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人兵變案”唯一未受牽連的少將，是不是蔣經國收買的臥底？

提起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身兼三個“司令部（臺灣防衛總司令部、陸軍總司令部、訓練總司令部）”政治部少將主任的張佛千，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但要提“孫立人兵變案”，知道的人可就多了，要是再說張佛千是該案唯一沒受牽連的孫立人心腹將領，那就更有意思了。

全國政協回憶錄專刊《縱橫》1996年第九期刊發的《張佛千先生憶往紀實》中有這樣一段話：“作為跟隨孫立人多年的部下，我在株連甚廣的“孫立人兵變案”中沒有牽扯進去，被許多人認為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有的甚至猜想我是蔣經國派去臥底的。的確，孫立人走紅時，文武大員請他赴宴，一定有我陪侍，他有時發出的任命，我也能夠大膽收回，司令部的人都知道我和孫的公誼私交都很好。（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張佛千回憶）”

張佛千先生只說有人懷疑他是蔣經國的臥底，卻沒有直接否認，事情真相到底如何，我們還得從近乎莫須有的“孫立人兵變案”說起。

前國民黨陸軍第七軍中將軍長李鴻（湖南人）1950年被秘密逮捕下獄，與其同時被捕者還有“陸軍總司令部”營務處少將處長陳鳴人、少將副師長彭克立、上校團長曾長云等人，案經殘酷刑訊逼供后，李鴻被秘密囚禁二十五年。

蔣系特務之所以對李鴻施以酷刑，就是為了把孫立人將軍牽連進去，1950年10月20日在保密局監獄里出生的李定安在《蒙冤二十五載的遠征將軍：我的父親李鴻》中回憶：“保密局指控他們是共產黨派遣來臺灣，策反孫立人的“匪諜”。在保密局，他們四個人被隔離審問，受到殘酷的刑罰，包括坐老虎凳、用針刺指甲、灌辣椒水入鼻口……父親坐‘老虎凳’后，雙腳幾乎廢掉。后來靠獄中難友扶助才能進行簡單的康復，慢慢恢復步行。毆打、疲勞審問，最終目的都是逼迫他們承認和共產黨有聯絡，是奉‘匪’命潛臺工作。”

李鴻將軍咬緊牙關熬過酷刑，暫時保住了孫立人將軍，但以蔣家父子的性格，要么不做，做就做絕，他們已經決心將孫立人拉下馬，打不開李鴻這個突破口，他們就要另想辦法。

蔣家父子的第二個目標瞄準了段沄——1952年，孫立人就任“陸軍總司令”兼“臺灣防衛總司令”，同年8月，他的副手之一、“臺灣防衛總司令部”中將副總司令段沄就被逮捕，以“知而不報”罪名起訴后于1954年遇害，同案遇害的還有段沄之兄段復、堂兄段徽楷。

所謂“知而不報”，矛頭當然直指孫立人，《縱橫》雜志1997年第二期的《20世紀50年代臺灣的白色恐怖》一文寫得很清楚：孫立人清華畢業后留學美國普渡大學，后轉入弗吉尼亞軍校，有深厚的美國背景，蔣介石為爭取美援才任命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兼“臺灣防衛總司令”，但孫立人掌握兵權后，公開抵制在軍隊中設立政工制度，這就跟時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發生激烈沖突，在小蔣看來，孫立人就是插手軍隊控制軍權的一大障礙，是一定扳倒的。

張佛千的回憶更為復雜：“蔣介石對孫立人本來是很信任的，孫立人個性耿直，忠厚坦蕩，具有濃厚的職業軍人色彩，他的政治態度和性格，都不可能使他存謀反之心，最關鍵的是蔣經國為奪取權力，先抓特工、警察、憲兵，并利用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欲在軍隊中建立政工制度，這必然要與孫立人‘軍隊就是軍隊，不宜附有別的單位’的想法產生直接沖突，加之本與孫關系密切的美軍顧問團在此問題上也鮮明地站在孫的立場上，不能不讓人感到孫有假外人自重的成分，這就引起了蔣氏父子的疑慮，而黃埔軍人的嫉妒也使他的處境十分不利。”

張佛千之所以對所謂的“孫立人兵變案”知道得如此清楚，是因為他跟孫立人的關系實在太近了，如果在三國時期，張佛千就是孫立人的“謀主”，孫立人同時兼任三個“總司令”，三個總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居然都是張佛千！

張佛千是三個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而蔣經國則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兩人在工作上有沒有不好說，但張佛千左右為難倒是真的：“我自信是很有主意的，時常為孫出謀劃策，理順各種關系，但在蔣孫沖突發生后卻一籌莫展。我既不能說服孫立人改變其本來就是正確的觀點，更不能在蔣經國面前表白孫立人的忠誠。”

從張佛千的回憶中，我們不難看出蔣家父子對他是拉攏的，比如老蔣剛到臺灣的時候，是從臺南秘密上岸的，而當時孫立人在臺北，迎接老蔣的是張佛千和副司令、參謀長，老蔣在高雄分別接見了這三個人：“他們兩人不到五分鐘就出來了，我進去則談了一個多小時。”

放著副司令和參謀長不問，老蔣偏要跟政治部主任詳談，睿智的讀者諸君早就看出了其中的貓膩，張佛千倒是有些“遲鈍”——老蔣先后三次問他是怎么來臺灣的，前兩次，他都回答是從國防部新聞局調來的，直到第三次才聽清楚老蔣這是在問他和孫立人是什么關系。

張佛千的回答肯定是十分得體的，因為他認為自己回答之后，解開了老蔣的“心頭之結”。

不管老蔣對孫立人如何信任，也不管孫立人有沒有取而代之的心思，小蔣的心頭之結是解不開的，張佛千只好給孫立人出主意：“你跟蔣經國拍桌子吵架都沒有關系，你可不可以在美國人面前替他美言幾句，如說蔣經國這個人很好、很努力、很愛國。你要講了，就一定會傳到蔣經國的耳朵里，這樣可以緩解你們之間的緊張關系……反對的人講他好，那是真正的好，他用‘外交部’、新聞局對美國人宣傳是沒有用的。”

孫立人雖然表示可以試試看，但張佛千知道：“實際上，他絕做不到這點。”

不管孫立人有沒有用違心稱贊的方式化解他跟小蔣的矛盾，最后他都沒能能逃過那一劫，1954年6月，蔣介石下令免去孫立人“陸軍總司令”的職務，將其改任“總統府參軍長”，1955年6月，又以其部下郭廷亮的所謂“匪諜”案為由，將孫立人秘密拘捕，8月20日蔣介石以“縱容部屬武裝叛亂”、“窩藏共諜”、“密謀犯上”等罪名，下令免去孫立人的“參軍長”之職，交由陳誠、何應欽、葉公超、王云五等九人專門查處此案，唯小蔣馬首是瞻的“國防部軍法局”一下子起訴了三十五人，其中十五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十五年、十年、八年有期徒刑不等，另外二十人全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被捕入獄者多達二三百人。

“孫立人兵變案”最后也沒查出真憑實據，但跟孫立人關系比較近的將校乃“學生”幾乎被一網打盡，但張佛千這個政治部主任，卻安然無恙，事實上在蔣家父子動手之前，張佛千就已經跟孫立人產生了分歧：“陸海空軍盛傳要有人事調整，削弱乃至剝奪孫兵權的趨勢就已顯現，但孫毫無政治頭腦，還天真地指示我擋住即將到來的人事調整，我審時度勢，知此事根本不可能。”

孫立人讓張佛千擋住蔣家父子對軍隊人事的調動，張佛千明確表示擋不住也不能擋，自己這個政治部主任也不能再干下去了，要馬上辭職：“孫開始還勸我靜以待時，后來看我去意已決，便不再阻擋，很快，由蔣經國指派的蔣堅忍就接替了我的職務，這令孫立人大為惱怒，蔣上任兩個星期，他都不召見，也不給安排住房和車子。”

張佛千兩頭講和，但雙方最后還是徹底撕破了臉，蔣家父子下了狠手：“蔣經國系統抓了好幾百軍訓班的學生，施以嚴刑拷打，為搜羅證據，”

負責調查“張敏之（山東煙臺聯合中學總校長，率八千名山東流亡師生于1949年6月南下轉抵澎湖，因反對強征學生入伍被捕遇害）案”的“總統府”中將參軍張公度告訴前青島市長李先良：“張敏之是被九種酷刑屈打成招的，孫立人冤案亦然，涉案者在歷經坐老虎凳、針刺指甲、辣椒水灌入口鼻、筆夾手指等酷刑后，雖明知是死罪，卻違心認罪，以求解脫。”

刑訊逼供是蔣系特務機關慣用的手段，老蔣居然也十分感興趣。沈醉在《軍統內幕·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內幕·蔣介石最欣賞美國刑具》一節中回憶：“1945年秋天蔣介石來視察中美所， 他最感興趣的要算中美特警班的美國刑事實驗室了。因為這里有美國最新式的各種審訊人犯用的刑具，這些東西對鎮壓人民、鞏固他的統治都有很大作用，所以他每看到一樣新的刑具，問明了它的用途和功效后，總是連連點頭贊不絕口。”

蔣家父子一脈相承，我們看原軍統局行動處少將處長程一鳴的《軍統特務組織真相》就知道，蔣經國在去了臺灣之后，逐步掌控了所有特務機關，并委任其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鄭介民為“安全局”局長：“1950年3月，蔣介石為了統一特務組織，派他的長子蔣經國任‘總統資料室’主任，所有特務情報部門所搜集的情報，都要送到‘總統資料室’處理，蔣經國實際上控制了國民黨的各個特務機關……‘安全局’領導下列機關：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大陸工作會、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社會工作會、國防部第二廳、國防部情報局、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憲兵司令部、臺灣警備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內政部警察總署。”

蔣經國掌控了所有特務機關，就等于掌握了包括孫立人在內的所有高級文武官員的生死，至于“兵變”是真是假，誰是小蔣派到孫立人身邊的臥底，讀者諸君認為那還重要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蔣家父子為了能夠“父死子繼”，還有什么事做不出來？您看了相關人員的回憶，對“孫立人兵變案”，又會怎樣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