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隋朝、漢朝、元朝、明朝、清朝這些大一統王朝的開國第一名將都分別是誰呢？

公元前二〇六年，垓下寒風刺骨，楚漢兩軍對峙。漢軍大營中，幾位謀臣將領圍在地圖前爭論不休，有人低聲說道：“若非那位‘國士無雙’，只怕這仗還沒個頭呢。”這一句“國士無雙”，點出了劉邦能否問鼎天下的關鍵人物，也順勢道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在一個個走向大一統的王朝背后，真正扛起“開國之戰”的頭號名將，到底都是誰？

回頭看兩千多年封建立國史，從秦始皇到清朝，完成大一統的王朝，一共只有九個。皇帝坐龍椅的是一個名字，替他打天下的，卻往往是另一些名字。皇權在前，兵權在后，但打下江山時，往往兵權更“硬”。有的皇帝本身就是名將，比如朱元璋、劉邦，有的則更多依靠麾下悍將。但不管皇帝是否善戰，每一個大一統王朝崛起時，幾乎都能找到一個“第一開國名將”的身影。

有意思的是，這些開國大將，并不都以“戰果多少”排座次。有人以戰功壓服天下，有人以資歷和忠誠取勝，還有人明明本事極大，卻刻意把鋒芒藏在身后，只在關鍵節點出手。要看清他們的分量，得把時間線拉直，從秦漢一路說到元明清，再把西晉和東漢也帶上，一環一環地看下去。

一、秦朝：老將王翦的“穩”字訣

如果只看戰功，秦始皇麾下的名將，一長串名字足夠讓人眼花繚亂：蒙恬、王賁、李信、章邯、蒙武、內史騰……每一個都拿得出戰績。但真論“開國第一名將”，多數史家還是會把位置讓給王翦。

王翦活躍的時間大致在公元前三世紀中后期，他在秦王政還未稱“始皇帝”之前，就已經是秦軍中最倚重的統帥之一。趙國的都城邯鄲，是秦國多次碰壁的地方，戰敗、蒙羞都發生在這里。后來秦王政重新起用王翦，由他領兵破趙，掃平三晉地區，為后來的統一中原打下堅實基礎。

不過，王翦真正顯出“第一名將”身價的，是對楚戰爭。公元前二二四年前后，秦趙燕等國都已搖搖欲墜，剩下最難啃的硬骨頭，就是南方的大國楚。楚國地廣人多，號稱“帶甲百萬”，早年秦國吃過楚國的虧。王翦向秦王政請兵六十萬，言下之意很清楚：這仗不好打，必須傾國而戰。

秦王政當時對年輕將領李信頗有好感，試著給了李信二十萬軍隊，讓他去打楚。結果不出意料，楚將項燕老辣狠厲，利用地形與兵力優勢，一舉擊敗秦軍。秦王政這才真正意識到，自己還是高估了年輕人，低估了楚國。

緊接著，就是那場關鍵的用人轉折。秦王政重新任用已年老的王翦，按照王翦原來的判斷，給了他六十萬大軍。王翦治軍極穩，不貪一時之功，扎營、推進都非常謹慎。對楚作戰期間，他甚至時不時向秦王政“要田地、要房子”，有人看不懂，但這恰恰透露出老將一顆“求自保”的心：讓君主覺得他念念不忘享受、不想專權，越安全，越好用。

最終，王翦率軍一舉摧毀楚軍主力，連戰連捷，滅掉楚國。至此，秦統一六國最大的障礙被掃清，王翦也完成了他一生最重的一筆戰功。等到秦始皇真正稱帝，王翦卻選擇了功成身退，回鄉養老，不再插手后續戰爭。

從秦朝這個例子可以看出，“開國第一名將”的標準，并不僅僅是看誰打的仗最多，而是看誰在“決定天下歸屬”的關鍵時刻，能拿出一錘定音的勝利。滅楚這一仗，對秦統一天下的意義，比滅掉趙國、燕國更關鍵，所以老將王翦壓過蒙恬等名將，排在首位，并不意外。

二、漢朝：一個“兵仙”，一個“功臣之首”

說到漢朝，就要分成兩個時期來看：西漢和東漢。西漢是劉邦在公元前二〇二年建立的，東漢則是劉秀在公元二五年重新定鼎天下。兩位開國皇帝都不算“書生上陣”，本身都能騎馬打仗，但真正把他們從群雄中托舉到帝位的那只“手”，卻各有其人。

西漢朝廷眾多將領中，論劉邦最倚重、戰功最集中、對楚漢戰爭勝負影響最大的人，韓信幾乎無可替代。韓信出身并不顯赫，年輕時在楚軍中受盡冷落，甚至有“受胯下之辱”的傳說。項羽手下將領如龍且、英布、鐘離眛等個個驍勇，他對韓信的謀略并不看重，也沒給他合適的機會。

韓信投奔劉邦后，早期同樣并不起眼。直到蕭何慧眼識才，把他“月下追韓信”，劉邦才在重重勸說中任命韓信為大將軍。柳暗花明之處，從此展開。

公元前二〇六年以后，楚漢對峙局面初步形成，韓信開始主持一系列北方戰事。他先是平定三秦，隨后采取“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策略，重新控制關中；接著又用“背水一戰”擊破趙軍，在井陘一戰中以少勝多，后來又揮師攻魏、破代，再渡黃河攻齊，幾乎以一人之力，把劉邦的勢力從關中擴展到了整個北方。在這些戰役中，韓信的行軍布陣、心理戰術都玩到了極致，堪稱“兵法活人”。

到公元前二〇二年的垓下之戰，韓信率軍與劉邦、英布等合圍項羽，把楚軍逼到窮途末路。項羽突圍到烏江一帶后自刎，楚漢戰爭宣告結束。嚴格說，劉邦之所以能從“沛縣亭長”變成漢高祖，韓信在軍事上的貢獻，超過任何一名將領。歷代評論中，“國士無雙”“功高無二”的評價，說明了韓信在西漢開國武功中的地位。

而在東漢光武帝劉秀那里，扮演類似角色的，則是鄧禹。劉秀起兵時是新朝末年，天下割據，各地情況十分復雜。鄧禹年紀不大，卻膽識很大，早早追隨劉秀，在公元二三年后，成為劉秀對外征伐的關鍵將領之一。

鄧禹主要活動在西北與關中一帶。當時關中有赤眉軍、隗囂等勢力盤踞，局勢錯綜復雜。劉秀把“西定關中”的重任交給鄧禹，可見信任之深。鄧禹平定山東、關中時，講究攻守兼備，軍事上雖不及韓信那樣絢爛，卻有一種穩扎穩打的風格。史書中評價他“既定河北，復平關中”，大致可以看出他對東漢中興格局的貢獻。

東漢建立后，劉秀設立云臺二十八將，以表彰開國功臣。在這二十八人中，鄧禹排在第一位。很多人疑惑：論戰功，鄧禹未必是最耀眼的，但他資歷最早、參與時間最長，又是劉秀最初起兵時的核心支持者之一，再加上始終忠心不二，所以被冠以“首功”之名。

如果西漢的“第一名將”更偏重軍事天才，那么東漢的“第一名將”，就多了一層“德”“情”的考量。這兩種標準并列在漢朝身上，倒也頗有意味。

三、西晉與唐朝：一個“鋪路人”，一個“鎮國鋒”

說完秦漢，視線往后移，會發現有的朝代雖然統一時間不長，但仍被歸入“大一統”的行列，比如西晉。司馬炎在公元二六五年篡魏稱帝，公元二八〇年消滅孫吳，結束了自三國以來長達近百年的分裂。西晉立國時間不久，后期又有“八王之亂”，風評并不好。但在統一戰爭中，還是出現了一位頗有特色的開國第一名將——羊祜。

羊祜生于曹魏末年，出身名門，既有名士風度，又有治軍之才。司馬氏掌權后，他逐漸被重用。公元二七〇年前后，西晉著手籌劃南伐吳國，羊祜被派鎮守襄陽，負責面對東吳的前線事務。羊祜對吳作戰時，有一個明顯特點：不急于求成，更重視民心。

他在邊境一帶嚴令軍隊不擾民，多次與吳軍交鋒中，也盡量避免無意義的屠戮。甚至還有一段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羊祜與吳將陸抗在長期對峙中，惺惺相惜，兩人雖然分屬敵對陣營，卻互相贈藥問病，私下相敬如賓。有人可能覺得這有些“書卷氣”，但從另一面看，正說明羊祜在當時的名望與人格力量。

遺憾的是，羊祜在統一戰爭真正展開前夕，于公元二七八年病逝。他去世前留下一份滅吳的戰略部署，推薦杜預為統帥。幾年后，晉武帝采納其遺策，以杜預為南伐主將，一舉滅吳。若論滅吳的直接功勞，杜預當之無愧；若論此前十余年打基礎、籌謀布局，羊祜則是那個最關鍵的“鋪路人”。因此很多史家認為，羊祜是西晉統一戰爭中地位最高的開國名將。

再往后，公元六一八年，唐高祖李淵在長安稱帝，建立唐朝。唐朝統一過程跨度不算長，但敵人比較雜：一方面要對付各地割據勢力，另一方面還要應對突厥等北方勢力。李淵本人曾是隋朝重臣，統兵出征并不陌生，不過真正讓大唐武功名震四方的，是他麾下那位“景武公”李靖。

李靖早在隋煬帝時期就以善戰著稱。隋末大亂時，他曾被扣押，后被李淵所用。進入唐軍后，李靖先協助平定內部割據，比如南方的蕭銑、輔公祏之亂，這些勢力被清除后，唐朝在江漢等地的統治才算穩定。

真正讓李靖“封神”的，是對外幾場大戰。公元六三〇年前后，東突厥在頡利可汗統領下，經常南下侵擾中原，對唐的威脅極大。唐太宗李世民親自部署，以李靖為主帥，發動大規模反擊。李靖采取遠程奔襲、分兵奇襲等戰術，多路進擊，最后在陰山一帶俘獲頡利可汗，使東突厥政權土崩瓦解。這一戰，被后世視為唐朝對北方戰略格局的關鍵一役。

隨后，李靖又率軍西征吐谷渾，用兵同樣果斷有效，使西北邊患緩和多年。唐太宗晚年對開國功臣進行評定時，把李靖列入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中，給予極高的禮遇。在諸多唐初名將之中，劉弘基、秦瓊、尉遲敬德等各有戰功，但論統兵規模、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和在君主心中的分量，李靖都略勝一籌，因此被公認為唐朝開國第一名將，頗為合理。

四、元明清三朝：草原悍將與漢人宿將

進入公元十三世紀以后，歷史舞臺上換成了騎射民族與漢人王朝交替登場。元朝、明朝、清朝三個大一統王朝的建立，都帶有時代的獨特印記，對應的“開國第一名將”，也呈現出不同的氣質。

元朝的建立要追溯到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兩代人。前者統一蒙古諸部，縱橫歐亞草原；后者在公元一二七一年正式建立元朝，完成對南宋的滅亡。嚴格說，蒙古帝國是一個分段式擴張的過程，要分成成吉思汗時期的“草原統一與攻金”，以及忽必烈時期的“定都中原與滅宋”。

在成吉思汗麾下，有“四杰四勇”之稱的八大功臣：木華黎、博爾術、博爾忽、赤老溫等四杰，速不臺、哲別、者勒蔑、忽必來等四勇。其中木華黎在軍政兩方面的地位極為突出，被視為“車之有轅，身之有臂”。成吉思汗高度信任他，多次托以重任。

公元十三世紀初，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的進程中，木華黎統兵攻伐各部落、整合草原勢力，立下首功。隨后蒙古與金國長期對峙時，成吉思汗把征金的重任交給木華黎，他在華北一帶縱橫馳騁，攻占了金國大片領土。可以說，沒有木華黎的連年征戰，就沒有蒙古政權在中原北方的牢固根基。因此，成吉思汗時期的“第一名將”，基本共識就是木華黎。

到了忽必烈時代，統一目標轉向南方的南宋。南宋憑借長江天險與水軍優勢，抵抗能力很強。忽必烈要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必須有人能破掉這道防線。承擔這一重任的，是將領伯顏。

伯顏出身蒙古貴族，精通水陸合戰，在對宋戰爭中擔任主帥。公元一二七四年前后，他率蒙元水陸大軍，自長江中下游一路南下，攻克鄂州等重鎮。隨后又主持對臨安的攻勢，迫使宋恭帝投降。南宋宗室在南方的殘余抵抗，被后續行動清除，元朝的統一才算最終完成。論及忽必烈時期的“開國第一名將”，伯顏的名字幾乎是繞不過去的。

元朝之后，是由漢人建立的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寒，親自領兵作戰的次數很多，可以說是一位親上火線的皇帝。但再能打的皇帝，也得有能征善戰的部下。朱元璋帳下名將如云：常遇春、藍玉、湯和、傅友德、李文忠等等，各有功績。然而從起兵之初，到最終驅逐元朝、統一全國，貫穿始終的頭號戰將，卻是徐達。

徐達比朱元璋年長兩歲，出生于一三三二年，家在濠州一帶。他很早就參加朱元璋的起義軍，幾乎從朱元璋“打地基”開始就站在核心位置。元末群雄割據中，陳友諒、張士誠是最強的兩個對手。對付陳友諒時，鄱陽湖水戰舉足輕重，徐達在水陸配合作戰中發揮極大作用，使朱元璋從瀕臨絕境的局面逆轉而上。隨后對付張士誠時，蘇州、平江一帶的攻防，徐達也始終是主力統帥之一。

南方局面穩定后，朱元璋決意揮師北伐，直取元廷老巢。公元一三六八年左右，徐達作為北伐總帥，率大軍攻入中原，最終逼得元順帝北逃漠北，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宣告結束。大明王朝由此正式立于天下之中。朱元璋論功行賞時，將徐達列為開國功臣之首，可見其在諸將之中的分量。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之后為了鞏固皇權，大規模清洗功臣，胡惟庸案、藍玉案接連發生，許多早年戰友相繼被誅。徐達之所以未被卷入，是因為他在一三八五年病逝，終年五十四歲，算是“先走一步”，躲過了后來的風波。從某個角度看，這位開國第一名將的結局，反倒比很多同輩要幸運。

最后看清朝。清朝的前身是努爾哈赤在一六一六年建立的“后金”，后由皇太極改國號為清，逐步入關統一全國。努爾哈赤起初只是建州女真部一支首領，要統一女真人各部，進而與明朝對抗，必須有一批敢打硬仗的悍將。史書中提到的額亦都、扈爾漢、安費揚古、何和禮等人，都是開創時期的重要武將。

在這些人里，費英東常被視為前期戰功最顯赫的一位。他早年隨努爾哈赤征戰各女真部落，在統一建州、海西等部的過程中屢立戰功，可謂后金軍隊的中堅。公元一六一八年，努爾哈赤起兵反明，打響薩爾滸之戰。這一仗是后金崛起的轉折點，明軍投入了多路大軍，卻在山地作戰中分兵過散，被努爾哈赤采用各個擊破的戰術逐一擊敗。費英東在其中多次擔任主力或突擊部隊，表現極為勇猛。

薩爾滸之戰后，明朝在遼東的控制力大為削弱，后金則在東北地區站穩腳跟。此后幾十年，清軍從關外一步步推進到關內，最終在一六四四年后控制全國。若說清朝在建立統一王朝的道路上，哪一位武將參與時間最早、對奠定基業幫助最大，費英東無疑可以排在前列。因此，在清朝開國武將中，他被不少研究者視為“首功之臣”。

五、隋宋兩朝：特殊的“無首將”現象

談到大一統王朝的開國名將，有兩個朝代常被單獨拎出來說，那就是隋朝和宋朝。這兩個朝代都完成過大一統，但細看建立過程，卻和其他朝代不太一樣。

隋文帝楊堅在公元五八一年受禪稱帝，建立隋朝。當時北周已經內亂多時，楊堅原本就是掌握軍政大權的丞相，擁兵在手。可以說，隋朝的建立，更像是一次權力中樞內部的改朝換代，而不是從草莽中打拼天下。楊堅本人有軍事經驗，但起家時并不需要像劉邦、朱元璋那樣從農民軍中征戰四方，而是依靠手中現成的北周軍隊。這個過程雖有武力威懾，卻缺少那種“某位大將外征破敵、打出新王朝”的場景。

至于宋朝，情形又有些不同。公元九六〇年，后周禁軍統帥趙匡胤在陳橋驛被部下“黃袍加身”，擁立為帝，建立北宋。這一事件本質上是禁軍高層對后周幼主政權的一次“宮廷政變”。政變過程幾乎沒有外敵對抗，也沒有血腥內戰。趙匡胤本人做過邊將，但建立宋朝的那一刻，他更像是一位通過軍權接管朝廷的“主帥”，而不是在外線打仗的“開國名將”。

此后，宋朝統一中原，確實也有不少能征善戰的將領，比如曹彬、潘美等，在平定南唐、南漢、后蜀過程中立功不少。不過這些戰事發生在趙匡胤已經稱帝之后，是“擴張既有政權”的統一，而不再是“從無到有”的開國階段。因此，把他們稱為“開國第一名將”，多少有些隔了一層。

正因為如此，隋朝和宋朝在討論“大一統王朝的開國名將”時，往往被劃歸為“特殊情況”：皇帝本人就是掌握軍權的核心，靠內部權力轉移登基，而不是依靠某位外征大將打出來的王朝。也就談不上有哪一位“首將”可以像韓信、徐達那樣，被明確冠以“開國第一名將”的稱號。

六、從“首功誰屬”看帝王用人之道

回頭把秦、兩漢、西晉、唐、元、明、清這幾個大一統王朝放在同一條線上，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這些開國第一名將，有的善奇謀，有的重穩健，有的出身草原，有的出自士族，各不相同，但在幾個關鍵點上，卻驚人地一致。

其一，他們大多出現在國家尚未真正統一、局勢最兇險的節點。王翦是在楚國尚強時；韓信是在楚漢戰爭膠著時；鄧禹是在群雄并立、河北關中尚未定局時；羊祜是在晉吳尚相持、邊境僵局難破時；李靖是在突厥威脅最大、唐朝邊防最吃緊時；木華黎和伯顏則分別在蒙古未定部眾、元宋未決時出場；徐達和費英東，則在舊王朝尚有余力、戰線吃緊時扛起主力。這些時刻，往往決定著新舊政權的最后走向。

其二，這些第一名將與開國君主之間，幾乎都有一種“互相成就”的關系。韓信之于劉邦，木華黎之于成吉思汗，徐達之于朱元璋，都是典型例子。如果沒有這些將領的統兵能力，皇帝很難在殘酷的戰爭中穩穩站住腳；反過來，如果沒有這些皇帝提供的平臺與資源，這些名將在亂世中也未必能展其所長。二者相逢于亂世，彼此成就，也彼此牽制。

其三，他們的結局并不完全相同。王翦功成身退，善于自保；韓信則因功高震主，終遭誅殺；鄧禹雖不若韓信耀眼，卻以穩重和忠誠換來善終；羊祜未見統一之日便病逝，只留下遺策；李靖雖受厚遇，但晚年也主動求退；徐達在清洗功臣之前去世，算是幸運；費英東則在后金早期戰死沙場，成為“前期之柱石”。這些不同結局，折射的往往是帝王心態與權力運作規則。

如果把這些將領的故事串起來，會發現一個頗為清晰的脈絡：大一統王朝從起步到完成統一，離不開幾場決定性的“硬仗”，而這些仗，往往集中在少數幾位“首功之臣”身上。帝王可以文治天下，卻必須要有武功做底子。誰在最難的時候扛住前線、拿下關鍵一戰，誰就更有資格被記在“開國第一名將”的位置上。

兩千多年過去，那些王朝興替已經塵埃落定，皇帝的名字人人都記得，而開國時的那幾位“第一名將”，卻經常被人混淆、甚至忽略。把他們重新拉回視野中，看清楚每個人所處的時代、承擔的任務和留下的戰績，許多歷史節點的真實面目，反而更顯得分明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