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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詩”考
雷達
據王維新所記,“公車詩”為王貴德《青箱集》八冊之一,原稿作為一個整體,而《青箱集剩》分為“公車五言律詩”和“公車七言律詩”兩部分。
明朝鄉試通常在子、卯、午、酉年的秋季在各省固定考點舉行,稱為“秋闈”,考試通過者稱為舉人。舉人就可以乘坐官府安排的車馬舟船參加次年(丑、辰、未、戌)春季在京城舉行的會試,考取進士資格,稱為“春闈”。公車詩大多數是舉人在進京考試過程中抒發個人感受、記錄個人活動所作的詩歌。那些坐在公車上赴考的舉人,是那個時代的天之驕子,已經進入了社會的統治階層,即使會試落榜,沒有考得進士,也一樣可以得到朝廷授以的官職,施展個人才華,所以,他們激情滿懷,溢于詩篇。
1618年,萬歷四十六年(戊午),王貴德考中舉人。據《容縣王氏族譜》記載是廣西考區第十名,王貴德時年23歲。大家知道,小說里的范進中舉時已經50多歲了,所以,王貴德正是青年才俊,一個相當年輕的舉人。但是,廣西地處偏遠,當年容縣到北京的旅程有七千余里,舉人們必須馬上準備足夠的御寒衣物在瑟瑟秋風中出發,才能趕得上次年的“春闈”。
對于大多數一輩子也不會離開自己生活的小村莊的古人來說,京城沒有多少吸引力。如無必須,誰也不會掏錢去買那七千余里的風餐露宿。七千余里的長途跋涉,那與流放發配極邊有什么區別?萬一水土不服,客死他鄉,變成孤魂野鬼,就連本錢都輸光了。因此,即使有官府提供的全程服務,這頂風冒雪的旅途本身就是對人的意志和身體素質的一次嚴峻考驗。而從官府角度看,在草寇出沒的年代,他們也非常值得投資去保護這一批在思想上已經成熟的知識分子,他們是統治集團的未來,是將要派往全國各地實現朝廷旨意的依靠。
那么,古代容縣人是怎么去北京的呢?
總體平穩的船總比顛簸的牛車、馬車舒服,所以,最優化的線路是這樣的:繡江——潯江——西江——北江——南雄珠璣巷——贛江——鄱陽湖——長江——京杭大運河——北京。這條線路只有在南雄翻越大庾嶺進入江西的時候需要坐牛馬公車,其他路段都可以坐船。而這條線路上的一連串地名就為王貴德“公車詩”的排序提供了佐證。反過來,王貴德的公車詩也證實了古代容縣人的進京路線,這是他詩歌的一個歷史價值。這些地名是:藤縣、梧州、德慶、肇慶(高要),三水轉溯北江到清遠、英德、曲江、韶關、始興、南雄,過梅關入江西大余、贛州、萬安、吉安、吉水、樟樹、豐城、南昌、九江,出鄱陽湖湖口順長江東下彭澤、安慶、池州、銅陵、蕪湖、南京、儀征、鎮江,過揚州入京杭大運河北上高郵、淮安、宿遷、徐州、濟寧、聊城、德州、滄州、天津、北京(以上為當今常用地名,與古代地名有差別)。容縣的舉人就必須從秋天走過冬天、走到春天,到北京參加考試,考完以后再走過夏末初秋回到容縣。在去北京的路上還得認真復習備考,克服水土不服、天氣變化、人文環境等諸多挑戰。對于邊疆地區的人來說,考取這個功名真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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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容縣學子上京趕考路線、水路圖
王貴德就是這樣赴京趕考的。但他的后人王維新參加會試,除了走這條路外,還嘗試過漓江、靈渠、湘江、洞庭湖、長江、漢水的路線:“嘉慶十五年庚午冬,予初與計偕由湘漢、中州而畿輔,道路歷七千余里,凡以期一第。爾乃南宮報罷,空從燕、齊、吳、越及庾嶺歸。越六年,丙子冬,之南海返,從諸故人行。爾時為傷弓之鳥,彌切于安,又以不第,從燕、齊、皖城以及于嶺。至道光丙戌六年,距再上十年矣,復上復黜,僅就挑二等。從襄樊出,溯洞庭至吾省以歸。與前至家雖遲早略殊,而皆出于次年秋也。”(王維新《十省游草自序》)。
在“公車詩”里,有三首描述除夕的詩歌:《富莊驛除夕同黃青來、謝履安、蕭威侯》《江上除夕》《金陵除夕》。很顯然,這不是同一個除夕。考究的結論是:“公車詩”是王貴德三次進京會試途中作品的匯編。因為從王貴德參加明朝己未科會試之后,還可以參加壬戌科、乙丑科等2次會試,才于乙丑年秋任廣東新會教職。
經過空間位置對照,并根據作品體現的情感,整合“公車五言律詩”和“公車七言律詩”所得王貴德于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第一次公車進京赴次年己未科會試的沿途創作排序如下:《初發容江》《系龍洲閣上》《三洲巖》《宿黃塘水驛》《下梅關山僧餉茶》《晚下十八灘》《江上除夕》《元旦》《揚子江大雪》《滁州》《初入長安作》《涿州春望》《歸至浦口問渡》。
天啟元年(1621年),容縣何與高(會談)中舉,王貴德當與何與高結伴同行,第二次公車進京赴次年壬戌科會試。
王貴德沿途創作如下:《讀書臺》《梧江月夜同何會淡、陸性如》《宿三水縣》《舟過張曲江公墓》《南安東山寺》《虔州郁孤臺》《江晚》《宿豐城縣》、《吳城驛祝神入湖》《湖上望廬山》《大孤塘樓望》《金陵除夕》《金陵懷古六首》《揚州》《宿州》《徐州晚眺》《官橋》。王貴德于天啟四年(1624年)第三次公車進京赴次年甲子科會試,沿途創作如下:《飛來寺》《儀真縣》《富莊驛除夕同黃青來、謝履安、蕭威侯、》《元旦》《幽蘭詠謝別都人》《過高唐州》《宿東平州》《金陵端午》《自小溪至南安作》《歸度梅關》《還家對友作》。
根據三一堂版,第一次“公車詩”里的《元旦》七言律詩附有注釋:“此詩蓋庚午年作,以上年十一月,大清兵南下遵化,薄燕京也。”這個注釋有疑:一是庚午年是崇禎三年(1630年),這時王貴德已經在岡州工作五年了;二是庚午年若為“戊午年”或“庚申年”的筆誤,又與注釋陳述的歷史事實不符,總之,這個注釋是有些問題。另外還有兩種可能:一是這首《元旦》被誤編進“公車詩”;二是詩歌與注釋在傳抄中錯掛。編者認為后一種可能性比較大。
王維新對“端州詩”編體內的《金陵端午》注釋說:“按公蹤跡,此詩似不合在端州冊內,茲仍編體舊體也”。考察王貴德的人生之旅,他于端午節停留在金陵應該是在進京會試的返程途中,從“投詩楚汨無佳句”表現出來的心境,把《金陵端午》編排到第三次公車詩,也就是天啟五年(1625年)端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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