下屬的嚴重違法行為表態,甚至沒有對中方作出任何形式的安撫,這種沉默,可以說是在故意無視。
但在25號晚上,沉默被打破了,小泉進次郎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內容是稱贊在馬爾代夫完成撤僑任務返回日本的自衛隊員,配文“為他們感到驕傲”。這個時間點很微妙,在現役自衛官持刀威脅中國外交人員、國家面臨外交危機的時刻,防衛大臣選擇了贊美而非檢討,選擇了慶功而非問責。
事件發生后,防衛省內部必然啟動信息上報機制,小泉進次郎作為防衛大臣,作為日本自衛隊的最高級長官,肯定知道事件詳情,但小泉依舊選擇沉默24小時,意味著他清楚地知道這件事的政治敏感性,但仍然選擇回避,待他終于發聲時,卻用一場“慶功表演”試圖稀釋公眾對自衛隊的負面關注,說明他就是不想給中方一個交代,甚至還要大大贊賞日本自衛隊。
第三個反常:日方的邏輯漏洞
面對日方的裝聾作啞,中方不達目的不罷休。我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日媒試圖為涉事自衛官開脫,說這個人的目的“只是想和中國大使交談”。
我外交部發言人的反問是:“你見過未經允許持刀同大使交談的先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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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記反問之所以精準,是因為它擊穿了日方敘事的邏輯,無論嫌疑人是出于政治訴求或極端思想,在他持刀翻越我使館圍墻的那一刻,就已經對中國主權尊嚴構成了實質性的侵犯,所謂“交談”的借口,在法理和物證面前不堪一擊。
目前,日本政府尚未就此事件向中方作出正式道歉,雖然涉事自衛官被移送檢方,但這只能證明日方象征性的啟動了司法程序,事件還沒完。
這起事件說明了三大問題:第一,自衛隊的紀律約束正在失效,自衛隊內部的管控體系存在嚴重漏洞,如果日本連自衛隊員最基礎的行為約束都無法實現,那下梁不正,上梁必歪。
第二,極右翼思想在自衛隊內部的滲透已經不容忽視,村田晃大的行為帶有明顯的政治極端色彩,反映的是日本國內極右翼思潮長期發酵,這是日本的結構性病灶。
第三,日本政府的政治回避正在成為一種制度慣性,從木原稔的“降級處理”到小泉進次郎的“沉默、慶功”,日方在處理對華敏感事件時,已經形成了一套標準操作流程:回避關鍵事實,拖延正式表態,用無關內容轉移視線。
但我外交部態度很明確,“中方和國際社會都在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四個字,分量不輕,意味著中方不滿足于日方目前的處理方式,日方必須給出中方滿意的交代,必須對外交使團安保的嚴重失職給出交代,必須對“持刀闖館”這一行為的政治性質給出明確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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