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萬萬人的鍋太大，張獻忠一個人背不動，還有人要負責

明萬歷六年，四川人口達 310 萬，村落相望，煙火繁盛；到康熙二十四年，全省僅存 1.8 萬丁，換算成總人口不足 10 萬，成都全城僅剩十七戶人家，昔日天府之國淪為 “彌望千里，絕無人煙” 的廢墟。

三百年來，“張獻忠屠川” 的說法廣為流傳，但真相遠比傳說殘酷 —— 這場人口浩劫，是各方勢力數十年混戰、張獻忠蜀地兩年多統治中的局部殺戮，以及清軍十九年征服過程中的大規模屠殺共同釀成的悲劇。

早在張獻忠入川前，四川已深陷戰亂泥潭。崇禎初年，明軍、地方土司武裝、農民起義軍在蜀地反復拉鋸。

崇禎二年，四川總兵侯良柱與奢崇明、安邦彥叛軍交戰，“矢刃交驟，賊人馬蹙蹈，傾隕亡算”，戰亂已讓川民流離失所。

1644 年春，張獻忠率軍入川，同年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至 1646 年 11 月戰死于西充鳳凰山，其在蜀地的實際統治時長僅兩年多。

但此時的四川并未斷絕生機，大西政權曾開科取士，錄取 37 人任 “勸農使” 恢復生產，成都平原至 1646 年春已恢復耕種面積 127 萬畝。

真正的災難始于多方勢力的持續混戰。張獻忠之外，南明軍隊、明朝殘余官兵、地方武裝 “搖黃賊” 相互攻伐，“連城帶邑，屠盡殺絕，并無人種，田地荒蕪”。

《蜀亂》記載，明軍將領楊展與張獻忠在彭山江口交戰，“賊舟盡焚，士卒糜爛幾盡”，而戰后各方為爭奪糧草，仍在鄉間劫掠，百姓 “或死于兵，或死于饑，流離轉徙，十不存一”。

1646 年張獻忠戰死于西充鳳凰山，這本該是四川戰亂的轉折，卻成了更大屠殺的開端。

清軍自 1646 年正式入川，至 1665 年平定夔東十三家農民軍余部，才徹底完成對四川的征服，歷時 19 年。

期間，清軍推行 “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的政策，展開了持續十余年的血腥鎮壓。

順治四年，清軍將領李國英攻克成都后，向朝廷匯報：“城內居民，盡行屠戮”；順治五年，吳三桂攻克重慶，“殺賊三萬余，百姓從賊者，亦盡殺之”；順治六年，清軍將領墨爾根侍衛李國翰 “進剿四川，沿途州縣，凡有抵抗者，城破后，盡行屠戮”。

更殘酷的是，清軍的屠殺貫穿整個征服過程，并非一時之舉。從 1646 年張獻忠戰死，到 1665 年平定全蜀，“四山搜剿”“掃穴無遺類” 的滅村行為從未停止。

清廷編纂的《明史》將四川浩劫全歸罪于張獻忠，稱其 “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

但這一說法完全違背常識 —— 明末全國總人口不過 1.8 億，四川人口峰值僅 310 萬，“六萬萬” 的數字純屬編造。

巫溪縣玉家洞發現的大量人骨，經鑒定死亡時間跨度數十年（1640 年代至 1660 年代），包含明軍、農民軍、平民等多個群體，是長期戰亂的綜合產物，并非張獻忠單獨造成。

事實上，張獻忠的屠殺有明確針對性，且規模有限。

《圣教入川記》記載，其屠殺對象主要是明朝官員、反抗的地主武裝及軍隊叛徒，“有百姓聚眾反抗獻忠，獻忠派兵鎮壓，殺其首領，余者赦免”。

而清廷之所以刻意抹黑張獻忠，本質是為了掩蓋自身長達 19 年的屠殺罪行，構建 “替天行道” 的統治合法性。

持續近三十年的戰亂（含明末各方混戰、張獻忠兩年多統治、清軍十九年征服），讓四川的農業生產完全崩潰，隨之而來的饑荒與瘟疫，進一步加劇了人口損耗。

清軍占領成都后，縱兵劫掠導致糧荒，“米價飆升至一斗值銀七兩”，百姓 “吊殺求糧”，不少地方出現 “人相食” 的慘狀。

《蜀碧》記載，戰亂導致 “田地荒蕪無人耕種”，“民無食，采野果、掘草根以活，久則食盡，餓殍遍野”。

更致命的是瘟疫，尸體得不到掩埋，病菌滋生蔓延，“瘟疫大作，死者十之七八”。《簡陽縣志》載，清軍屠殺后，“尸填溝壑，腥臭百里，瘟疫隨之，幸存者無幾”。

到康熙初年，四川的慘狀讓官員觸目驚心。四川巡撫張德地在奏疏中寫道：“四川自張獻忠亂后，地曠人稀，請招民開墾”。

但這份奏疏刻意回避了清軍的責任，而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蜀人受禍慘甚，千百不存一二”，殘存的百姓要么躲進深山，要么淪為流民，昔日繁華的天府之國，徹底淪為廢墟。

數據不會說謊：張獻忠在蜀地兩年多的統治中，四川人口減少比例不足 40%；而清軍十九年的征服過程中，四川人口從約 250 萬銳減至不足 10 萬，降幅達 96.4%。

這場浩劫的真相是：明末各方勢力的拉鋸戰埋下隱患，張獻忠的局部屠殺造成一定損失，而清軍長達十九年的大規模屠城、焚掠，疊加饑荒與瘟疫，才是四川人口驟降的根本原因。

“湖廣填四川” 的移民潮持續百年，才讓四川逐漸恢復生機。但那些埋骨于川谷的亡魂，那些被篡改的歷史細節，不該被遺忘。

翻開塵封的史料與考古報告，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段血腥的過往，更是一個道理：歷史真相或許會被掩蓋，但絕不會被永遠埋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