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藍皮書:湖南鄉村振興報告(2025)》｜積分制推動新內生發展的新化縣油溪橋村案例

陳文勝、向玉喬主編《鄉村振興藍皮書：湖南鄉村振興報告（202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第355～375頁。

摘要：油溪橋村位于湖南省新化縣吉慶鎮，推行積分制前是組織渙散、集體經濟負債的“弱村”“窮村”，陷入內生動力匱乏與治理效能低下的困境。為破解這一局面，村支兩委創新推行村級事務積分制管理，探索出一條鄉村振興路徑。油溪橋村的積分制在契合發展需求的過程中歷經內生自主、內主外輔、內外聯動三階段，最終形成治理與發展閉環。本案例以新內源發展理論為總體視角，融合行動者網絡理論構建分析框架。新內源發展理論聚焦積分制“內生發展、內主外輔、內外聯動”的三階段演進，行動者網絡理論則重在剖析各階段中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的角色、互動與轉譯過程。重點探討數字化工具這一非人類行動者引入后，積分制如何適配技術、技術又如何反促積分制效率提升。該框架既呈現油溪橋村以積分“積”出組織力、“積”活生產力的實踐邏輯，也為同類鄉村提供了可借鑒的理論與實踐范式。

關鍵詞：積分制；股份分紅制；數字化；新內生發展；行動者網絡

鄉村振興是“三農”工作總抓手，鄉村治理現代化是其重要目標，亦是國家治理的基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三治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中央一號文件多次明確推廣積分制、豐富治理方式，以增強治理效能。積分制為鄉村振興提供了內生動力，但隨數字化發展，其面臨指標設計、資源保障、協同融合等挑戰。數字化與積分制結合形成的數字化積分制，能提升村民數字素養、增強公共性，讓治理更精準高效。然而鄉村稀缺資源難內生，需引入外部資源，卻易出現供需錯位、農民不合作等問題，故內外動力融合成關鍵議題。本研究擬通過新內源發展理論和行動者網絡理論深度剖析新化縣油溪橋村案例以揭示積分制驅動鄉村內生發展的機理，為類似鄉村提供可借鑒的經驗。

一、從“弱村窮村”到“全國治理典范”的華麗轉身

鄉村振興的核心在于激活內生動力。湖南省新化縣吉慶鎮油溪橋村的實踐，正是內生發展的生動體現。推行積分制前，該村是組織渙散、集體經濟負債4.5萬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①的“弱村”“窮村”，陷入“干部無力管、村民不愿干、產業無支撐”的治理僵局；歷經十七年積分制迭代，該村蛻變為村集體資產過億、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長近30倍的全國鄉村治理示范村，實現經濟、治理、社會生態的全方位發展，為資源稟賦相似的鄉村提供了可復制的“內生發展”樣本。

（一）經濟振興從負債困局到產業富村的跨越

油溪橋村的經濟振興，并非依賴外部“輸血式”投入，而是通過積分制將閑置資源轉化為發展資本，將分散行為整合為集體行動，徹底扭轉了貧困空殼的局面。

1.收入水平大幅提升，扭轉集體與個人貧窮面貌

2007年以前，油溪橋村集體經濟負債4.5萬元，村民主要依賴零散種植和外出務工，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部分家庭甚至難以維持基本生計。這一困境的根源其實并非資源匱乏，而是“資源沉睡”，山土林地閑置、勞動力分散、集體組織無力整合。自2007年推行積分制以來，該村通過“積分量化貢獻、股份聯結收益”的機制，逐步激活各類生產要素：2014年“積分折股”模式落地后，村民從“聲譽追求者”轉變為“集體經濟股東”；2021年數字化積分制推廣后，產業效益進一步提升，村集體資產突破1億元，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長近30倍，遠超同期縣域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數據背后，是積分制對勞動價值與資源價值的有效變現：村民既可以通過參與公共建設、產業管護獲得“管理建設分”，也可以通過承包山土林地獲得“戶主基礎分”，兩類積分均能參與分紅，形成“多勞多得、多投多得”的正向激勵。

2.產業結構多元升級，從無產業支撐走向三產融合

推行積分制前，油溪橋村產業空心化嚴重，僅有少量傳統農作物種植，抗風險能力弱、附加值低。積分制的演進過程是產業體系不斷豐富的過程：在“內生自主”階段（2007-2014年），村“兩委”通過積分激勵村民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先后修建通村公路、灌溉水渠等，為產業發展奠定基礎；進入“內主外輔”階段（2014-2021年），依托“積分折股”整合的山土林地，村集體引入外來投資商發展經果林種植與油溪河漂流項目，形成“農業+文旅”的雛形；“內外聯動”階段（2021年至今），借助數字化平臺精準對接市場需求，實現“農業種植、文旅體驗、農產品銷售”的三產融合。

3.資源價值有效激活，從資源閑置轉為資產變現

油溪橋村總面積8平方公里，耕地面積980畝，森林面積4468畝、森林覆蓋率92.8%。推行積分制前，這些資源因“產權模糊、管理分散”長期閑置，甚至出現亂砍濫伐、私占耕地的現象。積分制的核心創新之一，便是通過“量化確權”激活資源價值：在“內主外輔”階段，村集體制定山土林地積分折算辦法，將村民承包或守護的山土林地按面積、肥力、區位等指標折算為“戶主基礎分”，明確“資源歸屬權不變、經營權歸集體、收益權按積分分配”的規則，村民無需直接經營土地，只需履行“守護責任”即可獲得積分，而村集體則整合整塊土地開展規模化種植或招商引資，實現“資源集約化利用”。這種“資源變資產”的模式，既避免了“小農戶分散經營”的低效問題，又保障了村民的長期收益權。

（二）治理體系實現從渙散無序到協同高效

鄉村治理的關鍵在于“重構秩序”與“激活主體”。油溪橋村通過積分制構建起“行動者網絡”，將村“兩委”、黨員、村民、外部主體及非人類行動者（如《村規民約》、數字化平臺）納入統一治理體系，實現從“被動管理”到“主動協同”的轉變，治理效能顯著提升。

1.治理體系不斷完善，形成積分制驅動的協同治理格局

2007年前，油溪橋村治理體系近乎癱瘓：村“兩委”權威缺失，黨員干部“不愿管事”，村民“各掃門前雪”，公共事務（如道路維修、垃圾清理）長期無人問津。積分制的推行，本質上是“行動者網絡”的重構過程：在“內生自主”階段，核心行動者村“兩委”通過《村規民約》、戶主檔案袋等非人類行動者，將村民從“分散行動者”整合為“治理參與者”，形成“村兩委主導、黨員帶頭、村民參與”的基礎網絡；“內主外輔”階段，引入外來投資商、村辦集體企業等新行動者，通過“積分折股”將外部資本與內部利益綁定，網絡擴展為內部主導與外部輔助的協同格局；“內外聯動”階段，騰訊“耕耘者”團隊、村級事務管理平臺等技術行動者加入，實現了人類行動者與非人類行動者的智能聯動，治理網絡覆蓋“決策、執行、監督、反饋”全流程。以垃圾治理為例：2007年前，村莊垃圾亂堆亂放，村“兩委”多次勸導無果；推行積分制后，將“垃圾分類、定時投放”納入加分項，“亂扔垃圾”納入扣分項，并通過戶主檔案袋記錄公示；2021年數字化平臺上線后，村民可拍照上傳投放記錄，村組干部通過平臺審核積分，村干部通過平臺數據分析“高頻違規區域”，針對性開展宣傳，村莊衛生達標率升至100%。

2.村民自治能力顯著提升，從被動觀望轉向主動參與

積分制的核心價值之一，是通過“利益關聯”與“身份重構”喚醒村民的自治意識。推行前，油溪橋村村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嚴重不足，普遍存在“干部干、村民看”的抵觸情緒；推行后，村民參與率直線提升，形成“人人愿參與、事事有人管”的局面。這一轉變的關鍵在于三點：一是“聲譽激勵”激活參與熱情。在“內生自主”階段，村民通過參與公共事務獲得積分，積分排名定期公示，高積分家庭被授予“十個好”榮譽稱號，借助鄉村“面子文化”正向激發攀比心理；二是“經濟激勵”強化參與粘性。“內主外輔”階段的“積分折股”，讓村民參與從無償奉獻變為有償投入；三是“數字賦能”降低參與門檻。“內外聯動”階段的數字化平臺，打破了時空限制，外出務工村民可通過微信小程序在線申報積分和參與村務投票。

3.治理工具迭代升級，從手工管理過渡到數字賦能

治理工具的先進性直接決定治理效能。油溪橋村的積分制管理，歷經“手工記錄—紙質檔案—數字平臺”的三次迭代，逐步解決“效率低、透明度差、誤差多”的痛點。2007-2014年，積分管理依賴人工登記與紙質檔案，即村干部通過筆記本記錄村民行為，每月整理后填入“戶主檔案袋”，存在“記錄滯后、易出錯、難核查”問題；2014-2021年，積分管理工具升級為紙質檔案和電子表格，即村集體配備電腦，將積分數據錄入表格，每月在村務公開欄公示，但仍需人工核對、手動計算分紅；2021年至今，依托騰訊“耕耘者”團隊開發的“村級事務管理平臺”，實現積分管理全流程數字化，即村民通過平臺上傳行為憑證（如公益勞動照片、垃圾分類視頻），村干部根據積分規則核算積分，積分變動實時推送至村民手機。此外，平臺還具備“數據分析”功能，可自動生成“村民參與度排名”“積分用途分布”等報表，為村“兩委”決策提供數據支撐。

（三）社會生態實現從凋敝落后到文明和諧

鄉村振興不僅是經濟振興，更是社會重塑與生態改善的有機統一。油溪橋村通過積分制將“鄉風文明”與“生態宜居”納入治理范疇，實現社會資本積累、生態環境優化與文明新風養成的協同推進。

1.社會資本持續積累，鄉土認同與集體意識全面增強

社會資本的核心是“信任”與“共識”。推行積分制前，油溪橋村因長期貧困與秩序失范，村民間相互猜忌、利益割裂，“鄰里糾紛頻發、集體活動無人參與”成為常態；推行后，積分制通過規則共識與利益共享重構社會資本，形成休戚與共的共同體意識。一方面，通過民主制定規則來凝聚共識。積分制的核心規則（如積分指標、分紅比例）均通過六步修訂法制定，即村“兩委”先提出草案，村民代表討論修改；再征求全體村民意見，調整完善；最后提交村民大會表決，公示生效。另一方面，通過利益共享強化信任。積分分紅的公開透明，讓村民切實感受到集體發展與個人利益的關聯：每年年終分紅前，村集體通過村務公開欄、數字化平臺公示每戶積分、分紅金額及計算依據，接受村民監督，未發生一起因分紅不公引發的糾紛。這種“規則共定、利益共享”的模式，讓村民從“原子化個體”轉變為“共同體成員”。

2.生態宜居水平顯著提升，從環境臟亂變為綠水青山

油溪橋村地處山區，早年因亂砍濫伐、垃圾亂堆等導致生態環境惡化，水土流失嚴重，耕地面積逐年減少。積分制將生態保護納入核心指標，通過正向激勵與反向約束雙管齊下引導村民踐行生態行為，實現生態改善與經濟發展的雙贏。生態改善還帶動了文旅產業發展，油溪橋村先后獲評“中國美麗休閑鄉村”“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轉化。

3.文明新風深度養成，成為鄉風文明建設優秀典型

推行積分制前，油溪橋村賭博成風、宴席大操大辦等不良風氣盛行，尤其是賭博引發的糾紛頻發。積分制通過價值引導與行為約束，逐步涵養文明新風。一方面，通過正向引導樹標桿。將“孝老愛親、宴席簡辦、志愿服務”等行為納入加分項；另一方面，通過反向約束破陋習。將參與賭博、大操大辦、公開場合吸煙等不良行為納入扣分項。截至2024年，油溪橋村賭博現象完全絕跡，大操大辦現象基本消失，獲評為首批全國村級“鄉風文明建設”優秀典型案例。

二、積分制推動鄉村內生發展的實踐路徑

油溪橋村的成功，并非偶然的“能人效應”，而是一套階段適配、機制完善、資源耦合的系統性實踐。其實踐路徑是：以積分制為核心工具，隨發展需求迭代“內生自主、內主外輔、內外聯動”三階段模式，通過行動者網絡構建、保障機制健全、內外資源耦合等途徑，有效實現鄉村內生發展。油溪橋村根據不同發展階段的核心矛盾，調整積分制的目標、主體與措施，確保每一輪迭代都能精準破解當前困境，形成“問題、方案、成效、新問題、新方案”的螺旋上升格局。

（一）“內生自主”階段以“聲譽量化”重塑治理秩序

此階段（2007-2014）面臨的核心問題是組織渙散、秩序失范等，其目標是重建規則、喚醒參與，完全依賴村莊內部力量構建治理體系，不引入外部資源，避免外部干預打亂內生秩序。

1.聚焦內部主體，激活本土發展資源

該階段的行動者均源自村莊內部，形成“核心、骨干、基礎”的三層網絡。核心行動者主要是村支書及村“兩委”。村支書憑借“威望高、敢擔當”的個人特質，成為規則設計與執行的“領頭人”；村“兩委”成員分工明確，分別負責積分記錄、公示、監督，確保制度落地。骨干行動者包括黨員與村組干部。通過黨員廉潔檔案、三先規矩（黨員先參與、先帶頭、先監督），將黨員干部轉化為治理“先鋒隊”。基礎行動者則是全體村民。通過“戶主檔案袋”將每戶村民納入積分體系，確保治理覆蓋無死角。

此階段的非人類行動者主要是《村規民約》與戶主檔案袋。《村規民約》明確積分指標（如義務工、環境衛生、遵紀守法）與獎懲規則，成為“治理憲章”；戶主檔案袋以紙質形式記錄每戶積分，是“聲譽量化”的實體載體，每月在村務公開欄公示，接受村民監督。

2.以“聲譽量化”破解集體行動困境

“轉譯”是行動者網絡核心，指核心行動者通過“問題呈現—利益賦予—征召動員”整合分散主體，此階段轉譯邏輯為“聲譽量化”。

（1）問題呈現：系統性秩序失范與集體行動困境

2007年前后，油溪橋村內部各核心行動主體均陷入嚴峻困境，整個村莊呈現出系統性的失序狀態。對于新上任的村“兩委”而言，他們面對的是一個積貧積弱、規則體系近乎真空、組織權威嚴重缺失的治理僵局，具體表現為經濟貧困、產業空心、社會風氣不良，以及公共事務的癱瘓。

如何重塑治理權威、建立行之有效的規則體系，是其最為緊迫的治理難題；作為村莊中堅力量的黨員和村組干部群體組織渙散，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和角色認同，未能發揮應有的先鋒模范作用；在普通村民層面，他們因貧困與環境惡化而缺乏獲得感，又因公共規則失靈而陷入“公地悲劇”的循環，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存在較嚴重沖突。

面對此困境，核心行動者村“兩委”進行了關鍵“轉譯”，創新性地提出了完善村規民約與建立戶主檔案袋的制度化解決方案，實質上將其確立為所有行動者必須接受和通過的“強制通行點”，旨在重建秩序。

（2）利益賦予：以聲譽賦權構建精神激勵核心

為有效吸引各方行動者，核心行動者針對不同訴求進行了精準的利益賦予設計，其核心在于聲譽賦權。對于村民，他們可通過合規行為積累積分，獲取社會聲譽資本，滿足精神需求，并與未來的福利待遇、資源分配優先權等潛在物質利益形成關聯。對于黨員與村組干部，該制度賦予其更強的政治威信與模范榮譽，使其重獲角色價值與社會聲望。對于非人類行動者，《村規民約》被提升為根本準則，獲得了規則權威；“戶主檔案袋”則被確立為核心信息載體，成為量化與展示聲譽的平臺。

（3）征召動員：制度驅動與面子動員雙軌結合

在制度性征召方面，核心行動者建立剛性規則，將參與公共事務轉化為責任。一方面，推行六步修訂法，通過公正透明的民主程序，使村民產生規則所有權認同，強化身份責任感。另一方面，通過建立黨員廉潔檔案、執行“三先”規矩等，將黨員率先置于規則約束下，賦予其榜樣權威，彰顯制度公平，筑牢信任基石。此外，設立積分公示、“十個好”評選等正負強化機制，構建激勵相容框架，使村民個體利益與集體榮譽初步聯結。

在面子動員方面，核心行動者巧妙地將中國鄉村特有的“面子”文化資本轉化為治理資源。通過將村民的日常具體行為，例如出義務工、進行垃圾分類、遵守村規民約等，明確轉化為可加分的正面事項；而將亂扔垃圾、參與賭博等不良行為明確轉化為扣分的負面事項，這使得原本抽象模糊的“掙面子”或“丟面子”心理感受變得可計算、可比較。依托“戶主檔案袋”這一實體作為“面子記賬本”，使得抽象聲譽可記錄、可查詢、可追溯。定期的月度核對、年度張榜公示等公開程序，更是將積分排名置于全體村民的監督之下，無形中構建了一個充滿張力的“聲譽競技場”，極大地激發了村民基于“爭面子”和“怕丟面子”心理的參與積極性與自律性。

在該網絡構建與動員過程中，面臨的最大潛在異議在于對新規則有效性的普遍懷疑——“這套新制度真的能起作用嗎？”。村容村貌在短期內得到顯著改善、大量非必要開支的節省、基礎設施建設得以持續推進等一系列可見治理成效，實證了網絡參與的實際價值，有效回應了質疑，消除了對制度有效性的不信任感，促使整個行動者網絡成功實現閉合，進入相對穩定的運行狀態。

3.形成“行為、聲譽、預期”閉環反饋的網絡機制

油溪橋村在“內生自主”階段的成功，本質在于核心行動者村支書與村“兩委”構建并運作了一個以“聲譽量化”為核心的行動者網絡，實現了對村莊內部社會資本的激活與轉化。與傳統鄉村治理依賴外部約束不同，本階段網絡堅定向內挖掘，將長期存在的“本土資源”轉化為驅動發展的新型資本。

該網絡的核心運行機理在于通過完善村規民約與建立戶主檔案袋這一創新舉措，將村民各類行為依據村規民約標準進行打分記錄，再通過公示轉化為社會聲譽，并關聯未來利益預期。聲譽資本與未來預期構成強激勵，進而引導村民后續行為。“行為發生、打分記錄、轉為聲譽、利益預期、強化行為”的閉環反饋系統，使得整個網絡具備了自我驅動、自我調整、自我維持的鮮明特性。因此，“村規民約與戶主檔案袋”在此已超越了簡單管理工具的范疇，實質上成為一個能夠持續再生產村莊內部社會資本的裝置。這個始于“聲譽量化”的網絡，將分散的“村民”重構為具有共同行為規范的“治理共同體”，為后續引入股份、數字等技術要素奠定社會基礎。綜上所述，油溪橋村第一階段的網絡是一個典型的內源式發展范式，是一個通過制度設計激活文化資本，并依靠“非人類行動者”實現客觀化、去人格化治理，最終形成閉環自運行系統的過程。

（二）“內主外輔”階段以股份合作深化經濟聯結

此階段（2014-2021年）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內生動力邊際遞減、產業發展乏力”，目標是“從治理有序到發展有力”，在保持內部主導權的前提下，引入外部資源（如資金、技術等），通過積分折股將社會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

1.擴展行動者網絡邊界

在油溪橋村“內主外輔”發展階段的行動者網絡中，行動者網絡在原有基礎上實現了擴展與深化。核心行動者村支書與村“兩委”仍主導著此次網絡的升級，負責引入新機制并完成新一輪“轉譯”。在新招募的關鍵行動者中，既包含了內部行動者新力量，即村辦管理型集體企業、山土林木等自然資源被正式納入網絡并資本化，以及本身實現功能升級的積分制；也包含了外部行動者新伙伴，即上級政府與外來投資商。

原有行動者的角色與內涵也在不斷深化，村民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第一階段的“聲譽追求者”深化為“集體經濟股東”，其個人利益通過股份與集體資產深度綁定；黨員與村組干部作為“管理者”，其職責不再僅限于模范帶頭，更深入地參與到經果林、漂流公司等集體產業的實際管護與運營中，其積分考核與經營績效的聯系更為緊密，角色向“經營管理者”延伸；《村規民約》不斷修訂升級，持續提升其權威性與適應性；戶主檔案袋則實現了角色躍升，從最初的“聲譽記賬本”升級為承載更多經濟價值的“資產與股份記賬本”，其記錄的內容價值顯著提高，在網絡中的重要性倍增。

2.以“積分聯股份”破解發展瓶頸

核心行動者通過“問題重構、利益升級、征召深化”，將網絡目標從“治理”轉向“發展”，確立“積分聯結股份與分紅”為新的“強制通行點”。

（1）問題呈現：內生動力瓶頸與激勵邊際效用遞減

隨著村莊初步治理秩序的確立，新的挑戰隨之浮現。村民外出務工導致山、土、林地等資源閑置，村集體經濟收入單一，發展乏力。原有的“村規民約+戶主檔案袋”治理模式主要依賴于精神層面的聲譽激勵，其邊際效用出現遞減趨勢，難以持續激發參與動力。與此同時，外部環境出現新機遇：部分外來投資商開始關注鄉村領域并尋求可靠的投資項目；縣委、縣政府也從早期的觀察者轉變為積極的支持者，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相應的政策傾斜與資源扶持。

面對內外形勢，核心行動者認識到必須將社會資本轉化為經濟動能，推動村莊從“治理有序”向“治理有效、發展有力”躍升。因此，核心行動者提出“積分聯結股份與分紅”制度升級方案，將其確立為新“強制通行點”。

（2）利益賦予：以產權賦能重構激勵體系

為促進網絡升級與穩定，核心行動者對各方行動者的角色與利益進行了戰略性重構。

對于村民而言，這是一次身份的質變，村民從治理的參與者轉變成為集體經濟的股東，被賦予明確的、可預期的財產性收入權利，個人福祉與集體經濟發展直接掛鉤。

對于黨員與村干部，在既有聲譽激勵基礎上，進一步賦予其帶領群眾共同致富的政治使命與職業成就感，其先鋒作用與集體經濟績效緊密綁定。

對于新引入的村辦集體企業，一方面被賦予價值實現者與效益創造者的關鍵角色，其經營成敗直接關系到整個網絡的吸引力、凝聚力與可持續性。另一方面，村辦集體企業收入的增加與實力的壯大，本身也成為網絡成功的重要標志。

對于外部行動者，外來投資商可獲得穩定的投資回報；上級政府則能夠收獲鄉村治理創新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顯性政策績效。

非人類行動者“積分制”自身也實現了功能的重大升級，從一個相對簡單的行為記錄工具，演進為連接個體貢獻、集體資產與資本收益的核心制度紐帶。

（3）征召動員：依托股份動員深化利益綁定

本階段創新強化以產權明晰為核心的股份化動員路徑，通過“積分換股份”將模糊的集體所有權量化確權到戶，實現“資源變資產、村民變股東”的轉變。積分被科學地細分為兩大類：一是“戶主基礎分”，主要依據農戶戶籍及其所承包或守護的山、土、林地等自然資源的價值進行核定，將村民靜態的資源身份轉化為動態的資本權利；二是“管理建設分”，主要用于量化村民在村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集體產業日常管護等方面投入的實際勞動貢獻，從而有效激活村莊內部的人力資源，直接反哺村集體經濟的壯大。

為確保這一模式有效運轉，村莊創新性地推行了“235”產業發展與利益分配模式，對村辦管理型集體企業實行統一管理。該模式將村集體資源入股收益的30%、投資商固定利潤的20%以及經營者固定利潤的50%納入統一分配池。分配方案為：其中20%用于村民積分分紅，直接兌現股份收益，強化激勵；10%作為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費，保障可持續運營；剩余70%則依據各投資方的出資比例進行返還，以此建立穩定、可預期的投資回報機制，有效穩固了與外來投資商的合作關系。政府各類扶持資金也被針對性引入，作為輔助資源注入發展體系。

這一系列制度安排，共同構成了油溪橋村內生性征召動員系統，將村民、集體與外部資本的利益深度綁定，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發展格局。至此，村民基本實現了黨建引領，治理有效，鄉風文明，產業興旺，生態宜居，生活富裕的綜合目標，網絡運行中的異議聲音基本消除，網絡的合法性與穩定性變得更為堅固。

（4）建構“資源、積分、股份、收益”價值轉化網絡機制

在“內主外輔”階段，油溪橋村的行動者網絡實現了從“治理共同體”向“利益共同體”的轉型。這一過程體現了“內主外輔”的新內源發展特征：發展由內部絕對主導，外部力量被征召為輔助角色，共同推動網絡深化與價值提升。其運作機制可概括為：內部主導規則設計與價值分配，外部資源被有選擇地引入以服務內部發展目標。

該機制下，村支書與村“兩委”作為核心行動者，始終掌握著“問題化”、“利益賦予”和“征召動員”的全過程主導權，外部力量未介入制度內核。網絡增值的核心來源于對內部資源的創造性資本化——將村民的自然資源與勞動投入通過積分量化為股份，參與集體分紅，形成“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內源性價值循環。外部資源作為產業啟動的“燃料”被引入，但其使用與分配完全受內部制度規訓。外部資源投入所產生的效益，最終體現為村莊整體環境的改善與特色產業的發展壯大，進而提升村集體的總收入水平，而這些收入的分配權與分配規則，依然嚴格遵循內部的積分股份制度。因此，外部資源實質上被“內化”為服務于內部規則體系與長遠目標的有效工具與手段。

網絡運行的最終目標始終指向內部，即壯大村集體經濟、提高村民收入、實現共同富裕。所有行動者的利益實現都與這一核心目標緊密綁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發展格局，穩步推進鄉村振興。

（三）“內外聯動”階段以數字賦能提升治理效能

此階段（2021-至今）的核心問題是“治理效率低、產業升級慢、外出村民參與難”，目標是“提質增效、可持續發展”，通過引入數字技術，實現內部治理與外部技術的深度融合，推動積分制智能化發展。

1.引入技術主體作為新的關鍵行動者

在油溪橋村“內外聯動”階段，核心行動者村支書與村“兩委”繼續主導網絡升級，統籌內部治理與外部技術的深度融合。此階段引入了新的關鍵行動者——騰訊“耕耘者”團隊，他們不僅是技術提供方，更以協作者、賦能者和轉譯者的身份參與治理體系的數字化重構。

數字技術系統性地重塑了內部行動者角色：村民轉變為村級事務管理平臺的主動使用者與重要數據來源，外地務工村民也可以作為“在線村民”遠程參與村務；村干部則由傳統手工記錄者轉型為平臺管理員和數據分析師，治理效能得到質的提升；黨員群體則在數字化平臺上進一步凸顯其“數據驅動型模范”作用，其帶頭作用通過技術手段得到強化。

在外部行動者中，農業農村部由先前的認可者升級為全國推廣的“組織者”與“能力建設者”，借助國家行政體系的力量推動油溪橋模式走向更廣闊的天地。非人類行動者也發生了深刻演變：《村規民約》被通過編碼轉化為平臺運行規則；戶主檔案袋從實體文檔升級為數字檔案，功能實現全面增強。“村級事務管理平臺”本身作為最關鍵的非人類行動者，已演變為整個網絡的“數字心臟”，承擔積分核算、信息公示、數據分析等核心功能，支撐治理流程向自動化、透明化、高效化演進。

2.以“數字化積分制”破解效能瓶頸

核心行動者通過問題升級、利益增效、征召智能，將網絡目標從發展轉向可持續，確立“數字化積分制”為新的“強制通行點”。

（1）問題呈現：治理效能局限與可持續發展挑戰

盡管油溪橋村在前兩個階段的建設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但隨著發展的深入，新的挑戰與效能局限也逐漸顯現。在基層管理方面，村干部長期依賴手工記錄、核算與公示積分，工作負擔沉重且易出錯，管理效率遇到瓶頸；對于村莊發展而言，鄉村產業面臨持續升級壓力，若產業發展受阻將直接影響村民分紅收入；對于村民參與而言，在村民參與方面，大量外出務工人員難以突破時空限制參與線下治理活動。

此外，經過多年運行，積分制本身的精神與物質激勵效果也出現了邊際遞減的趨勢。作為鄉村振興的典型示范，油溪橋村能否持續引領發展？其經驗在推廣過程中如何避免“水土不服”？傳統手工積分記錄方式固有的效率低下、透明度存疑等問題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同時，上級政府也期待將油溪橋的內生發展模式進一步體系化、標準化、深化拓展，使其產生更廣泛的社會影響，為探索共同富裕路徑提供示范樣板。

面對上述多重挑戰與更高要求，核心行動者審時度勢，將新的“強制通行點”確立為“實施數字化積分制治理模式”。

（2）利益賦予：以數字賦效全面提升治理能級

數字化積分制的引入，為網絡中各方行動者帶來了顯著的效能提升與價值增益。對于村民而言，數字賦效體現在參與的便捷性與公平性上。通過全流程數字化管理，積分記錄實現了自動生成、實時更新和公開可查，有效規避了人情因素干擾和手工操作誤差，使積分評定更加公正可信。平臺打破了物理時空限制，使在外務工的村民能夠隨時隨地、透明便捷地了解村務動態、參與公共評議、在線申報積分，極大降低了參與門檻與成本，強化了其作為村莊主體的身份認同與歸屬感。對于村干部而言，數字賦效體現在工作的減負與增效。數字積分制將村干部從繁重的手工登記、核算等事務性工作中解放出來，實現“無紙化”、“自動化”辦公。自動化的數據匯總和報表生成功能，不僅提高了管理效率，更讓村干部能將精力投入到產業規劃、矛盾協調等更具戰略性的工作中。

對于積分制本身，數字賦效實現了激勵的精準化與可持續性。系統支持設置更精細、更多元的激勵指標，并可與分紅、福利、信用貸款等更豐富的回報方式靈活掛鉤，實現對村民行為的精準刺激與管理，有效對抗和延緩激勵效應的邊際遞減趨勢。對于模式推廣與政策制定而言，數字賦效體現在經驗的可復制性與決策的科學性上。數字積分制將復雜的治理規則標準化、模塊化，形成了可復制、可審計的運作系統，大大降低了“油溪橋模式”在全國范圍內復制推廣的難度與成本。

數字化平臺積累了海量、連續、真實的鄉村治理數據，為上級政府動態掌握鄉村發展態勢、科學評估政策效果、精準制定未來規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數據支撐。這有助于將油溪橋的“內生發展模式”建立在持續優化的良性循環基礎上，確保其成果的長期可持續性，為探索共同富裕路徑提供了扎實的研究樣本。

（3）征召動員：政策與技術雙輪驅動

本階段成功實現數字積分制的全面落地與深度應用，依賴于政策動員與技術動員的雙輪驅動與緊密配合。在政策動員方面，核心行動者借助外部權威與內部制度重構，為改革構建合法性基礎與資源保障。油溪橋村積分制模式入選國家級典型案例，標志著其創新實踐獲得了農業農村部等中央部委的認可。在此基礎上，農業農村部與騰訊公司聯合推出的“耕耘者”振興計劃，為油溪橋提供了專項政策指引與資金支持，將國家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具體可行的項目資源。

在中央政策的引導下，省、市、縣各級地方政府從宏觀的“支持者”轉變為深度的“共建者”。它們不僅匹配相應的財政、行政資源，更將油溪橋的數字化改革項目納入地方鄉村振興的重點工程或示范項目名錄，通過下達行政任務、納入考核體系、實施激勵措施等方式，賦予該項目強大的“政治勢能與執行推力”。借助上級賦予的合法性權威與資源支持，村集體迅速啟動內部制度的同步升級：通過正式修訂《村規民約》與《積分管理實施細則》，將數字積分制的原則、流程和權責關系制度化、文本化。成立由村黨支部直接領導的數字治理專項工作小組，明確內部分工，將數字平臺運營、數據維護、宣傳推廣等責任落實到具體個人，完成了從外部政策驅動到內部制度保障與組織落實的閉環。

在技術動員層面，通過村級事務管理平臺實現網絡關系的固化與征召過程的自動化。核心行動者征召騰訊“耕耘者”等技術團隊，依據村莊治理的實際場景與具體需求，量身定制開發出集積分在線申報、智能審核、自動公示、便捷兌換、村務全面公開、便民服務等多功能于一體的微信小程序或專用APP。該平臺本身作為一個關鍵的非人類行動者，通過其預設的程序邏輯與交互界面，強制規定了所有參與者的互動方式與行為路徑。平臺將村民的環境衛生、參與公益、產業貢獻等日常行為轉化為標準化的數據指標，并設計自動化的數據采集流程，如通過GPS定位確認參與清掃范圍、通過上傳照片申報貢獻等。技術手段將復雜的社會治理轉化為可量化的數據流，實現了對村民行為的精準“征召”。

通過政策動員確立合法性框架，再通過技術動員將其嵌入數字操作系統，核心行動者成功完成對各類行動者的深度征召，使數字積分制這一強制通行點穩固確立并高效運轉，推動了整個行動者網絡向更高階、智能化的數字化轉型。

3.建構內外聯動網絡機制

油溪橋村“內外聯動”實踐絕非簡單的內部接受外部技術輸血，而是一個以內部成熟網絡為價值創造主體、外部優質網絡為價值倍增媒介的復雜、動態且正向的循環過程。其核心運行機制由內生驅動、外部賦能與價值反哺三個相互銜接的關鍵環節組成。

一切聯動的起點與根基，是油溪橋村內部長期積淀形成的穩固的“價值內核層”，主要包括：清晰的治理需求與共同愿景、堅強的組織主體與領導核心和成熟的治理規則與文化共識。該機制是內部網絡基于自身需求與能力，主動選擇和利用外部資源，而非被外部力量所主導或重塑。外部力量若無法與這個“內核”實現有效兼容與價值共鳴，都將在網絡中被排斥或最終趨于無效。

外部力量扮演的是“賦能層”的角色，其核心功能是加速和放大內部內核的價值創造過程與產出效率。外部技術、政策、智力的賦能，顯著加速了內部“數字積分制”的成功落地與高效運行，催生出更優異、更透明的治理成果與更高的社會滿意度。

這一成功的數字化實踐被總結為“油溪橋模式”，成為一種具有廣泛借鑒意義的標準化公共產品，實現了價值溢出。該模式的成功反過來為油溪橋帶來更高的社會聲譽、更多的政策傾斜和合作機會，吸引更多、更優質的外部賦能。這些新增的外部價值又被內部網絡吸收、消化、利用，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內核創造層”的實力，實現持續的價值反哺與能力提升，從而開啟新一輪更高質量的內外聯動循環。

油溪橋的“內外聯動”機制，其精髓始終在于“以內統外”。它成功展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可行路徑：一個村莊必須首先立足自身，培育出充滿活力、運行有序、堅實可靠的內生治理內核，進而以此為核心主體，有選擇、有控制、有策略地征召和利用外部資源，最終實現內部價值創造的最大化與發展的可持續循環。

三、積分制驅動新內生發展的基本經驗

油溪橋村的實踐，超越了“積分制”等于獎勵工具的淺層認知，將其升華為鄉村內生發展的系統性解決方案。其核心經驗在于，以制度創新為魂，以主體激活為本，以黨建引領為核，以數字賦能為翼，以利益聯結為脈，構建起內生驅動、內外協同、可持續發展的鄉村振興模式，為同類鄉村提供可復制、可推廣、可落地的經驗借鑒。

（一）創新制度供給，構建“利益相容”的規則體系

在鄉村治理語境中，制度建構的目標是通過精巧的規則設計，重塑行動者行為邏輯與互動模式，破解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失衡的集體行動困境。化解這一困境的關鍵在于構建“激勵相容”規則體系，讓個體在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決策中自發推動集體目標實現，實現公共價值創造與私人利益訴求的天然契合。成功的制度創新需依托兩大邏輯支柱。

一方面，清晰界定產權結構并適時動態調整。鄉村集體權益邊界模糊容易引發資源低效利用、“搭便車”等問題，通過將土地經營權、資產收益權等抽象集體權益拆解為資產份額憑證、確權證等可分割、可交易、可追溯的量化單元，既能厘清權利歸屬、減少糾紛，更能為資源市場化配置奠定法理基礎，讓村民對自身權益形成穩定認知。

另一方面，精準計量個體貢獻并建構反饋機制。鄉村個體貢獻兼具物質投入、勞動付出等顯性行為與生態維護、遵守村規等隱性價值，單一的衡量標準容易致激勵失靈。因此，需建立多維度的價值捕獲機制，將異質性行為轉化為可累積、可兌現的制度性資本，確保每一類貢獻都能被量化記錄。制度性資本體系既能降低治理中的交易與監督成本，又能塑造“當下貢獻可換未來收益”的穩定預期，讓個體決策兼顧短期利益與長期福祉。通過閉合“行為-資本-收益”價值回路，形成自我實施的正向激勵循環，使公共價值創造內化為個體理性選擇，為鄉村可持續發展提供內生動力與秩序基礎。

（二）激活主體意識，培育“人人盡責”的治理文化

農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其主體意識的覺醒是治理有效的根本標志。當前鄉村治理中普遍存在“參與惰性”“主體虛位”等現象，根源在于制度性參與渠道缺失與社會性激勵失靈。從治理理論與社會資本視角看，一個具備治理韌性的共同體應建立在兩大支柱之上：共享價值的認同與穩定規則的利益聯結。

因此，治理體系應致力于構建多元參與平臺，特別要強化對弱勢群體的治理賦權，避免“參與權”被少數精英壟斷。這既是程序公正的體現，也有助于吸收地方智慧、匯聚多元訴求。同時，應形成精細化、多維度的“貢獻—反饋”機制，兼顧物質激勵與符號激勵。熟人社會中的聲譽、面子等符號資源，往往比物質回報更能激發深層次社會動員。通過對個體貢獻的及時、公正確認，可逐步內化“人人盡責”的共同體倫理，完成治理主體從“被管理者”向“自我治理者”的身份轉化與能力重塑。

（三）堅持黨建引領，筑牢“頭雁”領航的堅強核心

鄉村振興，關鍵在黨。基層黨組織在復雜多元的鄉村治理場域中，不應僅是行政末梢的執行者，更應成為政治整合者與治理中樞。面對利益分化、資源碎片化等現實困境，黨組織須發揮政治勢能，設定清晰的“強制通行點”，動員并整合各類人類與非人類行動者，構建目標一致的行動者網絡。其權威的合法性不僅源于自上而下的法理授權，更應來自決策的程序公正、執行的績效顯著與過程的公共協商。通過融合傳統型與魅力型權威，形成兼具情感認同與制度約束的復合型權威結構。

黨建引領的關鍵在于“選優配強”，將具有公信力與治理能力的黨員骨干充實到關鍵崗位，確保治理精英既具代表性又具先進性。同時，要將民主決策程序制度化，使國家政策意圖與村民在地知識在協商中達成共識，避免“政策懸浮”與“執行空轉”。最終，黨的政治優勢與組織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與發展動能，成為鄉村治理體系韌性的核心支撐。

（四）推動數字賦能，打造“提質增效”的治理工具

在數字時代，技術賦能是優秀治理模式得以低成本、高效率復制的關鍵路徑。數字化的系統嵌入，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顛覆性手段，實現了治理工具理性的一次躍遷。傳統治理因信息不對稱、監督成本高、流程非標準化以及對“能人治理”的依賴，往往難以持續。數字賦能的價值在于：通過流程線上化、數據資產化、規則算法化，對治理流程進行系統重構，實現全過程的可追溯、可審計、可量化，從而壓縮自由裁量空間，降低代理與監督成本，顯著提升技術效率與程序公平。

更重要的是，數字平臺可將經本土驗證的非正式制度與地方性知識標準化、模塊化，使其脫離特定情境與個體依附，完成從地方治理技藝向普適治理技術的轉化。其低成本、大規模復制潛力，本身即是治理智慧的積累與傳播。真正的數字賦能在于“賦能而非替代”，其目標是構建人機協同的智慧治理生態，為模式的優化與擴散提供堅實的技術底座與能力支撐。

（五）深化利益聯結，探索“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共同富裕是鄉村振興的終極價值目標，其核心在于構建兼具效率與公平的包容性增長機制，本質上是一種分配正義的公共政策設計。

從政策工具視角看，鄉村層面的利益協調應建立在三項機制之上：一是科學的要素貢獻評估體系。明確土地、勞動、資本、管理、數據等要素的價值貢獻度，實現“貢獻與回報”對稱，以激發個體活力并保障發展效率。二是堅實的社會保障底座。通過集體福利、基礎分紅、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式，為弱勢群體提供基本保障，維護社會結構的穩定與底線公平。三是多元化的利益實現渠道。將個人累積的制度性資本與就業、創業、金融等發展機會有機銜接，實現成果普惠與機會公平。

理想的共同富裕模式，是一個動態平衡效率與公平的社會契約：既鼓勵能者奮斗，也保障弱者共享。它在社區層面塑造出一個休戚與共、共創共享的命運共同體，為實現扎實、可持續的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微觀制度與倫理基礎。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胡揚名，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公共服務、城鄉治理。徐夢星，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城鄉公共治理。劉文靜，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城鄉公共治理。來源：陳文勝、向玉喬主編《鄉村振興藍皮書：湖南鄉村振興報告（202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第355～3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