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深度觀察 | 構建智能經濟時代高質量就業創業新范式

2026 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完善適應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促進就業創業的措施”，強調“加大各類政策對就業的支持力度，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要求“圍繞發展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培育新職業新崗位，增強服務業帶動就業能力”。這一系列部署，精準錨定智能經濟時代就業結構轉型的核心命題，為破解技術變革與就業擴容的協同難題提供了頂層指引。

以人工智能為核心引擎的智能經濟，正在重構生產組織、勞動分工與價值創造邏輯。傳統規模化雇傭、層級化組織、崗位固化的就業范式逐步弱化，個體賦能、輕量化組織、敏捷化創業成為新趨勢。就業與創業的傳統邊界正在加速消融，勞動者不再是被動的崗位執行者，而是躍升為集價值創造、經營決策與市場主體于一身的“超級個體”；創業也不再是重資產的企業行為，就業也突破了固定雇傭的藩籬，二者在“人機協作”的新生態中實現了動態融合與身份互換。在這一宏觀背景下，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模式作為“一人主導+AI賦能+平臺協同”的新型載體，正成為連接智能經濟與就業擴容的關鍵樞紐，成為落實國家就業優先戰略、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抓手。

智能經濟時代就業創業的戰略轉向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對人工智能與就業創業的統籌安排，本質是推動技術進步、產業升級、民生保障三者的系統性重構，呈現清晰的戰略轉向。

首先，從“崗位替代風險” 轉向 “主動創造增量”。 “主動創造增量”將不再局限于應對人工智能對傳統崗位的替代效應，而是主動完善適配人工智能發展的就業促進體系，把智能技術紅利轉化為就業紅利，以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平衡效率與公平。

其次，從“傳統產業吸納” 轉向“新賽道培育供給”。依賴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自然吸納能力，就業結構升級緩慢。因此，應立足智能經濟新方位，緊扣新興與未來產業布局，精準孵化新職業、新崗位，強力驅動就業結構向高端化、技能化、智能化躍升。同步筑牢生產性與生活性服務業，全面擴容智能時代的就業承載空間

再次，從“存量維穩”深刻轉向“增量激活”。‘十五五’時期，國家將通過制度松綁、算力普惠、金融創新等政策組合，大力培育靈活化、微型化、智能化的創業新生態。通過釋放個體創新活力，形成創業創新與就業擴容的螺旋上升機制，讓每一個微小的創業主體都成為吸納就業的“蓄水池”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OPC模式將成為智能經濟就業創業的最小高效單元

智能經濟時代的 OPC，并非傳統個體工商戶的簡單升級，而是“碳基智慧 + 硅基能力” 融合的新型市場主體，具有兩大核心特征：首先，從組織模式上看，以一人為核心決策與創意主體，依托人工智能體、算力工具、協同平臺完成研發、運營、營銷、服務全流程，打破團隊規模與成本約束；其次，從能力邊界上看，人工智能將全面接管標準化、重復性的基礎勞動，促使個體從機械執行中解放，轉而聚焦于創意設計、戰略決策、情感交互等高維價值環節。特別在智能經濟“人機共生”的新范式下，勞動者將借助智能杠桿打破傳統組織邊界，實現從“單兵作戰”到“超級個體”的質變，真正實現“一人即團隊、一人勝千軍”的效能飛躍。

OPC模式將推動就業創業范式重塑

傳統就業依賴企業提供固定崗位，個體被崗位邊界限定。OPC 模式下，個體成為獨立價值單元，以技能、創意、IP 為核心資產，對接多元市場需求，自主支配勞動時間與價值分配，這既適配年輕人靈活就業、技能人才多元增收的需求，也為傳統產業轉型中富余勞動力提供了數智化再就業通道。

智能經濟時代，OPC創業以人工智能為核心引擎，深度耦合公共算力、開源模型與數智平臺三大新基建。這一模式徹底消解了傳統創業的資本與技術壁壘，將重資產投入轉化為輕智力杠桿，真正實現了零門檻啟動、最小化試錯、敏捷化迭代的普惠創業新范式。OPC 最深刻的變革，在于打破就業與創業的清晰邊界：個體可在受雇、自雇、創業之間自由切換，就業行為中包含創業屬性，在創業活動中又承載就業功能。

OPC在運行中，絕非孤島式的存在，而是深度耦合于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的生態神經網絡之中，比如在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硬科技領域，它們可以充當高精尖技術的“專業外腦”；在低空經濟、智能終端等新賽道，它們能扮演場景落地的運營先鋒；在傳統服務業升級中，它們可成為個性化供給的敏捷細胞。OPC正憑借小切口切入與大縱深滲透的獨特路徑，筑牢宏大智能產業體系最堅實的微觀底座。

警惕過度推崇OPC帶來的結構性風險

在充分肯定 OPC 模式創新價值的同時，更需秉持理性審慎的戰略定力：警惕陷入“唯OPC論”的認知陷阱，避免因盲目神化或單向度放大其效應，而遮蔽了產業生態的復雜全貌，進而誘發智能經濟時代的結構性失衡與系統性風險。

一是去勞動關系化引發的保障真空風險：OPC模式以個體為主體，普遍面臨勞動關系松散、社保覆蓋缺位、職業防護薄弱及失業兜底缺失的結構性困境。若大量勞動者從正規就業加速流向OPC，將導致勞動權益保障體系呈現系統性碎片化，挑戰社會保障網的完整性，拉大社會保障缺口，形成新的社會風險點。

二是收入分化與抗風險能力不足：OPC 高度依賴個體能力與人工智能工具，成功者可獲得超額收益，但更多個體將面臨市場波動、流量依賴、競爭加劇等壓力，抗風險能力弱于組織化就業，易擴大收入差距。

三是公共治理與監管挑戰：個體經營分散化、跨區域化、線上化特征明顯，在稅收征管、勞動糾紛、知識產權、數據安全、市場秩序等方面帶來新的治理難題，若制度供給滯后，易形成監管盲區。

四是產業結構空心化隱患：若社會資源過度向輕資產、輕運營、短周期的 OPC 傾斜，可能削弱對重研發、重投入、長周期的硬核科技與基礎產業的支持，不利于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

綜上，OPC應被精準錨定為就業創業體系的關鍵增量，絕非傳統就業的替代，唯有在釋放市場活力與筑牢風險底線之間尋求“最大公約數”，構建張弛有度的動態平衡機制，方能護航這一新興模式穿越周期、行穩致遠，真正驅動智能服務產業生態邁向可持續的長期繁榮。

關于以OPC為引擎重塑智能經濟就業創業新生態的實施建議

為深入貫徹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就業創業的戰略部署，應確立智能經濟時代OPC模式為關鍵突破口，實施全方位、系統化的支持戰略，著力構建：AI深度賦能、政策精準護航、平臺強力支撐、生態高效協同的就業創業新范式。具體建議如下：

一是制度松綁，優化 OPC 發展環境：簡化 OPC 工商注冊、稅務登記流程，推出專屬商事服務；完善社保、公積金、勞動權益保障政策，破除靈活創業的制度障礙，構建適配 OPC 的治理規則。

二是夯實 AI 數字底座，大幅降低智能創業門檻：加速新基建開放共享，推動超大規模智算集群、行業垂類大模型及公共云平臺向社會開放，構建“普惠算力+開源工具+ AI智能體”的一站式技術供給體系，為OPC 模式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底層支撐。同時，應實施數字素養提升工程，開展分層分類的 AI 實戰培訓，重點培育個體的數字化運營與人機協同能力，助力創業者從“技術使用者”向“智能駕馭者”轉型。

三是持續優化的政策生態，強化全鏈條支持：一方面，升級創業補貼與融資擔保機制，引導創投及天使資本向 OPC 賽道精準傾斜；另一方面，將 OPC 正式納入新興產業就業扶持目錄，通過開放政府采購清單與釋放關鍵應用場景，為其打造從技術驗證到規模商用的快速通道。

四是筑牢社會保障底線，構建全周期護航機制：針對靈活就業及OPC群體，需系統性健全涵蓋社會保險、技能提升、多元調解及信用監管的“四位一體”保障體系。堅持規范引領與高質量發展并重，通過制度化手段規避無序擴張風險，確保新業態在法治軌道上行穩致遠，切實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

五是強化生態培育，精準對接新產業新崗位需求：圍繞未來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未來產業，定向培育OPC 創業賽道。建議在長三角和粵港澳地區，深耕智能與數字服務等新型生產性服務業，打造OPC專業化集群高地，通過產業集聚釋放就業帶動的“乘數效應”，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總之，智能經濟浪潮下，就業創業的本質是人與技術、人與產業、人與市場的重新匹配。2026 年政府工作報告的部署，指明了“技術向善、就業優先、創業激活” 的發展方向，而OPC 模式則提供了可落地、可推廣、可復制的實踐路徑。推動 OPC 模式健康發展，既是完善人工智能適配就業措施的具體行動，也是培育新職業新崗位的重要載體，更是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的關鍵支撐。

“十五五”時期，隨著政策持續完善、技術不斷賦能、生態逐步成熟，OPC 將與傳統企業、平臺組織、靈活就業共同構成多元包容的就業創業體系，在鼓勵個體價值釋放的同時守住風險底線，讓創業活力充分涌流，就業擴容與產業升級同頻共進，為高質量發展與民生改善注入持久動力。

作者信息

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數據要素50人論壇主席、南京郵電大學信息產業發展戰略研究院教授、浙江大學網絡空安全學院雙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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