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逃荒娃到五省聯軍總司令，他殺人如麻，最后被人三槍打死在佛堂

1935年11月13日，天津一座佛堂里，一聲槍響。

一個中年女人對著跪在地上念經的老頭連開三槍，老頭當場斃命。死者叫孫傳芳，十年前，他是與張作霖、吳佩孚平起平坐的“東南王”，江湖人稱“笑面虎”；十年后，他皈依佛門，死在了一個女人的槍下。

開槍的女人叫施劍翹，十年前，孫傳芳殺死了她的父親。

這就是孫傳芳——

活著的時候，他是民國亂世里生命力最野的那棵草，從底層一路殺到巔峰；死的時候，他像一顆流星，“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今天咱們就聊聊這個“北洋最后的大佬”。

要說孫傳芳，得先從他小時候說起。光緒十一年，也就是1885年，他生在山東泰安，家里窮得叮當響。四歲那年，因為受不了嬸子的氣，他媽帶著他逃荒到濟南府歷城縣謀生。

我查資料的時候看到這么個細節，說他十來歲的時候，跟著媽去商河縣投靠嫁出去的姐姐，就靠著姐家接濟過日子。這種寄人籬下的滋味，大概就是后來他那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本事的來源。

孫傳芳人生的轉折點，說起來有點意思，是靠他三姐嫁了個好人家。他三姐嫁給了袁世凱手底下的一個頭目，叫王英楷。王英楷看他機靈，就供他念書，后來又把他送進了保定練官營當學兵。孫傳芳這人腦子好使，讀書用功，軍事課上那些東西一學就會，考試總是前幾名。這一步，算是把腳邁進了軍界的門。后來他又被保送到北洋陸軍速成學堂，1904年，20歲的孫傳芳居然考上了官費留學，去了日本。

在日本那幾年，對他影響挺大。他先是在東京振武學校，后來進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跟后來的侵華日軍頭子岡村寧次還是師生關系。有意思的是，他在日本期間還加入了同盟會。你想想，一個后來被北伐軍打得落花流水的大軍閥，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是革命隊伍里的人。這也不奇怪，那年代，救國的方式多了去了，誰能看得清二十年后的事？

1909年他回國，參加了清朝陸軍部的考試，拿了個“步兵科舉人”的頭銜。從此，他算是正式踏上了北洋軍的臺階。

回國后，孫傳芳投到了王占元門下。王占元是北洋軍里的老人，當時當湖北督軍，對孫傳芳特別賞識。孫傳芳這人能干，又會來事，不僅在自己的隊伍里吃得開，跟別的部隊也能拉上關系。王占元就把他當智囊用，有時候甚至讓他代表督軍去檢閱部隊。那幾年，孫傳芳從營長一步步升到旅長、師長，坐得是真快。到1920年，他已經是長江上游總司令了。

但王占元這個人，說實話，是個庸才。1921年湘鄂戰爭一打，王占元吃了敗仗，再加上他克扣軍餉，手下兵變鬧得厲害，曹錕、吳佩孚就看他不順眼了，憋著勁要把他搞下臺。孫傳芳這時候挺機靈，一看風向不對，立刻靠上了吳佩孚。

王占元一下臺，孫傳芳不但沒倒，反而接了王占元的老底子，當上了陸軍第二師的師長。從這兒開始，他就從王占元的跟班，變成了直系大將吳佩孚的人。這步棋走得，夠果斷。

從1922年開始，孫傳芳就撒開了腿往東南跑。他先是帶著兵去了福建，1923年被任命為福建軍務督理。有了自己的地盤，他就開始招兵買馬，練自己的兵。1924年，江浙戰爭打起來了，他奉曹錕的命令出兵幫江蘇的齊燮元打浙江的盧永祥。

這一仗打完，他占了浙江，當上了閩浙巡閱使。到了1925年，他又跟奉軍干上了。奉系的張宗昌、楊宇霆當時想往南邊伸手，孫傳芳可不答應，他聯合一幫人，在11月把奉軍趕出了江蘇和安徽。打完這一仗，他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封總司令。這一年，他才四十歲，就坐擁五省江山，手下二十多萬兵，人稱“東南王”。

可問題是，他這個“東南王”，說到底還是個軍閥。軍閥的命根子就是地盤和軍隊，別的什么主義、理想，都是掛在外頭給人看的。

果然，好日子沒過多久。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北伐軍打的旗號是“打倒軍閥，除列強”，先打的是吳佩孚。孫傳芳當時打的小算盤是，讓吳佩孚跟北伐軍硬碰硬，自己在旁邊看著，等他們兩敗俱傷，他再出來收拾局面。這算盤打得挺精，可他把北伐軍想簡單了。北伐軍那是什么人？那是一群有理想、有主義、不怕死的人，跟北洋軍那種“當兵吃糧”的隊伍完全不是一個路數。等北伐軍把吳佩孚收拾完，扭頭就打孫傳芳。

1926年9月，北伐軍打進江西，孫傳芳慌了，親自跑到九江去督戰。一開始他還占點便宜，可架不住北伐軍人多，士氣高，老百姓也向著他們。他手底下那些人也開始反水了。福建的周蔭人被北伐軍打垮，浙江的夏超宣布中立，安徽的陳調元、王普這些人也開始跟北伐軍眉來眼去。

到了11月，北伐軍占了九江和南昌，孫傳芳的主力部隊被打得稀里嘩啦，他自己坐著船從九江逃回南京。一個多月前還是威震五省的“東南王”，這會兒就成了喪家之犬。

打了敗仗的孫傳芳，又使出了他那套見風使舵的本事。他跑到天津，去求當年跟他打過仗的張作霖。在張作霖面前，他低著頭，說好話，擁戴張作霖當安國軍總司令，自己當副司令。張作霖這人講面子，一看孫傳芳這么低三下四，就拉了他一把。可這時候的孫傳芳，已經是強弩之末了。

1927年8月，他拼了老本，在南京附近的龍潭跟北伐軍打了一仗。這一仗打得慘，他事先準備得挺充分，還把船都開到北岸，學項羽來個“破釜沉舟”。可結果打了六天六夜，他的部隊被打得幾乎全軍覆沒。

戰敗后，他看著零零散散跑回來的殘兵敗將，流著眼淚說：“這都是我孫傳芳一人之過。”

1928年，他的殘部被收編，他自己從此下野，跑到天津租界里躲了起來。

龍潭這一仗，我后來琢磨過，輸得其實不冤。有分析說他犯了四個大錯：一是兵力沒集中，分批渡江犯了兵家大忌；二是沒跟西邊的唐生智協調好，成了孤軍；三是海軍沒派上用場；四是把北伐軍想簡單了。

說到底，孫傳芳還活在舊軍閥的那套邏輯里，以為打仗就是比誰槍多、誰關系硬。可他碰上的北伐軍，是一支被主義武裝起來的隊伍，他們知道自己為什么打仗，老百姓也愿意幫他們。孫傳芳那邊呢？兵都是花錢雇來的，地盤是搶來的，今天跟這個拜把子，明天跟那個結盟，哪天翻臉了，就又打起來。

魯迅先生說過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他說：

這話說得真好。在時代的洪流面前，他那套把兄弟、搶地盤的老法子，真就頂不了一炮。

下野之后的孫傳芳，住在天津英租界里。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人想拉他出來當漢奸，讓他做華北偽政府的主席。當年他在日本的老同學岡村寧次，親自上門來請他。孫傳芳這時候倒是硬氣了一回，一口回絕了。也許是因為他畢竟還有點中國人的良心，也許是因為他看透了，再摻和政治，這條命就真保不住了。

反正他從此閉門不出，后來跟北洋政府的老總理靳云鵬一起，在天津城南的清修禪院辦了個佛教居士林，他自己當理事長，法名叫“智圓”。每天就是念經拜佛，給過往的路人送綠豆湯解暑。

有一回，他家進了賊，他不但沒把賊送官，反而給了賊一袋子米，把人放了。那時候報紙還登過，說“孫公館緝賊賞米，中秋夜樂善好施”。你要是不知道他從前干過什么事，光看這晚年，還真以為是個慈眉善目的老居士。

可歷史不給他安享晚年的機會。1935年11月13日，孫傳芳像往常一樣去居士林聽經。他穿著黑海青的僧袍，坐在大殿的椅子上，閉著眼睛跟著法師念經。就在這時候，他身后一個女的，慢慢站起來，走近他，從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槍，對著他的后腦勺就是一槍。孫傳芳身子一歪，倒在椅子扶手上，那女的又補了兩槍，他的腦漿都流了出來。

大殿里亂成一團，那女的卻不慌不忙，從口袋里掏出一疊傳單撒了出去，大聲說：“我是施劍翹，為父報仇，打死孫傳芳，一人做事一人當！”

施劍翹是誰？她是施從濱的女兒。施從濱原本是張宗昌手下的一個軍長，1925年在跟孫傳芳打仗的時候被俘虜了。孫傳芳當時為了立威，把施從濱殺了，還把人頭掛在蚌埠火車站示眾三天三夜。那會兒施劍翹才20歲，她聽說父親死了還被梟首，當場發誓要報仇。

為了這個仇，她等了十年。她本來叫施谷蘭，后來改名“劍翹”，意思就是要用劍翹起父親的仇。這十年里，她找過很多人幫忙，張宗昌的舊部、她哥哥、她丈夫，都靠不住。最后她決定自己動手。她打聽到孫傳芳的行蹤，假裝信佛混進居士林，觀察了幾個月，終于等到了這個機會。

孫傳芳死了，終年51歲。他被葬在北京西山臥佛寺旁邊，也就是現在的北京植物園里頭。施劍翹被判了七年徒刑，后來因為全國輿論同情她，被特赦了。

寫到這里，我想起一個細節。孫傳芳當年得勢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秋高馬肥，正好作戰消遣。”對他來說，打仗是消遣，殺人是手段。他還寫過一串“殺”字，說——

他殺人如麻，最后自己也死在別人手里。他信佛，卻不知道佛家講因果，講冤冤相報何時了。他以為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可他忘了，刀放下了，血還沒干。

孫傳芳這一輩子，從小逃荒的窮孩子，到坐擁五省的“東南王”，再到被人打死在佛堂里。他的故事，其實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那時候，中國亂得不成樣子，有槍就是草頭王。孫傳芳能爬起來，靠的是他的聰明、他的膽量、他的手腕。

可他最終摔下去，也是因為這些東西。他太聰明了，聰明到只信利益，不信別的。他可以今天跟這個拜把子，明天打那個黑槍；可以今天加入同盟會，明天鎮壓革命軍。

在他眼里，什么主義、理想，都是虛的，只有槍桿子和地盤是真的。

可他沒想到，當他沒了槍桿子，沒了地盤，他那些聰明就全成了笑話。

北伐軍的軍歌唱的是“打倒軍閥，除列強”，而北洋軍的軍歌唱的還是“常山趙子龍”。一個往前看，一個往后看，誰能贏，其實早就定了。

孫傳芳到死都沒明白這個道理。他以為退了休、信了佛，就能把從前的事一筆勾銷。可這世上有些賬，不是你想勾銷就能勾銷的。

施劍翹那一槍，打死的不僅是一個孫傳芳，也是那個軍閥混戰的舊時代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