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岳飛傳》因“侮辱少數民族”被禁播，王任重：可以復播

1979年，一部評書《岳飛傳》突然火遍全國。每天中午12點，從東北的鞍山到南方的安徽，無數家庭圍坐在收音機旁，聆聽評書演員劉蘭芳那鏗鏘有力的聲音。這部評書創(chuàng)造了中國廣播史上的奇跡——半導體收音機賣斷貨、電影院為配合播出調整放映時間、街道犯罪率下降，劉蘭芳因此得名“凈街王”。

劉蘭芳，原名劉書琴，1944年出生于遼陽一個曲藝世家，她14歲輟學后拜師學藝，15歲考入鞍山曲藝團，成為一名東北大鼓學員。1979年，鞍山人民廣播電臺決定錄制傳統評書，編輯李喜元選中了劉蘭芳。

劉蘭芳接到這個任務后，回家和丈夫王印權商量該說什么內容。王印權也出身于曲藝世家，原本是鞍山廣播電視藝術團的快板書演員，他建議劉蘭芳說岳飛的故事。此后劉蘭芳和王印權在十幾平米的出租屋里開始了艱苦的創(chuàng)作，他們白天上班演出，晚上熬夜編腳本，常常寫到凌晨一兩點。117回、60多萬字的《岳飛傳》腳本，是劉蘭芳和王印權用碎片時間一點一點擠出來的。

1979年9月1日，《岳飛傳》在鞍山電臺首播，立即引發(fā)轟動。不到一年時間，全國66家廣播電臺復錄播出。遼寧省海城縣百貨商店積壓的半導體收音機被搶購一空，安徽一些城鎮(zhèn)的晶體管收音機也一度脫銷。

《岳飛傳》的火爆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遼寧臺收到聽眾來信5000余封，雖然其中絕大部分是贊揚，但也有人提出了批評意見，其中最為敏感的是民族問題。

《岳飛傳》中沿用了一些傳統說法，如“番奴”、“金韃子”等對少數民族帶有侮辱性的詞匯。更讓劉蘭芳沒想到的是，書中使用的“巴圖魯”（蒙古語“勇士”之意）也引起了爭議，因為岳飛抗的是金兵，與蒙古族并無直接關系。

這些細節(jié)在普通聽眾中可能被忽略，但在少數民族聚居區(qū)卻引發(fā)了實際問題。據遼寧臺的一份匯報材料記載：《岳飛傳》播出后，遼寧省一個蒙古族自治縣的一部分蒙古族青年說岳飛不好，一部分漢族青年說岳飛是民族英雄，雙方話不投機，竟然打了起來。還有一個蒙古族家庭，孩子天天聽《岳飛傳》，父親不讓聽，孩子非要聽，氣得父親把收音機砸了。中宣部的領導在聽說了《岳飛偉》引發(fā)的爭議后，要求各大電臺將其停播。

1980年，中國曲藝家協會主席陶鈍注意到了《岳飛傳》被停播的情況。陶鈍是老資格的文化人，1931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文學系，長期從事曲藝研究和創(chuàng)作，他深知《岳飛傳》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影響，決定從中斡旋。陶鈍給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任重寫了一封信，從專業(yè)角度談了對《岳飛傳》的看法，并提出了修改意見，主張修改后繼續(xù)播出。

陶鈍

王任重是在1980年2月兼任中宣部部長的，面對文藝領域的新情況，他展現了務實的工作作風。1980年9月24日，王任重復信陶鈍，明確表態(tài)：“同意你的意見，《岳飛傳》把刺激少數民族感情的語言去掉，可以繼續(xù)廣播。遼金侵漢是反動的，岳飛抗金是愛國的，正義的，這個問題應請歷史學者寫文章?！?/p>

此后遼寧省委宣傳部立即行動，組織召開座談會。會議邀請了省內外史學界、文學界、新聞出版界的專家、教授、文藝理論研究工作者20余人參加，省民委、鞍山市委宣傳部、文化局、電臺、曲藝團和劉蘭芳本人也出席了會議。

座談會經過研究，對《岳飛傳》制定了詳細的修改方案：

第一，在內容上突出抗金斗爭和忠奸之分。主要歷史事件、人名、地名尊重史實，一般情節(jié)容許虛構，刪去原書中封建迷信、色情描寫等糟粕。

第二，涉及民族問題做如下修改：

凡對少數民族有侮辱性的語言，如“番奴”“金韃子”等一律避開，代之為“金兵金將”等，并適當增加金國人民和下級士兵反對金兀術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描寫，把統治者和廣大人民區(qū)別開來。

對宋金戰(zhàn)爭，尊重歷史，仍作為兩國戰(zhàn)爭來寫。但對宋朝不稱“中國”，而代之以“大宋”、“宋朝”、“我朝”、“中原”等。建議在“說評”中以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做一些“今釋”，刪去“長城為界”等詞句。

此后鞍山曲藝團和劉蘭芳按照修改方案，對《岳飛傳》進行了全面修訂。修改后的《岳飛傳》很快重新播出，并與全國60多家電臺交換作品。

這一事件的處理體現了當時文藝管理政策的調整方向，王任重在擔任中宣部部長期間，提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這一提法后來成為新時期文藝工作的基本方向。

王任重

如今，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不僅能看到一部優(yōu)秀文藝作品的誕生過程，更能看到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各方如何以智慧和擔當化解矛盾、推動文藝繁榮發(fā)展的生動實踐。這或許正是《岳飛傳》故事之外，留給我們的另一份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