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醫學影像，走到醫保這一關

編者按：自倫琴發現X射線以來，醫學影像走過百年，從讓人“看見”身體，到幫助醫生“看仔細”，再到跨機構“看見過程”。今天，影像數據已走到醫保治理的關口。

醫保影像云專欄正式開篇。作為系列首文，本文將從歷史縱深與制度創新雙重視角，梳理影像數據如何從技術載體轉變為治理要素，探索一條以支付為杠桿、以共享為路徑、以治理為牽引，以統一制度規則為底座，形成可復制推廣、以提質增效與基金安全為目標的“中國式”治理實踐。

敬請垂注后續文章，我們將持續解讀醫保影像云的運行邏輯、地方實踐與未來可能。

1895年11月5日，德國物理學家威廉·康拉德·倫琴發現X射線。這種看不見的射線，能穿過人體軟組織，在感光材料上留下影像——醫學影像就這樣出現了。

當時的人或許并不會意識到，這束光將如何改變人們理解身體的方式、重塑醫療服務的組織形態，乃至影響整個醫療服務體系的治理邏輯。

倫琴拍攝的著名解剖學家科力克的手的X射線照片 圖源：Wellcome Collection

一、第一次躍遷：科學的微光，讓人看見

1896年3月，萬國公報以《光學新奇》為題，第一次向中國百姓介紹了X射線，稱之為“照骨新法”，既新奇，又震撼。

1896年6月，李鴻章訪德期間，因面頰殘留子彈（在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日本馬關進行中日兩國談判時，被日本刺客暗槍擊中左頰。傷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彈頭一直未被取出。）接受X光檢查，成為了中國拍X光片的第一人。他在膠片上親眼看見鉛彈鑲嵌頭骨上的位置，并將其稱為“照骨術”。

1897年12月，點石齋畫報以《寶鏡新奇》為題，報道了西醫柏樂文從美國引進X光機，并當場演示，引得“趨而往觀者甚眾”。此后，蘇州、上海、北平、廣州等大城市醫院相繼引進X光機。

進入20世紀30年代，防癆運動在全國開展。X光機成為肺結核篩查的重要工具，從而推動醫療實踐從“治病”轉向“預防”延伸。這束誕生于德國實驗室的“神秘之光”，開始在中國城市中擴散，折射出社會轉型的科學微光。

1926年，梁啟超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接受了X光線造影檢查。醫學影像由此第一次以被社會精英公開認可、主動示范的方式，進入大家的視野。國人第一次意識到，人的身體，在不經切開、不訴諸疼痛的情況下，被“看見”。

1920年代的醫用X光機 圖源：文匯報

這一階段的醫學影像，解決的仍是基礎問題：讓醫生看見。影像被膠片固定，被裝訂進病歷。其價值，完全依附于醫生個人的經驗和判斷。

二、第二次躍遷：醫學影像第一次成為“數據”

真正的變化，始于制度。

1979年元旦，醫療改革起步。時任衛生部部長錢信忠提出：“要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醫療活動由此被納入可管理、可核算、可配置的系統。

20世紀80年代中期，公立醫院開始推行“院長負責制”。醫院在獲得更多自主經營管理權力的同時，首次直面成本壓力：藥品、設備、人力持續在漲。據老前輩回憶，當時醫院的院長們還需要主動到各地醫藥站，去請求藥品耗材的調撥分配。

信息，開始變得重要。醫院對信息管理的需求開始迅速增長。

1993年，《醫院綜合信息系統研究》獲得國家立項支持。

1995年，中國醫院信息系統（CHIS）問世。隨后，醫院信息管理系統（HIS）逐步鋪開，用于掛號、收費、藥品、床位和財務管理。

但影像信息很快成為醫療信息化的盲區。它量大、分散、難以管理，也很難統計。伴隨著CT、MRI等設備普及，醫學影像數量和數據量快速增長，僅靠膠片和人工管理已難以支撐醫院運行，醫學影像必須進入信息系統。

于是，醫學影像歸檔與通信系統（PACS）開始進入醫院。

2000年，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和企業合作，建成國內較早的全院級的醫學影像系統，中國PACS建設由此從實驗研究階段進入推廣應用階段。

在當時，PACS并沒有改變醫生如何看片子，但它悄悄改變了影像的存在方式——影像第一次成為真正的“數據”。它可以被數字化存儲、調閱、傳輸。同一份影像，可以被不同科室、不同地點的醫生同時查看。這帶來了兩個非常實際的變化：一是膠片沖洗、保存和調閱的成本顯著下降；二是醫學影像在院內的調用效率明顯提高。

在這一階段，醫學影像的價值，從單個醫生的經驗判斷，逐漸變成多學科會診時的共識，數字化讓醫生們看得更仔細。

三、第三次躍遷：跨出醫院的圍墻，醫學影像開始“流動”

如果說前一次躍遷，是醫學影像數據在醫院里“站穩了腳”，那么接下來發生的，是更難的一件事：走出醫院。

這一次，并不是主動的，而是被現實倒逼出來的。

2003年，非典（SARS）爆發。疫情迅速擴散，但信息卻遲滯、割裂。病例信息在不同層級、不同機構間流轉緩慢，導致公共衛生管理決策落后事態發展。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迅速建立了覆蓋五級的疫情網絡直報系統，并加強了中央和省兩級突發公共衛生應急指揮決策系統建設。這套系統證明了這樣一件事：醫療信息，一旦跨機構流動，信息本身就會產生新的價值。

這成為我國區域信息化的一個重要起點。隨后，國家層面開始系統推進“區域衛生信息化”建設，也為“區域影像與區域協同”的實現埋下了種子。

2004年，浙江省啟動中醫醫院醫學影像遠程網絡會診建設。專家通過網絡，根據患者的CT、X光片等疑難影像進行遠程診斷，為異地患者提供具體診斷意見。

2005年，上海申康醫院發展中心成立，“醫聯工程”正式啟動，旨在上海38家三級甲等醫院范圍內，實現各醫院間臨床信息共享，為解決市民群眾看病的難題，并推動各醫院間檢驗、檢查結果互認。

影像檢查結果互認，被正式擺上桌面。

2006年2月，衛生部辦公廳印發《關于醫療機構間醫學檢驗、醫學影像檢查互認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家層面首次明確提出醫療機構間檢查結果互認和檢驗結果互認。

此后近二十年，國家級的文件反復強調互認：2009年“新醫改”定方向，2010年“3521工程”打基礎，政策持續加碼，但現實推進始終不易。

2016年“健康中國2030”再次明確目標。此后持續近十年，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成熟、成本下降、制度的經驗積累，委辦局之間的權責邊界也開始清晰，檢查互認迎來落地“窗口”。

2020年國家衛健委連續發文推進推進檢查結果互認與資料共享，鼓勵通過“資料數據庫”、“云膠片”等方式實現跨機構調閱。2021年進一步明確：“各地優先選取穩定性好、高值高頻的檢查檢驗項目進行互認，形成長期有效的運行機制”。

在地方實踐層面，江蘇在常州試點基礎上推進省域影像平臺建設。患者可通過線上渠道查看影像與報告。浙江、福建省也開始在全省試點推進。上海、重慶則以城市數字化轉型為契機，實現了市、區兩級所有公立醫療機構互聯互通互認，并取得全面覆蓋率和較好互認率。檢查互認從“文件要求”走向了“省域以及城市級落地”。

2022年2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醫保局等聯合印發《醫療機構檢查檢驗結果互認管理辦法》，并進一步明確了衛健體系的醫療質量與安全的核心要求。檢查檢驗結果互認工作進一步提速，進入高質量發展的全新階段。

這一系列演進，本質上也是對前衛生部部長陳竺在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談到機構改革的回應。當時他直言希望推動醫保、醫藥、醫療“三醫聯動”，強調走向統籌治理。這一判斷，實際上也為后來的醫保數字化治理埋下伏筆。

當管理職能不再割裂，數據成為彼此共同的語言，互認就不再依賴“醫生自覺”，而是被納入一套可運行、可監督、可持續的治理體系之中。醫學影像也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出醫院，進入區域協同服務與治理的視野，承擔跨機構協作與惠及群眾的功用。

四、醫保影像云：“中國式”的治理路徑

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躍遷，發生在最近。

2024年12月1日，在南京鼓樓醫院的一間診室中，一位醫生實時調閱到了一名來自貴州的患者的頸部核磁共振原始影像。這是一次跨省、實時、可驗證的調閱。

這關鍵的一步，并不是因為技術陡然突破，而是因為醫學影像數據的組織方式變了。過去很多年，影像互聯互通提的很多，真正落地卻很難：誰來認？誰負責？醫院擔心風險，醫生擔心責任，地方之間缺少統一的規則框架。技術可以解決“能不能傳，怎么傳”，卻回答不了“怎么辦”。

在這樣的背景下，醫保影像云，它把“醫學影像數據共享”從醫院間的協作，拉進了多部門協同治理體系里，并帶來了四點非常實際的變化：

1.多部門協同，確立方向。醫保局、衛健委等多部門聯合部署檢查檢驗結果互認共享工作，明確并完善了醫保配套政策，為“醫保影像云數據共享中心”等共享模式提供了頂層設計支撐。“檢查互認”與“醫學影像數據共享”不再只是政策倡議，而是進入制度化推進。

2.支付牽引，機制重塑。醫保以支付規則為杠桿，將共享的要求寫入了影像檢查的“基因”。《放射檢查類醫療服務項目價格立項指南》明確了實體膠片從價格項目構成中剝離，取而代之的是“數字影像處理上傳與云存儲”服務。這看似是費用結構的調整，本質上是以支付為杠桿，把處理、存儲、上傳、共享等要求嵌入影像檢查服務鏈路。

3.標準與治理，同步推進。與以往“給出原則，先建系統、再補規則”的方式不同，醫保影像云一開始就同步推進，醫保影像云索引、索引上傳試點、進一步做好醫保影像云試點、索引質量控制參考指引等文件陸續出臺。影像不再停留于“能不能上傳”、“上報了就算”，而是被要求“構建索引、開展校驗、推進質控”。這意味著從運行首日起，醫保影像云就要考慮構建可治理、可演進的基礎設施與服務體系。

4.地方探索，積極實踐。從上海、江蘇等地率先完成部署與上傳數據，到常州市影像大數據賦能醫保高質量發展的服務示范，濟南市率先完成服務集采，再到貴州、河南等省份相繼開展帶量采購服務，直至全國醫保影像云跨省調閱閉環運行。這一模式并非單純自上而下的設計，而是在多地反復實踐中迭代成型，也正是其可復制、可推廣的生命力所在。

“這一次，區域醫學影像將借醫保影像云‘一張網’真正流動起來。它像一條‘數據高速公路’，當治理等規則逐步確立，過去因‘信息孤島’形成的‘信息天塹’，將被持續打通，未來可期。”參與過國家《“醫保影像云索引”方案》編制的資深專家徐輝先生這樣說。

在這一刻：

患者，可以便捷查閱自身影像數據，減少重復檢查；

醫生，可以跨機構調閱影像，提高診療連續性；

醫保，可以核實真實診療行為，提高治理透明度。

從這一刻開始，醫學影像數據第一次能以“全程可溯”的方式被臨床醫生調閱、服務患者，也以“醫保可核”的方式被納入醫保治理。它不再僅是臨床能用“數據資料”，更成為一種管理對象，被制度性嵌入到醫保的治理體系之中，醫保也因此成為健康中國與數字中國交匯處的第一道關口。

這一關，不是技術關，而是責任關、標準關、治理關。

醫保以漸進、系統的方式應對這一挑戰。這個過程恰似都江堰的治水智慧：不靠蠻力攔截，而是順勢而為、用規則導流；不以一刀封堵，而是憑借精密標準實現分流；不圖一時熱鬧，而是依托機制實現善治，讓數據在規范、可控的通道中順暢奔流。

于是，數據開“跑”，服務流“轉”。各地醫保的數智化治理也隨之加速。

在國家醫保局局長章軻強調以“智慧醫保”為抓手，形成智慧醫保服務新格局的部署背景下，全國各地積極推進：北京市醫保中心部署“醫保數智化應用”重點改革任務、廣州醫保局將基金監管由“事后糾正”轉向“事前預防”、濟南市醫保中心“全力推進醫保經辦數字化轉型，實現55項醫保業務‘指尖辦理’”、上海醫保局通過賽事賦能創新實現“上海實踐”……

一場治理馬拉松已開跑，賽道主角不是人，而是醫學影像和豐富的醫保數據。這并不是簡單的基礎設施建設，而是探索一條以支付為杠桿、以共享為路徑、以治理為牽引，以統一制度規則為底座，追求提質增效與基金安全，并具有可復制性的“中國式”治理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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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北京市醫療保險事務管理中心、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服務中心與京東集團聯合簽署政企協作備忘錄》，北京市醫療保障局網站，202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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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濟南市醫保參保人數增至889萬人》，山東商報，2026-01-07

18.《.2025全國智慧醫保大賽圓滿落幕 醫保賦能創新發展清分結算中心（籌）在滬揭牌》，國家醫療保障局網站，2025-12-10

作者 | 伍茗

來源 | 維鏈通數字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編輯 | 符媚茹 張鐘文 吳晗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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