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參考來源：《茅以升傳》、《蕙君年譜》、《錢塘江大橋工程史》、《中國近代橋梁建設史》、中國科學院檔案、鐵道科學研究院史料、當事人回憶錄及相關歷史檔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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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茅以升炸橋復橋的壯舉，尊他為“中國橋梁之父”。
在江河之上，他用鋼筋水泥構建了最堅固的秩序，能令天塹變通途；然而在圍墻之內，他親手搭建的家卻在情感的洪流中分崩離析。
兩任妻子，一個死于舊時代的驚恐，一個亡于新時代的流言，竟“殊途同歸”，皆以“抑郁”二字凄涼收場。
而原配留下的六個子女，在他榮耀加身之時選擇決絕轉身，用長達幾十年的冷漠與怨恨，以此懲罰父親的背叛。
當93歲的他躺在病榻之上，回望身后，除了小女兒孤寂的身影，竟是一片白茫茫的斷壁殘垣。
01
1946年11月，杭州的深秋透著一股子濕冷的骨痛。
錢塘江江面上，打樁機的轟鳴聲像沉悶的雷，一下下砸進淤泥，也砸進茅以升的耳膜。
江風裹挾著潮氣和鐵銹味，把他的大衣下擺吹得獵獵作響。他站在未合攏的鋼梁上，手里攥著圖紙，指關節泛白。
這是他親手炸斷的孩子，如今又要親手接回去。
身邊是一圈點頭哈腰的官員和記者，閃光燈“咔嚓”作響，鎂粉燃燒的白煙騰起，將他那張清瘦儒雅的臉映得忽明忽暗。
“茅公，復橋指日可待，乃黨國之祥瑞，民族之幸事啊！”一位穿著中山裝的處長堆著笑，遞上一根“三炮臺”。
茅以升沒接煙，只是微微頷首，目光越過人群，落在江水翻滾的漩渦里。外人看的是熱鬧，是政績，只有他看得到這鋼梁下的暗流涌動。橋好修，人心難測。
入夜，吉普車停在了一棟青磚小樓前。
茅以升緩慢走上臺階，隨后頓了足足五秒。
他的身上還殘留著慶功宴上的脂粉氣和酒氣，那是勝者的味道；可小樓門縫里滲出來的，卻是常年散不去的苦澀藥渣味。
他抬起手，看了看腕表，時針指向九點。這個點，原本是他一天中最清醒的工作時間，此刻卻莫名覺得胸口發悶。他深吸一口氣，調整了一下那副金絲邊眼鏡，推門而入。
客廳里沒開大燈，只有一盞昏黃的落地臺燈亮著。
戴傳蕙坐在沙發角落里，手里拿著一塊絨布，機械地擦拭著一只并不臟的花瓶。聽到門響，她沒有抬頭，動作也沒有停頓，只是背脊明顯僵了一下。
“回來了。”聲音很輕，像是一張被揉皺的舊紙。
“嗯。工地上有些事，又陪陳廳長吃了頓飯。”茅以升換下鞋，盡量讓語氣聽起來輕松平常。他把大衣掛在衣架上，余光瞥見茶幾上放著一碗黑乎乎的湯藥，早已涼透，上面結了一層令人不適的薄膜。
“陳廳長……”戴傳蕙終于抬起頭。那是一張被歲月和驚恐抽干了水分的臉，顴骨突出，眼窩深陷，眼神里帶著一種神經質的審視，“上次炸橋前，你也說是陪廳長吃飯。后來橋炸了，我們一家老小像喪家犬一樣逃難。”
茅以升解領帶的手停在半空，眉頭微不可察地皺起川字紋。
“傳蕙，那是抗戰，是國策。現在日本人投降了，勝利了，我們在修橋。”
戴傳蕙冷笑了一聲，放下花瓶，站起身來：“外面到處都在抓漢奸，都在清算。今天我聽隔壁張太太說，附近又有人被抓走了。以升，你名氣太大了。名氣大，就是靶子。”
她走到茅以升面前，伸手幫他整理衣領。那雙手冰涼，帶著一股揮之不去的中藥味。她湊得很近，像是在幫丈夫整理儀容，又像是一只嗅覺靈敏的警犬，在搜尋某種危險的氣息——或許是女人的香水味，或許是政治風暴的火藥味。
“你身上酒味好重。”她說，“少喝點。若是哪天半夜又要逃命，喝醉了怎么跑？”
茅以升感到一股強烈的窒息感從腳底升起。他在外面是呼風喚雨的工程巨擘，是萬人敬仰的科學泰斗，在這里，他只是一個隨時可能導致家庭毀滅的“罪魁禍首”。
“不會再逃命了。”茅以升輕輕推開她的手，語氣里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與疏離，“我去書房看圖紙。”
“別睡太晚，燈光招人眼。”戴傳蕙在他身后叮囑，聲音幽幽的，“窗簾拉嚴實點，別讓人看見你在里面做什么。”
茅以升沒有回頭，快步走進書房，反手關上了門。
“咔噠”一聲輕響，將客廳那死水般的沉寂隔絕在外。他背靠著門板，長長地吐出一口氣，摘下眼鏡，疲憊地揉著鼻梁。
窗外，錢塘江的濤聲隱約傳來，那是宏大的、有邏輯的、可以通過力學公式計算的聲音。而門外那個陪他走過半生的女人，她的恐懼、她的疑慮、她的抑郁，就像一團沒有形狀的毒霧，不論他建起多堅固的鋼筋混凝土，都擋不住這股霧氣的滲透。
他在書桌前坐下，攤開那張紅藍鉛筆標注得密密麻麻的圖紙。圖紙上，橋梁的線條剛勁有力，那是他引以為傲的秩序。
可今晚，這完美的秩序并不能讓他安寧。他覺得冷，這種冷不是因為沒有暖氣，而是來自那個即便是在勝利時刻，依然在準備隨時逃亡的家。
他拉開抽屜，取出一張去往上海的車票。那是下周去交通大學授課的行程。盯著那張薄薄的紙片，茅以升的眼神里閃過一絲異樣的光亮。
去上海，不僅僅是公干。在那里，或許能喘上一口不帶藥味的氣。
02
上海的夜，是軟的。
比起杭州那股子透進骨縫的濕冷，十里洋場的空氣里飄著的是咖啡香、司丹康發蠟味和躁動的金錢氣息。1947年的上海灘，法幣貶值得像廢紙，但這絲毫沒影響霞飛路上霓虹燈的閃爍頻率。
茅以升坐在靜安寺附近一間公寓的藤椅上，手里端著一杯剛泡好的碧螺春。茶杯是普通的白瓷，沒磕碰，沒藥味，升騰的熱氣里透著一股子清冽。
“先生，水溫合適嗎？”
說話的是權桂云。她只有21歲，穿著一件米色的毛線開衫，底下是素布裙子，臉上沒施粉黛，干凈得像一張未被墨跡染過的宣紙。她站在離茅以升三步遠的地方，雙手交疊在身前，眼神里全是怯生生的崇拜——那種看神佛一樣的眼神。
這眼神讓茅以升受用。在杭州，他是焦慮的丈夫、還是被盯著的“靶子”；在工地上，他是要對成千上萬條性命負責的總工。只有在這里，在這間不足三十平米的公寓里，他只是一個被仰望的男人。
“很好。”茅以升放下茶杯，聲音不知不覺松弛下來，“蘇州帶來的？”
“是。我媽特意去東山采的明前茶，說先生是讀書人，只有這茶配得上。”權桂云走近兩步，想幫他捏捏肩，手伸到半空又縮了回去，似乎怕冒犯了這尊大佛。
茅以升捕捉到了這個動作，他沒有拒絕，只是微微側了側身子。
權桂云的手指落了下來，力道輕柔，指腹溫熱。
“桂云，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嗎？”茅以升閉著眼，突然問了一句。
“我知道，先生是造大橋的，是大學問家。”權桂云的聲音軟糯，帶著蘇州女子的吳儂軟語，“我聽人說，先生的手是點石成金的手。”
茅以升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弧度。點石成金？如今這世道，橋修得再好，也架不住人心的崩塌。但在權桂云簡單的世界里，沒有政治站隊，沒有特務監視，沒有那個神經質地擦拭花瓶的妻子。她只關心他的茶燙不燙，飯咸不咸，今晚留不留下來。
這種極度的“無知”，恰恰是茅以升此刻最需要的解藥。
“這幾天外頭亂，米價又漲了。”茅以升睜開眼，從西裝內袋里摸出一個厚厚的信封，放在茶幾上。信封鼓脹，里面塞滿了剛兌換的法幣，面額大得嚇人，購買力卻在這個動蕩的年代里朝不保夕。
權桂云看了一眼信封，臉漲得通紅，手上的動作停了：“先生，我不要錢。能伺候先生，是我修來的福氣。我媽說……”
“拿著。”茅以升打斷了她，語氣不容置疑，透著一種上位者的威嚴，但轉瞬又化為溫和，“世道不好，你可以不吃，你母親還要過活。我不常來上海，這些你備著，別讓自己受委屈。”
權桂云咬著嘴唇，眼眶紅了。她沒見過什么世面，只覺得眼前這個年過半百的男人，像父親一樣威嚴，又像戲文里的才子一樣體貼。她小心翼翼地收起信封，仿佛那是某種定情信物。
“先生，今晚……還要趕回學校招待所嗎？”她問得極輕，聲音里藏著鉤子。
茅以升抬手看了看表。按照行程，他明天一早要在交大有個講座，今晚理應回招待所備課，或者還要去應酬幾個教育部來的官員。
他的腦海里閃過杭州家中那扇緊閉的窗簾，閃過戴傳蕙那雙在黑暗中窺探的眼睛，還有那滿屋子壓抑的嘆息聲。
那種窒息感再次襲來，讓他本能地抗拒離開這間溫暖的小屋。
“不回去了。”茅以升摘下眼鏡，放在茶幾上，那是卸下防備的信號，“最近太累，想睡個安穩覺。”
權桂云的眼睛瞬間亮了，像是點燃了兩簇小火苗。她立刻轉身去鋪床，動作麻利又輕快，連帶著屋子里的空氣都活潑了起來。
茅以升看著她忙碌的背影，那個背影比他的長女茅戴芳還要小上幾歲。一種隱秘的、背德的快感混合著愧疚，在他心里發酵。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在構建一個避風港，一個完全隔絕于他原本社會角色之外的“法外之地”。
在這里，他不需要是道德完人茅以升，他只是一個需要被照顧、被崇拜的雄性。
夜深了，窗外的霞飛路依舊喧囂。茅以升躺在散發著陽光味道的被褥里，身邊的權桂云呼吸均勻，像只溫順的貓。
他側過頭，借著窗外透進來的霓虹微光，看著這張年輕得過分的臉龐。他伸手輕輕撫過她的發絲，心里盤算的卻是如何將這間公寓長租下來，如何以“私人秘書”或者“親戚看護”的名義，將權桂云的存在合理化。
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貪歡，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逃亡。
他緩緩閉上眼，在上海灘的紙醉金迷中，第一次沒有做關于斷橋的噩夢。
03
1952年的北京，空氣里不僅有沙塵，還彌漫著一股子肅殺的政治氣味。
“忠誠老實運動”像一把細密的篦子，從機關到高校，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歷史過往、社會關系，連同心底最隱秘的角落，掏出來晾在陽光下。
茅以升坐在鐵道研究院的辦公室里，鋼筆尖在信紙上懸了許久，終于落下一滴墨漬。
窗外是大喇叭里激昂的口號聲，那是新時代的雷聲。他很清楚，在上海的那段“雙重生活”，瞞得過病榻上的發妻，卻瞞不過組織的檔案審查。
與其被揭發，不如主動交代。這是知識分子在政治風暴中求生的本能。
他咬了咬牙，在“家庭關系”那一欄，加上了幾行小字：并在上海與權桂云育有一女，名茅玉麟。
這一筆落下，便意味著上海的香巢再難隱蔽。為了配合審查，也為了切斷與舊上海復雜關系的聯系，茅以升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把權桂云和剛出生的私生女接到北京。
他將她們安置在城西一處僻靜的四合院里，離他在南鑼鼓巷的大宅隔了半個北京城。他以為，這半個城的距離，加上自己謹小慎微的時間管理，足以維持兩個平行世界的平衡。
然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尤其是當這堵墻已經因為內部的腐朽而搖搖欲墜時。
入夏的一場暴雨，下得昏天黑地。南鑼鼓巷的茅宅內，濕氣順著地磚縫往上鉆。戴傳蕙的病情加重了，整夜整夜地咳嗽，咳得像是要把肺葉都吐出來。
長子茅于越剛從美國留學歸來不久，正是血氣方剛、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年紀。看著母親日漸枯槁的面容，他對終日忙于公務、極少著家的父親，早已積了一肚子怨氣。
傍晚，茅以升冒雨歸來。他渾身濕透，神色匆忙，進門后脫下那件濕漉漉的中山裝遞給保姆，便一頭鉆進了書房，說是要處理緊急公文，連晚飯都沒出來吃。
茅于越經過門廳時，看見父親那件中山裝正掛在衣架上滴水。他走過去，想幫父親把口袋里的東西掏出來，免得受潮。
手伸進內兜，手指觸到了一張被雨水浸得有些發軟的紙片。
那是一張百貨公司的單據。
茅于越借著走廊昏暗的燈光，漫不經心地掃了一眼。只這一眼，他的瞳孔猛地收縮。
單據上赫然寫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