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千部違禁境外劇“唾手可得”，社科院建議：壓實平臺責任

在平臺聚合與算法分發機制加持下，違禁境外影視劇等盜版視聽資源正通過網盤、瀏覽器等渠道加速流通。

2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舉辦“新形勢下文化安全法治”研討會，介紹《境外視聽內容無序傳播的文化安全挑戰和應對》研究成果。

研究顯示，上千部含有淫穢色情、恐怖暴力等限制級內容的違禁境外影視劇及盜版影視資源，正通過片單聚合、加密分享等方式，在網盤、瀏覽器等平臺組織化、規模化傳播，沖擊主流價值觀，危害青少年成長，影響文化產業健康發展，并威脅國家文化與意識形態安全。

網盤、瀏覽器盜版橫行，上千部違禁境外劇“唾手可得”

大量未獲許可或未經審批的違禁境外影視劇，通過網盤、瀏覽器等載體傳播，夾帶色情暴力元素，并與賭博詐騙等引流信息相伴而生。

在實際傳播形態上，這類內容已被系統化整合。記者從研討會上了解到，在主流瀏覽器搜索“美劇”“英劇”等關鍵詞，即會出現“熱搜神劇”“追劇神器”等經編輯整理的推薦片單頁面。“美劇”“英劇”片單各高達99頁，每頁10部劇集，點擊即可獲取上千部未經審批引進的境外影視劇播放頁面和網盤下載鏈接，其中包含大量淫穢色情、恐怖暴力等限制級內容。

與此同時，盜版影視內容同樣大規模存在。盜版數據監測機構MUSO報告顯示，年度全球盜版網站訪問量已達2163億次。例如，熱播刑偵劇《我是刑警》上線僅13天，即發現網盤盜版8.2萬余條，平均每天約6300條鏈接。

伴隨違禁與盜版內容擴散，網絡黑灰產與之深度結合。社科院調研發現，侵權影視資源、擦邊低俗切片及境外違規劇集常被作為誘餌，為非法網站輸送流量；播放頁面嵌入彈窗推送、貼片廣告、標題誘導及跳轉鏈接，最終導流至賭博平臺或詐騙頁面，實現資金轉化與利益回流。違法傳播鏈條與非法獲利鏈條相互咬合，形成可復制、可擴張的產業化閉環。

人工智能的嵌入進一步提升了違規內容的定位與分發效率。AI在檢索聚合、自動剪輯、自動配音與生成合成等環節的應用，使“搜集—加工—變體—分發”更趨自動化、規模化，違法違規內容得以以多版本、多形態快速擴散。

在研究成果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網絡與信息法室副主任周輝看來，形成當前組織化、規模化傳播的根本原因在于流量變現機制持續驅動：“瀏覽器、搜索服務及網盤平臺普遍遵循免費引流向增值服務轉化的商業路徑，用戶規模及活躍度直接決定了平臺的廣告收益及會員收入。由于高熱度內容能顯著提升日活躍度及用戶停留時長，而高強度的合規投入及嚴格攔截可能導致用戶流失，平臺在短期增長壓力下易出現治理松動。黑灰產廣告主為獲取流量愿意支付高額投放費用，促使違規內容與灰色廣告之間形成了相互強化的利益鏈條。”

多重風險集中顯現 文化安全與青少年成長面臨沖擊

在瀏覽器檢索、搜索聚合、網盤存儲、社交轉發等技術支撐下，違禁境外影視劇、盜版影視內容獲取門檻顯著降低，傳播鏈條被壓縮，風險擴散速度加快。

內容產業生態承受直接沖擊，盜版分流正版平臺流量與收益，削弱投資回收預期，擠壓原創內容生存空間。中國電視劇制作產業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蘇曉在2025年曾直言，近年來盜版問題給視頻平臺帶來的經濟損失已超過200億元。

在價值層面，周輝指出，一些境外影視劇在敘事框架、人物塑造和歷史呈現中夾帶特定偏見，通過歷史虛無主義表達、制度污名化敘事及國家形象負面塑造實現認知滲透。例如，韓劇《暴風圈》因丑化中國城市形象、設置反華臺詞并將反派角色與中文強行綁定而引發爭議，而相關內容仍可通過搜索獲取播放頁面和下載鏈接。

未成年人保護壓力同樣突出。《第6次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報告》顯示，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達1.96億，互聯網普及率97.3%。研究成果指出，在未成年人高比例接入互聯網的背景下，相關內容借助網盤口令分享、資源群組轉存等私域傳播方式，使暴力、血腥、色情信息更易觸達未成年人，長期接觸易導致行為模仿與價值判斷偏移，同時固化“內容免費”的錯誤認知。

周輝強調，侵權盜版、色情低俗、賭博詐騙、意識形態偏見及人工智能生成的異化內容往往交織共生，已經演變為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并衍生出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網絡秩序維護及知識產權保護同步承壓的系統性難題。

國際層面的外溢影響亦不容忽視。周輝認為，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和國家法治形象及市場秩序預期直接相關。長期存在的盜版問題將削弱國際合作伙伴信心，影響文化交流與合作。

“應該像治理黃色網站一樣治理違規網盤、瀏覽器”

事實上，我國監管機構近年來持續加強相關領域的合規治理。國家版權局、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四部門聯合啟動“劍網2025”專項行動，明確以網絡存儲、傳播領域的版權整治為重點，有效加強對瀏覽器、搜索引擎、網盤商業模式的版權監管。

在政策持續加碼的背景下，社科院研究成果提出，應拿出治理黃色網站那樣的同等決心、力度與標準，堅持“零容忍、全鏈條、同責同罰”，從嚴壓實網盤、瀏覽器等平臺主體責任。研究建議從立法完善、執法嚴格、司法保障、平臺自治與社會共治五個維度系統推進治理：設定合規義務清單，要求平臺履行主動識別、攔截義務；強化全鏈條穿透式監管，建立內容審核、版權執法、反詐治理等跨部門協同機制；完善損害賠償規則并提高侵權成本，統一裁判尺度并明晰算法推薦責任邊界；推動行業共建“黑名單特征庫”，實現“一端發現、多端聯控”。

“在新的技術條件和商業模式下，境外視聽內容無序傳播作為網絡內容治理領域的一個長期問題，也出現了新的變化，要求平臺等主體落實內容治理責任，仍是關鍵和相對可行的策略。”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戴昕副教授說道。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財經法學》副主編劉權教授關注到，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時代，無序傳播的社會危害更為突出。平臺應通過技術手段加強內容審核，及時斷開鏈接、刪除作品，對違法用戶實施封禁等措施；同時健全舉報制度，提高違法成本，形成震懾。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講師閆文光則指出，通過瀏覽器、網盤傳播的境外違禁視聽內容，已經成為誘導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隱形推手”，甚至部分內容暗藏西方錯誤價值觀輸出、抹黑我國國情的不良導向，直接威脅到我國的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安全。他同樣認為必須從嚴壓實網盤、瀏覽器等平臺的主體責任，堅持零容忍的態度和全鏈條的治理，讓所有平臺都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

在此基礎上，有學者將討論進一步延伸至文化安全的邊界與治理分層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張龑教授認為，要劃定文化安全的范圍，對文化傳播安全引發的文化安全風險進行分級分類，適當利用制裁與反制裁手段，打擊跨境供應鏈與非法金融鏈條，境內外協同治理、重點治理。

北京市文化娛樂法學會秘書長田川表示，文化安全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與未成年人保護、版權秩序、意識形態安全緊密相關的系統性風險；面對技術演進與內容形態的快速變化，法治必須從“事后處置”走向“前瞻防控”，呼吁構建“五位一體”的跨境內容治理體系，筑牢數字時代文化安全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