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幫助過上百個孩子，唯獨TA咒我不得好死｜有愛孤兒院18

大家好，我是陳拙。

我身邊當了爸媽的朋友，對一個事特別頭疼：孩子暴躁，總是任性發脾氣咋辦？

每當聽到這些煩惱，我就推薦他們去讀【有愛孤兒院】，因為作者紀良安，對這個事特別有發言權。她是一位兒童康復師，在孤兒院工作，十多年來照顧過200多個孩子。

其中就有一個孩子，紀良安對她的付出特別多，為她學習營養學和遺傳學知識，自費給她報興趣班、送她去參加活動，還得給她找到一對養父母。

可是這個孩子，特別討厭紀良安，罵她、打她，一張嘴就是咒她出門被車撞死，甚至有一回直接報警，說福利院的人在“虐待兒童”。

紀良安覺得這樣下去不行，于是叫齊了福利院所有阿姨、老師、保育員，她說：

“你們必須跟著她一起，說我的壞話。”

我在兒童福利院工作過18年，幾乎所有孩子都喜歡我，和我有著深刻的感情，有的甚至將我視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唯有一個叫楊夕的孩子例外。

我們沒有過親昵的動作，沒說過一句親密的話。她仇視我，處處與我針鋒相對，甚至親口說過，盼著有一天我被車撞死。

我對她的付出，比絕大多數孩子都多。為她，我深耕罕見病，學習很多營養學和遺傳學的知識，還強迫自己扮演一個壞人，無數次崩潰到要看心理醫生。

知道她有演講天賦，我自費送她去上興趣班，到外地參加比賽。

在她九歲那年，幫她找到一個最合適的收養家庭。

這些事，我不盼著她能理解，只希望在她離開中國時，能和我說句再見。

早在她走的前一天，我就到兒童福利院門口斟酌出一個絕佳位置。我知道養父母接她時，車子停在哪里，我演練她走出大門的步伐，我知道，自己站在那里，她是避不開我的。

那一天來臨，她在門內和福利院的阿姨、老師依次擁抱，我站出來杵在門口，找到屬于我的位置，期待她能像對其他人一樣，哪怕沒有擁抱，至少說一句：

“我走了，再見。”

可是她沒有抬頭，也沒有看我，靠著墻邊繞過去，上車，走了。

我在福利院一直負責情況復雜的孩子，然而接手三歲的楊夕，還是超出我的預期。

她患有苯丙酮尿癥。這是一種罕見的遺傳代謝病，身體處理不了蛋白質里的“苯丙氨酸”，所以她不能吃含有蛋白質的食物，只能食用特殊的飲食（特制氨基酸粉+嚴格限制天然蛋白）維持健康。

尤其在六歲前大腦發育的黃金年齡，食用含有蛋白質的食物，將造成不可逆的腦損傷，情況嚴重的話，可能變成智障。

在家里，孩子的飲食習慣可以培養，只要父母和孩子一樣吃清湯寡水的飯菜，孩子沒見過其他飲食，也就慢慢形成習慣，但在福利院很難做到。

別的孩子都要正常飲食，除了一日三餐，還有零食供應。楊夕的“安全飯”要么就是特制的低苯丙氨酸淀粉、米，沒有香味，口感偏向粉類，比較爛，要么就是很健康的蔬菜，哪里比得上奶、蛋、肉、魚、蝦、堅果和零食？

其他孩子吃的時候，她只能眼巴巴地看著。

作為楊夕的主管老師，我負責她的一切事宜，包括醫療、健康、教育、收養等，其他工作人員、保育員在照顧楊夕時都要聽我的。

我做出的第一個決定就是在廚房、食物儲藏間、飯堂、居室等等所有擺放食物的地方都安裝監控，柜門鎖起，在她身上也放置運動記錄儀，而她的每頓飯，都必須由保育員阿姨盯著，進嘴的每一口吃的，都需要我同意。

因為我發現，楊夕總是躲在暗處，想要趁別人不注意偷吃，像一個小小獵手。

其他孩子用餐時，阿姨們都很忙，我怕她偷吃別人的飯，于是每到飯點，就把她拖進一個單獨的房間。

每次拖她進屋，她要么坐在地上負隅頑抗，要么給我的手臂咬得淤青，再長大些，還拿不知從哪學來的話咒罵：“我要毒蛇把你的血都吸干，你被五馬分尸。”

我把蘋果切塊，上面畫出很多小點點，告訴她這些點點是氨基酸，藏在魚、奶、肉里，但是她吃了是沒有辦法代謝的，會變成傻子，還特意在網上找出視頻，嚇唬她。

楊夕看著我，將信將疑。沒過多久，又鬧騰起來，指著福利院里另一個孩子沖我嚷嚷：“他們也有病，她插著管子都能吃，我為什么不行？”

我說：“她不能洗澡、跑步，但是你可以，你們的病不一樣。”

等到我再拽著她進屋，她干脆嘴里嘟囔：“反正你就是看我不順眼，餓死我算了。”

楊夕平等地看不慣所有不給她食物的人。福利院里誰和她說話，她都愛答不理。

阿姨要抱抱她，她就躲開瞪人家，或者干脆咬人家，阿姨給她梳小辮，說我們夕夕真好看，她愣是拆掉了，嘴里來一句，好看個屁。

我只能期待她一點點長大，慢慢地接受現實，除此外，好像也沒什么別的辦法。可是楊夕沒有坐以待斃，小獵手一直在等待反擊的時刻。

忽然有一天，院長跟我說，楊夕報警了。

周末到福利院看望孩子的機構、公司很多，其中就有一家醫學院。有一回，這個團隊來給孩子們做體檢、聽診，看牙齒。檢查結束后，楊夕拉著給她看診的姐姐到一個角落，問：

“生病的小孩不能吃肉，零食，雞蛋牛奶，有這種病嗎？”

姐姐說：“沒有吧，零食少吃，雞蛋牛奶是有營養的。每個病人都有病歷，上面寫著不能吃什么，要依據醫生的建議，每個病都不一樣。”

得到這樣的回答，五歲的楊夕啟動了她的“大計劃”。

首先，她暗中觀察哪些人比較陌生，跟我們沒有深度接觸，挑他們問“巧克力”、“棒棒糖”、“牛奶”、“雞腿”這些字怎么寫，要人家寫出來，她再疊成小紙條，塞進口袋、鞋里面。

接著，她揣著這些紙條找到福利院的譚醫生，把自己疊的鳥兒送給醫生，盯著桌上一沓沓的文件袋問，這是什么？

譚醫生說，這是你們的病歷資料呀，我知道你們的情況，可以給你們看病，你們很快就會健康了。

楊夕和譚醫生說，想看看她自己的。譚醫生說你又不認識字，她說那我也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嘛。翻了半天沒有她的，楊夕問：“沒有我的是不是我沒有病？”

譚醫生說，那不是，你要聽老師的話，不能亂吃東西哦。

譚醫生桌上的文件不止是病歷，而是每個孩子自遺棄以來所有的檔案記錄，文件袋外面貼著一張1寸照，只是那天楊夕的資料恰好不在譚醫生桌上。

不甘心的楊夕再三去找譚醫生，每次都送出一只自己疊的小動物。有一回，譚醫生臨時被院長叫走，她馬上翻看文件袋，兩三下就看到自己的照片。

楊夕拿出紙條，尋找資料里“巧克力”、“雞腿”這些筆畫，沒有！

她當然找不到。病歷里寫的是：

“嚴格限制天然蛋白質攝入、嚴格控制苯丙氨酸攝入，禁止食用普通乳類、蛋類、肉類、魚蝦、豆制品、堅果等高蛋白天然食物，終身服用低/ 無苯丙氨酸特殊醫學用途配方粉，保證優質蛋白質、必需氨基酸、維生素及礦物質供給，維持正常生長發育。”

證明自己“沒有病”，楊夕開始尋找求救的方法。性教育課上，義工老師告訴大家，如果異性摸你們的一些部位，要立刻告訴老師或者阿姨。

楊夕搶著問，如果老師、阿姨不在呢？義工老師說，那就找警察叔叔，打電話110。

于是她趁著保育員阿姨給其他孩子洗澡時，偷偷溜進辦公室，撥出號碼，說出那句自己演練過很多次的話：“警察叔叔，我是福利院的小孩，福利院老師虐待我，不給我吃飯，你們快來救我。”

警察問：“是一點也不給你吃嗎？你每天餓肚子嗎？”

楊夕說：“也不是，吃飯時他們會把我關起來，給我牲口吃的食物。”

警察問：“這個電話是你在福利院打的嗎？”

楊夕說：“是的，我趁別人不在打的電話。”

“我們會去了解情況，如果屬實，一定會救你的。”

兩天后，楊夕終于等到過來“營救”她的警察叔叔。

她看見警察走進院長的辦公室，于是把托馬斯小火車搬進走廊，假裝玩耍，偷偷盯著辦公室里的情況。沒過多久警察出來，和院長握握手，笑著走了。

楊夕的“大計劃”就此失敗。

警察走后，院長將我叫到辦公室，讓我再想想辦法，這樣下去的確行不通。

我其實挺理解楊夕。每天在“小黑屋”吃飯，她總是趴著窗戶，臉擠壓在玻璃上，望著其他小朋友的餐桌。

我一進去，她就從窗邊回到座位上，瞪我一眼，邊吃邊朝玻璃那邊望著，其實她看不到其他小朋友的餐桌，但她還是往那邊望。

于是我在那個屋里擺了兩張小桌，她坐一個，我坐一個，每次吃飯我都和她一起吃，我的飯也是清湯寡水，白粥、清炒白菜、清炒豆芽……看上去清一色，和她的飯很像。

她沒脾氣了，只能邊哭邊往嘴里送飯，眼淚都掉進飯里。

“那幾年我每天和她吃清湯寡水，晚上出去偷吃，塑造了我成年后最瘦的時候”

五歲的她，還是不能理解自己身上奇怪的病。

我看著她委屈的模樣，把她的碗挪到旁邊，再次和她解釋：“夕夕，我非常愛你，可是你的病就是這樣，我只是愛你與愛其他人的方式不同，你長大就會明白了。”

她推開我，冷冰冰地說了一句：“你別碰我，你不要叫我夕夕。”

每次我進來和她一起吃飯，她都把桌子推到離我遠一點的方向，把椅子轉過去一點，讓我看不見她的臉。

課堂上，她一看見是我，就趴在桌子上睡覺，我買的玩具也從來不玩，跑到一邊玩其他舊玩具。

她要么叫我“喂”，要么喊“丑八怪”、“蠢驢”，我只要碰她，她都會拿起手邊的玩具砸我，生氣時還說：“你今天晚上就會被星星砸瞎”，“被馬踢到腦袋開花”。

為她，我把食物做成花朵、兔子、小熊的形狀，變著花樣分配食物，還通過演講，籌集她的專項捐款，將她的資料翻譯成各國語言，這樣她的特制食物也許就能多一個種類。

我向來喜歡有挑戰的、脫離舒適區的工作，所以福利院分配給我的孩子，都是情況非常復雜且難搞的，但是我沒有想過，楊夕會讓我這樣受傷。

見她打我、罵我，院長都于心不忍，常常請我吃飯，安撫我的情緒。我只能擦干眼淚，忍著委屈說：“沒事，她長大以后會感謝我刻薄的堅持。”

但是真正讓我擔憂的，不是這些，而是她現在五歲，正是性格要定型的年齡，我不能讓仇恨成為她性格的底色。

報警事件后，楊夕不再像以前一樣和別人作對。以前阿姨要拉她手，她都甩開，再附贈幾句惡毒的話，現在她都任由別人，沒有熱情，也沒有抗拒。她常常一個人坐在角落里，托著下巴，有人靠近她就默默走開。

“放棄掙扎”的楊夕，每天都抱著這只玩偶熊

看到她現在的樣子，我冒出過一個念頭：“要不算了？”

比起健康，我不想她是一個不相信愛的孩子。這念頭只存在了一分鐘。她變成一個傻子，愛，她也不會感受啊，到頭來什么都沒有。

那有沒有什么辦法，讓健康和愛同時兼備？

我冥思苦想得不到答案，直到有一天，福利院里一個腦癱孩子給了我靈感。那天，我在康復室對他進行Bobath療法（神經發育療法），僵持住（他不想再做）的時候，他突然問：“你幾點下班？”

我問：“你要干什么？”

他歪著嘴說：“你下了班就是好媽媽了。”

我搖搖頭苦笑，突然想到對于楊夕來說，只有我“上班”，其他人都是好媽媽，這樣不就行了嗎？于是我跟院長說：“請你明天開會時要求所有人配合我，我要演一場可能持續十年的戲。”

第二天開會時，所有阿姨、保育員都到齊了，大家齊刷刷地看著我，我跟他們重新講述楊夕的情況，接著說出自己的計劃：

“我需要大家配合我，你們要在楊夕面前表現出不給她吃飯，是因為你們怕我，得聽我的，是我不讓她吃，還要在楊夕面前說我的壞話，但是你們愛她，理解她，可憐她，讓她愛你們所有人。”

最早和院長吐露這個想法，他走到我面前說：“你夜班上糊涂了？”

我說：“她的病沒法你好我好大家好，總得有壞人。如果恨意不能避免，那就降到最低，這樣她對這個世界也能充滿希望。”

院長倒了一杯茶，遞給我說：“我知道楊夕是怎么對你的，應該沒有你和其他孩子的那種感情，你怎么想的？”

我說：“不是感情，是職業信仰。”

我是一名專業工作者，接手一個孩子，就有責任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窮盡一切可行的方式，做到人力范圍內的最好。

我和孩子當然會產生感情，但那不是我投入的原因。我只是基于專業，幫助孩子更健康地成長罷了。

初入福利院的前幾年，我確實是情感陪伴型的社工，但漸漸發現，真正能救助孩子的只有專業。別的孩子的健康是一場手術、多年的護理，但楊夕和他們不一樣，我要足夠堅硬，才能扛下去。

院長被說服，第二天開會他支持我，就這樣所有人達成一致：

福利院只有我一個壞人，其他人都是愛楊夕的。

為達成目標，我在微信群里制定了規則，一個小組的阿姨要定時定量在楊夕面前說我壞話，我要檢查。

楊夕小時候把紀良安的照片都畫鬼臉，會寫字后寫“丑八怪”

這還不夠，想要演好這出戲，我還需要楊夕的伙伴配合。

十歲的小璇是楊夕在福利院里的好朋友，性格文靜隨和，每次楊夕和我吵完架哭一鼻子都是小璇抱起她，安慰她，逗她玩，我決定讓小璇成為我的“臥底”。

我把小璇叫到辦公室，問她愿不愿意幫我一個忙，小璇很高興地說，當然愿意。

我說，可是這個忙可能很久，可能要一輩子。接著說出楊夕的事情。

小璇抱抱我，“我知道你一定很傷心，我能幫什么忙？可以不讓你那么傷心。”

我笑著搖頭，“我要你幫的忙，不是讓我不傷心，是讓她不傷心。”

小璇歪著腦袋不明白。

我說，現在有一個辦法可以改變，就是你和我故意發生爭執，你在她面前故意表現出你也仇視我，你們就成為一個同盟，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就是我，那她就會聽你的話了。

小璇聽著一直搖頭，“不不不，我不行，我最喜歡你了，我演我也不會。”

我摟著小璇說：“你可以的，你是最善良的孩子，你理解我，也理解楊夕，她沒有錯，我也沒有錯，我們只需要吵兩三次架，她就會信任你了。”

小璇接著問：“那她信任我之后呢？我要做什么？”

我說：“你就告訴她，報復一個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愛除了她以外的所有人。你對所有人都很好，那個人就會很傷心、很難過。”

小璇捂著耳朵，“不不不，那怎么能行，這樣你太可憐了。”

我把她的手拿下來，說：“她現在仇視所有人，她要學會愛，她的恨只有一個人就是我，除此之外，她的內心仍然是有愛的，溫暖的，美好的。”

小璇哭了，緊緊地抱著我，“以后只要有機會，我一定會讓楊夕明白你有多么愛她的。”

“不行，這件事你必須要保守秘密，除非有一天她明白了自己的病，否則你絕對不能把我們串通的事告訴她。”小璇一邊流著淚一邊點點頭。

“那要到什么時候？”小璇可憐巴巴地望著我。

“可能她十幾歲甚至成年以后，也可能是一輩子。”

小璇緊緊地抱著我，摸著我心臟的位置，說：“我替她說對不起。”

于是我和小璇達成一致，她去引導楊夕，以愛所有人的方式懲罰我。

楊夕找到了組織和同伴，看到別人說我壞話，她滿意極了。每周，我都去監控室看楊夕的生活畫面，看到她幫阿姨照顧小孩，牽阿姨的手，摟著阿姨的脖子親昵，我想我應該成功了。

就在我以為，我已經窮盡所有可能，做到最好的時候，意外還是發生了。

楊夕七歲那年，一天保安給我打電話，說在監控里看到楊夕偷吃。

研究她的病那么多年，我好歹也算半個專家，知道絕大多數情況遵循低苯丙氨酸飲食，偶爾一次高峰值不會立刻帶來腦損傷。

我那天休息，立刻打電話給值班工作人員，不要訓斥她，用柔情的方式和她好好說，讓她如實說究竟吃了多少，我立刻去福利院。

楊夕說，她在一位阿姨的工作服口袋里發現一塊巧克力，吃半塊就扔掉了，太難吃了。

監控顯示，她確實只是拿了衣服口袋里的。后來問阿姨，說那是88%的純巧克力，可能她覺得苦才扔了吧。

為避免引起她的反叛情緒，我暫時沒有出現，在辦公室指導工作人員給她喝水，每小時50毫升，定時去看著她喝水。

苯丙氨酸主要靠肝臟代謝，苯丙酮尿癥孩子缺的是肝臟里的酶，所以苯丙氨酸會堆積在血液里，水多了，血液被輕度稀釋，濃度不會一下子沖得特別高，血液循環變快，身體代謝會更順暢一點，只是讓峰值不那么猛，并不能解毒。

第二天我出現在福利院，直接拉起楊夕，給她穿衣服，帶她去醫院查血苯丙氨酸，12-24小時濃度最高，結果最準。

她知道自己犯錯，沒有抵抗地和我上車，一路乖乖地蜷縮著，躲在保育員阿姨后面。

到醫院，阿姨說：“你去掛號，我們在這里等你。”

我說：“你們和我一起去。”

診室里，我平靜地對醫生說：“孩子苯丙酮尿癥，今天偷吃巧克力，查一下苯丙氨酸。”

吃多少？什么時候吃的？平常有嚴格低苯丙氨酸飲食嗎？醫生問出一系列問題，我如實回答。

醫生開著單子，留意到我的表情，拍拍我說：“別著急，量不大，平常嚴格飲食，一次高峰不會立刻造成腦損傷。”

說著，她扭過臉對楊夕說：“以后一定不可以吃了，不然會變成傻子，大人都是為你好。”

楊夕迷迷糊糊點頭，可能這是她第一次在除我以外的人嘴里，尤其是醫生這樣的權威角色嘴里聽到這樣的話。這正是我的目的，讓她親耳聽到醫生說的，不是我故意刁難她。

接著就是抽血、檢查，結果還算良好，峰值已經降下來了。但是這件事不能就這樣完了，不然以后一不留神，她還要繼續偷吃。

返回途中我一直沉默，到了福利院，我讓阿姨帶她去居室，自己找到院長。

我說：“我要把她關在倉庫三天，得把其他位置的監控扯一個下來，裝在倉庫，再拉一張單人床，我會安排人定時給她送飯。”

院長皺著眉頭說：“這……不好吧？給點教訓好了，這個多少有虐待兒童之嫌。”

這是我在路上就想好的對策，既然道理講不通，那就讓恐懼修正她的行為。

這不是一拍腦袋想出來的。多年來，我不光在兒童福利院工作，也從事臨終關懷，接手過很多癌癥病患，能讓這些人反思、改變生活習慣的多半都是恐懼。

我義正言辭地說：“你把她交給我，那就聽我的，我們每個人帶孩子都有一個原則，如果合理，其他老師不干預，你覺得不合理嗎？”

院長說：“那倒沒有，但是……”

我說：“要么按我說的來，要么以后我不帶這個孩子了。“

院長最終無奈同意。

我在群里告知所有人，會24小時查閱監控，按時送飯，不會有危險，但必須讓她知道絕對不可以，沒有經過我同意，任何人不能放她出來。

做好這些準備，我到居室拉出楊夕。

她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雖然不情不愿，還是跟著我進了倉庫。

我說：“已經和你說很多遍，我不給你吃是因為你的病，今天去醫院你也聽到了，不是我騙你。你在這住三天，我定時給你送飯，你好好想想。”

她抓著我，哭著說：“我錯了，再也不偷吃了，我以后都聽你的話，你放我出去。”

我扯下她的手，一句話沒說，關門，接著在倉庫門口找了一把椅子，坐在她看不見的位置。

她安靜了兩個小時，漸漸開始哭了起來，一邊捶門一邊哭，罵我被狗熊吃掉，被車撞死，永遠沒有人愛，死得很慘，不管她罵得多么慘烈，我都無動于衷。

她在里面哭，我在外面哭。回溯這四年，我已經被詛咒了千百萬次。我在監控里看她躲在角落里偷偷哭時，每一次，我都和她一樣心碎，但我還是告訴自己，“長大以后，你會感謝我今天刻薄的堅持。”

期間有其他老師來看，有的勸我算了吧，有的安慰我別往心里去，我都沒松口。四年來，她每次體檢都完全健康，如果我不守住邊界，那她就是死路一條。

罵了幾小時后，她開始呼喊福利院所有她能叫得出名字的人，向他們求救，到最后，甚至都喊福利院養的狗了。

三天后，我讓阿姨把她放出來。

自那以后，楊夕不再和我對抗，我的指令她也不會無視，只是再也沒有和我說過話。不過，她和別人依舊友好。懂事、聽話、乖巧，世界依然美好，我已經很滿意了。

倉庫事件后，為了不讓楊夕處處充滿抵觸，我招了一個新社工陳鑫，安排她去管理楊夕，但是背后出決策的還是我。

楊夕和她相處得挺好，每次學校有活動，需要家長和孩子一起就由陳鑫出面，開家長會就我去。

老師說楊夕有演講天賦，告訴我可以培養。

于是我搜了很多演講課程、活動、比賽，一有同齡的、符合條件的我都自費送她去（福利院負責孩子的費用通常指的是剛需，這種課外班通常無法支付）。

有很多是外地的，我就讓阿姨和陳鑫一起帶她去，她們實時和我匯報，并把她的演講錄視頻給我看。

八歲那年，楊夕在一次演講中講出她的病。她沒有提我，也沒有提被關小黑屋，但我看完演講視頻，仍然淚如雨下。

她終于明白了她的病，我也終于看到曙光。

罕見病中心邀請楊夕去他們那里演講。在那里，楊夕看到圖片里患有脊髓性肌萎縮癥的孩子，肢體松軟，軟塌塌的，像烏龜一樣蜷縮著，胳膊、腿都極細。

還有戈謝病，一種溶酶體貯積癥，脾臟腫大，可達到巨大程度，甚至占據大部分腹腔，股骨頭缺血壞死、骨骼畸形、病理性骨折。

楊夕深深震驚了，也嚇壞了，顫顫發抖，她沒想到世界上還有這么多種病。

許老師說：“這里也有很多和你一樣病的小朋友。”

她指著前面一個等待治療的小孩，大概五歲，家長呼喊她的名字，她沒有反應，目光呆滯，護士遞給她一個玩具，她不會抓握，不會玩耍，隨手揮開，繼續搖晃身體。

楊夕走到離她近一點的地方，問許老師，“我可以和她說話嗎？”

許老師搖搖頭，“她不會說話，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聽不懂任何語言。她就是吃了含有蛋白質的食物。你做得很棒，你要繼續維持這樣的飲食，只要你不吃，就是一個健康的孩子，可以上大學，可以去旅行，可以去過你想過的生活。”

楊夕嚇哭了，抓著許老師的手，靠在她懷里，“是……所有吃了其他零食的我這個病的孩子都會變成這樣嗎？”

許老師說，“差不多吧，程度不一樣，但吃了蛋白質都會帶來大腦損傷。你能成為現在這樣非常了不起，你克服了誘惑，現在這么優秀，還可以通過演講給這個病的孩子更多鼓勵和希望，你真的好棒。”

實際上，倉庫事件后的一年多，楊夕沒有再偷吃過，每半年的削減很正常。但是為防止在學校發生意外，我還是打通關系，讓楊夕的同桌監督她。

令人欣慰的是，楊夕似乎真的懂事了，每天都安安靜靜拿著自己的飯回屋吃，其他小朋友吃零食，她也主動回避。

直到那時，我覺得多年的付出和委屈都得到了回報。

這種回報不是說楊夕跟我有多和睦，而是她的人生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不管我的方法有多尖銳，我都覺得自己勝利了。

可是該做的工作依然沒有完成。

早在楊夕六歲那年，我就開始為她物色合適的收養家庭，這并不容易。

這種病需要終身嚴格低苯丙氨酸飲食，且費用不菲（現在醫保可以報銷一部分，但在當時每個月基礎飲食費用花費在6000左右），如果她在福利院生活，成年后跟福利院脫離關系，就要自己負擔這筆費用。

況且成年后，她要有自己的生活。我們這個時代的社交，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約飯、約下午茶，沒有家人要獨自面對，太難了。

于是我將這些年我們的故事，包括那些斗爭、詛咒和對抗等等經歷寫成煽情的文章，為她尋找收養家庭添磚加瓦。

終于在九歲那年，楊夕有了合適的養父母。

他們是一對德國夫婦，父親是神經內科醫生，母親是神經康復師，他們對苯丙酮尿癥非常了解，也對這樣的孩子有感情。

在德國，配方粉、低蛋白米面醫保100% 覆蓋，無年齡上限，藥物、監測、康復、心理干預高比例報銷，成人患者自付比例極低，營養師、社工、遺傳咨詢、家長互助小組非常成熟，社會兒科中心、康復基金會、日間寄宿機構的全鏈條，家長壓力也很小。

這是她最好的歸宿吧，我想。

盡管離開那天，她一句話也沒有跟我說，好像我與她的故事就此戛然而止，連一個像樣的句號也沒有寫下。

但是我仍然告訴自己，沒有關系，在成熟的醫療體系和家庭的支持下，她未來的路，應該會輕松很多。

小璇也離開福利院，去讀大學了。我和她依然保持聯系，每次回來她都約我出來，我們就像閨蜜一樣，喝咖啡，逛街，看電影。

去年小璇約我吃飯，告訴我幾天前楊夕跟她視頻，講了在德國做志愿者的事，“她哭得特別慘，覺得她錯了，錯了這么多年，問我該怎么辦。”

那時我才知道，十三歲時，楊夕成為了Johanniter（圣約翰救援會）的志愿者，主要陪康復兒童游戲、閱讀、畫畫，幫康復師準備器材、整理場地，組織小組游戲等等。

有一天戶外活動，楊夕發現一名三歲的PKU兒童（即苯丙酮尿癥）偷吃零食，她馬上搶奪過去，接著把兒童關在一間圖書室里，去報告老師。

可能時間久了，那個孩子一直哭，老師安撫好以后，楊夕和他道歉，她說：“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愛你的，但是你不能吃，你要聽話。”

結果那個孩子拿起一個玩具，朝著楊夕砸去，用德語罵她，楊夕只能等他情緒平復，再耐心跟他解釋：“我是為你好，我和你有一樣的病，只要你不亂吃，就能健康長大。”

可是孩子推開她，說：”我討厭你，你不要碰我。”

后來老師發現楊夕躲在洗手間哭，安慰她說：

“那個孩子太小了，不能理解，等他長大后就明白了。”

可是楊夕依然覺得委屈，等到媽媽過來接她，她哭著對媽媽說：“我是為他好啊，我見過變傻的孩子，我不想他成為那樣。”

第二天晚上，媽媽來楊夕房間和她一起睡覺。媽媽問楊夕，為什么關起那個孩子，楊夕脫口而出：“她就是這樣的。”

媽媽問：“你是說在中國福利院的老師嗎？你覺得她做的對嗎？”

楊夕抱著媽媽，哭得泣不成聲，“那個孩子只罵了我幾句，我就覺得好受傷，可是我罵了她好多年，那她得多傷心。”

媽媽說：“要不要打電話告訴她，你已經完全理解她了？她一直在等待這一天。”

聽到這些，我眼睛又止不住濕潤。在楊夕離開福利院的近五年，一年總有幾次我和她媽媽視頻聊天，了解她的情況，每次我都想和她說說話，可是她媽媽一問她，她就逃了。

我問小璇，她現在怎么看待我和她的關系？

小璇說，她嘴里一直重復“我該怎么辦”，覺得道歉也沒用，那么多年的傷害怎么能是一句對不起可以抵消的？

我說：“你跟她講，我早不在意了，我是大人，不會和小孩計較的。”

小璇和楊夕聊過幾次，楊夕的情緒好些，提起我，已經不會像之前那樣激動了。

又過了幾個月，我和小璇見面時，她提議給楊夕打視頻。

我沒有出鏡。小璇和楊夕有的沒的聊的，說著說著，她突然告訴楊夕我在旁邊，問楊夕要不要和我聊天，楊夕半天沒說話。

后來小璇告訴我，她手忙腳亂，表情驚慌，沒等說好，我就出現在鏡頭里了。

為了不讓她尷尬，我問她，飲食有沒有亂吃？

——這個我和她之間唯一的話題。

她很慌張，搖擺著手說，沒有沒有，絕對沒有。

我又問了問德國的生活，讓她給我看看他們家，掠過了尷尬。

后來小璇假裝去上廁所，留我和楊夕兩個人在鏡頭前。她一直沒怎么看我，說她現在做志愿者，在康復中心陪伴兒童。似乎想要借此告訴我，這是她彌補我的方式，但仍舊沒有和我聊往事。

掛了視頻，小璇問我，她有沒有和我道歉，我說沒有。

小璇有點失望，我說，不是她倔強，是她習慣仇視我，我也一樣，以前天天想著如何和她“戰斗”，也學不會把她當一個孩子。

“不是這樣，”小璇說：

“楊夕一直在尋找你愛她的證據。她介意的不是吃什么，而是得到愛，我跟你說個秘密吧，是她告訴我的……”

自打楊夕拜訪完罕見病中心，她就在偷偷觀察我。

那年六一兒童節，市里的領導送每個小朋友一枚禮盒，楊夕打開一看有很多吃的，就撂下，回到居室了。第二天起來，她發現禮盒在書桌上，“又不能吃，還放我桌子上干什么，真是的……”

沒想到，打開居然是一個頭戴式耳機和話筒，她問阿姨這是誰的，阿姨說給你的，不知道誰給的，反正禮盒是你的。

楊夕猜，這個人是我。

為證明自己的猜想，楊夕去保安室，說想看六一的畫面。

在監控屏幕里，楊夕看見，我拿走了扔在原地的禮盒。

她悄悄盯著我，看到我騎電動車離開福利院，溜進我的宿舍，發現一個耳麥的大盒子，里面放著我的梳子、眼罩、衛生巾，而盒子封面的圖片和我送她的耳機一模一樣。

把這段秘密講給小璇時，楊夕說：

“嘿嘿嘿，肯定是她送的，她應該是愛我的。”

但是這還不夠，楊夕打算尋找更多證據。

她覺得陳鑫是我的小跟班，什么都聽我的，就找到機會偷看陳鑫和我的聊天記錄，看里面有沒有她。

翻開微信發現，聊天對話框里記錄著我給陳鑫轉錢，給她報班、買東西，讓陳鑫陪她去抓娃娃、到學校參加活動……幾乎都是她。

“她真的是愛我的。”她篤定地跟小璇說。

經過小璇的“撮合”，我和楊夕單獨視頻過幾次，像兩個成年人，分享彼此的生活，不談過去，也不大談她的病了。

她會囑咐我按時吃飯，不要熬夜，我也會告訴她，如果因為飲食抑制情緒不佳，就和我約視頻，我們聊聊天，她點頭同意了。

現在，她會和我分享她的生活，告訴我在康復中心的事，也給我寄過幾次禮物，新年、春節主動問候我，她通常說：“你要快樂哦。”

前幾天我們打視頻，她問我，你怎么不問我吃飯的事了？你不管我了？

我說，你做得很好，而且你有你的監護人了，你不是最討厭我管你了，怎么我不管你還不適應了？

她低頭說，我還是想你管我。

楊夕跟小璇吐露過，她說我管她是愛的一種表現，她不想失去這種獨特的愛。

但是我們沒有更親密的關系，也沒有談及往事。

我沒有問她是否理解我，她也沒有和我道歉過，我們保持著相敬如賓的關系，十多年了，她已經習慣和我的關系只有對抗，而我也習慣了在她面前扮演壞人，我們都學不會情感和親密。

寫下這個故事，可能是我們最靠近往事的行動。動筆前我問她，愿不愿意我寫你的故事？

她想了三秒說，好啊，我就當在你的故事里懺悔。

其實有一句話我沒跟楊夕說過，她今天的樣子，正是五年前她離開時，我最希望的。

記得楊夕離開福利院的前一天，她在收拾行李，有幾個小朋友圍著她，我進來，她看了我一眼，收拾自己的東西。

我給她買了一些衣服、文具、生活用品，遞給她，讓她裝進行李里，她沒有看我，空了四五秒，然后伸手把東西拿過去，放到行李箱里。

這是我們在福利院相處多年來，最“親密“的關系了，她沒有推我，沒有對抗和拒絕，已經是我們關系歷史里最好的時刻。

我把其他小朋友支出去，只留下我們倆，看見她箱子里亂七八糟的，蹲下來，拿出她的東西重新整理，一邊整理一邊說：

“你可以恨我，但是你必須嚴格按照我說的去做，你只能吃醫生給你的食物，無論任何情況都不能違背，除了這一條，你想干什么都行。”

她低頭沉默，我推了她一下，說：“你聽見沒有？”

她不耐煩地說：“聽見了，啰嗦。”

她走的那天，我早上六點多就到福利院了，期待著她能和我說點什么，哪怕只是一句再見，但是沒有。她和所有人擁抱、再見，走出去時刻意避開了我，直到上車也沒有回過頭看我。

但是，現在我相信，那個時刻，她心里是有我的。

我已經找到了證據。

讀完這個故事，我尋思著跟紀良安也挺熟了，就一點沒委婉，問了她一連串問題：“你們做公益的人，都得受這么大委屈？有這樣的情懷和犧牲精神嗎？這也太忍辱負重了吧。”

沒想到紀良安說，幾乎所有公益機構的面試官，招聘的時候都有一條大忌，就是不要太有情懷的，相反，大家都喜歡有責任感的人。

我說，這好像跟我印象中的公益人不太一樣？

她給我舉了個例子。以前她在一家臨終關懷醫院工作，有個學生志愿者，頻繁在背后蛐蛐，因為紀良安老是給他安排一些拿藥、陪診的“雜活兒”，他覺得自己來這，是要做些“刻骨銘心”的事。

直到有一天，一個腦瘤崩裂的病人從14樓跳下來，場面非常慘烈。紀良安讓那個志愿者幫著做簡單的清理，可是他到了現場，卻一直在發抖，什么也做不了。

紀良安是怎么做的呢？她第一時間把身上的工作服脫下來，把病人的臉蓋住，讓護工將在場的所有人請回病房，接著報警，通知殯儀館、院長和家屬。等到警方確認完畢，再為逝者做簡單的處理，安撫當時在場的病患。

“刻骨銘心是需要能力去承接的。”

紀良安覺得，那些對公益懷著一腔熱血，覺得這件事很偉大、很有情懷的人，其實把這個事搞反了。

更好的路徑是，“你看到這些孩子真實的生活，一個個破碎的身世，你憑借著自己的職業責任感，客觀冷靜地為他們準備一個未來，或者一條更健康的道路。”

最后她跟我說，什么時候大家對公益人的想象不是“愛心”兩個字，而是“專業”，公益的春天才算真的到來了吧。

紀良安在兒童福利院工作了18年，從一個完全外行，主打“情感陪伴”的社工，成長為一名專業的兒童康復師。

我們將她一路以來的經歷集結在一起，重新編輯，又寫了一個獨家新故事，放在了《無人知曉的救贖》這本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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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人物、地點系化名）

編輯：火柴 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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