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將領們想極力擺脫自己的文化血脈，但“身體很誠實”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紅姑娘】

“田野小河邊，紅莓花兒開；有一位少年，真是我心愛……他對這樁事情，一點不知道；有位年輕的姑娘，為他日夜想。河邊紅莓花兒，它已經凋謝了；少女的思戀，一點兒沒減少！”

這是由長影廠孟廣鈞老師翻譯的1949年蘇聯電影《幸福的生活》（俄語直譯《庫班哥薩克》）中最著名的一首插曲歌詞。孟老師后來寫了一篇文章指出，由于當時（1950年）國家百廢待興，文獻資料匱乏，他并不知道俄/烏語原文中的“卡琳娜”（Калина）到底是什么，“紅莓”這個漢譯是他“盲猜”自己山東老家一種覆盆子類漿果的形象敲定的。后來他發現，這個詞實際上指的是木繡球或瓊花的遠親、一種大型忍冬科灌木——紅莢蒾（學名Viburnum Opulus）：

“紅莓花兒”——紅莢蒾，即“卡林卡”開出的花（雪球花）實際外觀

紅莢蒾的花序潔白蓬松宛如雪球，結成漿果后在陽光照射下很快熟透，在極短時間內從青澀變為粉紅、再變為“火熱”（俄語калить“卡麗姬”/烏語кален?“卡麗耶妮”）的深暗紅色，因此被稱為“卡琳娜”（Калина）——“熱烈之果”；以及一個中國人理應熟悉的發音變體——著名俄國民歌《卡林卡》這個音譯的標題“卡林卡”（Калинка）。

正如使用《紅莓花兒開》的《庫班哥薩克》電影表現的是一幫與扎波羅熱、北高加索兩片土地都有緊密歷史羈絆的人，紅莢蒾也是俄羅斯-烏克蘭世代共享的文化意象。它象征著熱戀和少女的青春，含有“魅惑”乃至一定情色蘊意，但果實有毒、甜中雜有酸苦，也暗喻苦澀、欺騙和愛人的分離。

資料表明，用莢蒾花代替蘇聯橡葉月桂作為烏克蘭軍隊象征的主意，最早是1990年代初一個叫В. Петровський的海軍少校提出的：

紅莢蒾漿果（左）；1993-2016年的烏克蘭陸軍標準臂章（中）；同期烏軍警（及其他著制服的政府和哥薩克協會系統）將官服領口的金肖繡莢蒾果葉形象（右）

從2014年到如今，回首當年烏克蘭這些莢蒾圖案的標志服飾，竟有種吊詭的感覺：如果從蘇聯、或一定程度上后來的俄羅斯立場出發，這種植物成為烏克蘭軍隊的象征，也算冥冥中自有天意了。

2004年烏克蘭紀念蘇聯解放60周年大閱兵（左）；2014年左右的烏頓巴斯亞速營納粹分子（右）

俄烏戰爭已開打四年，超過了解放戰爭持續的時間。從蘇聯諺語“家雞不是鳥、保加利亞不是外國”（?Курица — не птица, Болгария — не заграница?）的時代到今天，毛子們在半個世紀里如何把一盤好棋下到稀爛、兩個曾合并近350年的民族如何走到這一步，已有汗牛充棟的地緣政治分析，筆者就不再攪和了。本文只想聚焦這一過程中最表面化、也最涉及“國族認同框架”的一塊——“烏克蘭軍隊外觀形象的重塑進程”，從文化建構層面探討一個問題：

蘇聯解體、尤其2014年烏東開戰以來，烏克蘭（其實也包括俄羅斯）的歷屆政客，是如何在治國各方面大多趨于失敗的同時，成功將烏軍從蘇聯紅軍的一部分（基輔軍區）、當今俄軍“前世”的同志和戰友，轉型重塑成現在（至少開戰前夕至戰爭前三年）這支士氣高漲、作風殘暴、抵抗意志堅決、甘心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地緣利益充當炮灰，上下都深受納粹和其他反共意識形態“天意”侵蝕的反俄力量的？

烏克蘭人維克多·穆真科（Виктор Муженко）大將的軍旅生涯：作為蘇軍列寧格勒聯合指揮學院83級應屆學員（左），作為烏軍總參謀長（中），作為烏軍總司令退役前（右）

“政府外觀”的變遷可以作為一個切入點，回顧文化形式與內容間辯證統一關系在后蘇聯俄烏關系破裂進程中的表現，提供一個管窺當代烏克蘭悲劇歷程的特殊視角。

序章（1991）

——你是什么軍？喲，為誰去戰斗？你聽誰號令？喲，旗幟在誰手？ ——我是子弟軍，喲，換天改地球；肖斯是司令，喲！擎旗在前頭。哎！嗨，哎，擎旗在前頭。 官兵同苦甘，喲，紅血不白流；收拾舊河山，喲！趕走豺狼狗。哎！嗨，哎，趕走豺狼狗…… ——《肖爾斯之歌》，1936年（肖爾斯即傳說中“烏克蘭的夏伯陽”）

1991年12月6日，蘇軍獨立55紅旗通信團舉行了一場完全蘇聯政工風格的宣誓儀式。全團官兵除拒絕效忠的外，逐個迎接并親吻新的黃藍國旗，宣誓向烏克蘭民族效忠，從此成為主權公投通過后第一批法理上的“烏克蘭軍人”。

第一個月的烏軍官兵，仍穿著完整M69軍服、頭頂綴著鐮刀錘子紅星帽徽、肩扛“蘇軍”（СА）肩章，同時舉著黃藍國旗和帶列寧頭像的軍旗。目前已知的第一種由烏政府自行設計制作的烏軍標志服飾，是1992年1月5日在蘇軍駐烏內衛某部改編為“烏克蘭國民近衛軍”（Нац?ональна Гвард?я Укра?ни，烏克蘭共和國1991年底自行立法設立）的儀式上，發放的兩塊暗紅色矩形士兵肩章：

注意圖中列兵的暗紅色肩章是新的。肩章上的字母已不再是“СА”（蘇軍）或“ВВ”（內衛），而是“НГ”——Нац?ональна Гвард?я（國民近衛軍）

——你是什么軍？為誰去戰斗？你聽誰號令？喲，旗幟在誰手？

在直面這一系列問題時，多數軍人選擇了閉眼，少數人選擇了拒答——例如，年輕的基輔海軍政治學院應屆畢業學員、基輔軍區第2教導團四連政治副連長（指導員）——安德烈·帕利是后者中的一員，他是1947年烏克蘭西部剿匪中被烏民族主義分子殺害的蘇軍政工干部伊格納季·布加耶夫的曾外孫。

現在，基本脫胎于蘇聯體制的克拉夫丘克集團，用分裂一個已維系數百年更大共同體的方式，終于帶著烏克蘭民族取得了完整的國家主權；至少當時他們看來是如此。幾百年來的一代代“烏克蘭化”先驅者精英，或是寄望列寧的聯邦制理想、或是追隨彼得留拉匪幫，或在納粹入侵時賣身投靠；所有這些人站在不同立場上追逐的“烏克蘭民族國家”夢想，突然以一種超出一切最狂野預期的程度變成了現實。

這些人已經塑造了新的國家格局。他們必須沿著這條危機四伏的道路走下去，去塑造自己的民族歷史和認知、建構新的歷史邏輯，以鞏固這套敘事的合法性了。

然而，這注定將是一場走鋼絲。

“三叉戟化”與“改革回滾”（1992-1994）

1992-1993年的烏軍儀仗隊

手握一支“憑空得來的軍隊”，新生的烏克蘭主權國家需要盡快建立起它們與本地區、本民族的歸屬感，搭建他們與烏克蘭民族傳統的聯系。

然而與此同時，由于這支軍隊完全建構在蘇聯傳統和專業標準上、繼承了蘇聯的整套軍事文明，嘗試完全切斷它與蘇聯共同記憶的歷史聯結，不僅十分危險——俄烏1990年代圍繞瓜分紅海軍黑海艦隊的漫長紛爭（馬卡洛夫廠長的航母名言正是其產物之一）就是例子，而且根本不現實。

這使得，在上述“走鋼絲”進程的最初階段（1992年2月到1994年），烏軍的新領導們只大致做成了兩件事：

一、在已無法挽回的情況下，跟隨文職政府采用后者通過的烏克蘭新象征； 二、清除戈爾巴喬夫在軍事領域的最后遺產——發布即夭折的蘇軍M91軍服（“1990年原型”）留下的大部分“西化”遺毒，恢復M69蘇軍的“豪華正統”基調。

從某種意義上，這兩件事是相輔相成的。

1992年2月，留里克王公弗拉基米爾一世的徽記——“特里祖布三叉戟”被定為烏克蘭國徽。作為基輔羅斯中后期多位君主的紋章，三叉戟理論上可以被視為俄白烏的共同民族遺產，但近代（1918年以來）彼得留拉匪幫和1940-50年代的烏克蘭反叛軍都拿它作象征，使其和雙頭鷹、柏康理亞（白俄羅斯1991-1994年國徽）一樣已經沾上了相當程度的反蘇色彩。

問題是，獨立之初的烏克蘭，共產主義者不僅在軍隊、而且在政府中（當時已實行多黨制）也占據名義上的絕對多數：1990年當選的第12屆烏克蘭最高蘇維埃450名議員中，保守派共產主義者（“239黨團”）占據239席、“改革派共產主義者”（蘇共戈爾巴喬夫派系的分支）占41席，反共派系的議員雖然聲量很大、占據了“輿論政治正確”，但只占四分之一強。

資料記載，蘇聯解體之初，1991年《烏克蘭獨立宣言》的主要執筆者、最資深的在世“烏獨”人士之一列夫科·盧基揚年科（如圖）以二戰蘇軍老兵身份跑到烏白邊境的貢恰里夫斯克軍城視察“新烏軍”，提出完全獨立后的烏克蘭軍隊應效仿波羅的海三國另起爐灶，不應繼承蘇軍的番號、榮譽稱號、標志服飾等任何文化遺產。

結果，這一想法遭到烏軍官兵強烈抵制，盧基揚年科被尷尬而不失禮貌地請了出去。

盧基揚年科自己實際上原本也是蘇共基層干部，他是1958年“烏克蘭工農聯盟”(УРСС)的主要創始人。這個地下組織的綱領建立在馬列主義基礎上，但認為蘇維埃烏克蘭被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搞成了“俄羅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背離了馬克思和列寧初衷

在這樣的“國情”下，1992年烏軍新形象的設計者們和兩三年前蘇軍M91原型軍服的設計者一樣，用一種最擺爛的方式完成了任務——將蘇聯審美框架與各種1918年“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彼得留拉匪幫）選用過的“烏克蘭傳統”元素粗暴嫁接在一起，組成一個新帽徽，其余一切不變：

1992-1994年烏克蘭士兵帽徽的三個設計方案，分別是將蘇軍士兵帽徽中央的紅星換成了新國旗、新國徽、純三叉戟

最終采用的橢圓藍底三叉戟圖案中，橢圓外圈只是為了配合沙俄-蘇聯（1950年代后）傳統軍官帽徽（俄烏語俗稱“堅果”）的內圈形狀。

1955-1992蘇聯（左）與1992-2016年代烏克蘭（右）陸軍軍官帽徽

1955-1992蘇聯（左）與1992-2016年代烏克蘭（右）空軍軍官帽徽

不過嚴格來說，這種“一切不變”也不是真“一切”的。烏軍高層們權柄到手后，毫不猶豫地廢除了戈爾巴喬夫末期開始推行、現在常被稱為“M91”的蘇軍新軍服式樣。

胎死腹中的蘇軍M91軍服是“新思維”和蘇聯末期經濟崩潰形勢的共同產物，1989年基本設計完成、1990年開始展示，1991年起開始在駐各共和國蘇軍中陸續小規模換裝。如果這套軍服換裝完成，蘇軍留在世上的“最后形象”會發生徹底變化：

簡單地說，M91方案大刀闊斧廢除了俄蘇軍隊傳統中繁復的等級差異，從義務兵到元帥，開領常服和關領野戰服式樣完全相同；

陸軍色調從棕卡其色調整成了“西化”的冷綠色，空軍常服仿效美國改為完全獨立于陸軍的藍色；

廢除了軍官和士官閱兵禮服（禮儀場合通過常服配金色肩章和白襯衫實現），廢除了成本較高的金屬絲裝飾帽帶；

廢除了將官的繁復禮服品種、精美的刺繡、區別于基層官兵的國徽扣子（現在從列兵到元帥扣子全是蘇聯國徽）和雙排扣款式；

廢除了軍官區別于士兵的兵種色牙線，廢除了俄蘇軍事傳統中顏色鮮艷的植絨帽墻和平行四邊形領章（改為美式的單一金色領花）；

廢除了俄蘇軍事傳統中縫死在肩上的四邊形肩章和用系繩固定的寶劍式肩章，野戰服改為美國風格的肩袢+金屬軍銜，常服改為套式硬肩章；

最激進的是，廢除了紅軍1918年以來一脈相承的陸空軍鐮刀錘子紅星、海軍白圈鐵錨紅星帽徽（參見筆者2022年的文章），改為一種按兵種微調的統一式樣。

由于蘇聯解體、統一的獨聯體武裝力量于1992年春崩潰，M91換裝只在小范圍實現，各共和國一邊消耗數量巨大的M69庫存，一邊不同程度繼承M91軍服成品的“設計思路”開始自行設計新軍服。其中，在葉利欽領導的俄聯邦和亞美尼亞，M91幾乎原封不動地演變成俄聯邦M94條令，一直用到2010年后；1994年盧卡申科奪取白俄羅斯政權后，廢除了短暫的西化改革，白俄軍隊的第二種服裝條令也回到M91軌道上，一直延續至今。

然而在同時期的烏克蘭，除空軍換裝藍色軍服外，烏軍幾乎拒絕了M91的全部價值觀和改革方向。

1993年時任烏國防部長拉德茨基（左前綠圈）視察新軍裝設計。可以看到，當時烏克蘭也設計了繼承M91、與俄M94相似的“節儉版”將官服（紅圈內），但方案最終被高層否決

可以注意到，一方面，1990年代初的烏軍高層比莫斯科的同行更加保守、更傾向于維持“蘇聯正統”的外觀審美，對“向西方看齊”缺乏興趣。作為唯一拒絕了獨聯體維持統一兵權提議的主要加盟共和國，當時的烏克蘭，似乎在軍隊形象上有意識地與俄羅斯和其他各國拉開距離：

蘇聯解體之初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軍隊的臂章式樣方案

另一方面，這些將軍們比俄羅斯、亞美尼亞的同事更拒絕“由奢入儉”，在同樣惡劣的國家經濟與財政條件下，更堅持維護昂貴高級服飾、及其背后象征的“體制生活方式”傳統——在烏克蘭新軍服條令中，蘇聯將軍們的羔羊皮“帕帕哈”帽、雙排扣冬夏禮服、昂貴的大面積金肖繡、鮮艷的植絨帽墻甚至“元帥星”，全被保留了下來。

蘇聯元帥（左）、1992-1994俄羅斯大將（中）、1994-2015烏克蘭大將（右）

紅莢蒾和覆盆子（1994-2016）

軍隊的禮常服承載國家意識形態和形象，必須做出能在國際上立住腳的“民族風格”。對于新生的烏克蘭，這意味著需要屬于本民族的獨特事物作為符號象征。

問題在于，作為東斯拉夫文明核心成員，烏克蘭的絕大多數傳統文化與歷史記憶或多或少都與俄羅斯共享；尤其麻煩的是，由于烏克蘭民族自1654年以來一直依附于俄羅斯，除幾個特例外，“烏克蘭獨有的軍事文化”幾乎全是基于“反俄族”（考慮到烏國內俄語主導的現實和軍官團中幾乎清一色的俄語人口，這很麻煩）、或“反蘇叛亂勢力”的文化。

前面已經有提及，獨立后很長一段時間的烏克蘭，“正義的保爾和蘇維埃軍隊打敗了彼得留拉和班捷拉匪幫”這種蘇聯敘事雖然喪失了意識形態推動力，但由于歷史慣性仍在軍中延續著；這導致了1990年代烏克蘭建立新國族認同之初，大多數將“近代烏族獨立軍隊裝飾元素”作為“民族特征傳承”引進軍隊的嘗試都推不下去。

В?ктор Карпов的論文舉了一個例子：1993年О. Сив?дний為烏克蘭總參謀部設計了一個“交叉箭羽錘（пернач）置于四角星上”的圖案（如圖）：

（左）1993年Сив?дний設計的總參標志圖樣。（右）箭羽錘

結果，烏軍總參謀部果斷拒絕了這個標志。因為按解說，它是從斯科羅帕茨基部隊的總參謀部歷史圖樣那里“繼承”來的，而這個“斯科羅帕茨基”其實是1918年狗咬狗推翻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即彼得留拉匪幫）成立、后被蘇聯紅軍——當時烏軍總參軍官們當了一輩子兵的地方——消滅的傀儡政權！

（左）蘇軍M69少將常服；（右）烏軍少將常服，1994-約2005年

最終，發音相似（“瑪琳娜”-“卡琳娜”）、且都可象征愛情的覆盆子和紅莢蒾，成了民族主義者和“蘇聯遺民”們的最大公約數。

1993年10月，新上任的烏克蘭國防部長維塔利?拉德茨基（Виталий Радецкий，見前圖）視察了烏軍新軍服的設計工作。不久，烏軍新式軍服、軍銜陸續發布，以上圖的將官常服為例，顯然可見其式樣與蘇軍M58/M69幾乎完全相同；除帽徽改變、面料底色改成了“濕蒿草”灰綠色（下節提到）外，二者僅存兩處明顯差別：

1.莢蒾刺繡代替了蘇聯的月桂刺繡； 2.牙線、帽墻顏色由蘇聯正紅改成了偏粉紅的“覆盆子”。

這版軍服的列裝，標志著烏克蘭軍隊的“自我認知塑造”進入了“小蘇軍驕傲傳統”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象征文化漫長拉鋸的時期。

紅莢蒾灌木是烏克蘭獨立后設定的兩種國樹之一，但比另一種（柳樹）更加“民族”；諺語“沒有柳樹和莢蒾就沒有烏克蘭”（Без верби та калини нема? Укра?ни）可以簡化成“沒有莢蒾就沒有烏克蘭”（Без калини нема Укра?ни），但筆者從未見過去掉莢蒾只保留柳樹的說法。

這句諺語可以有兩種方向的理解：

一方面，現實中的紅莢蒾是基輔羅斯時代以來東斯拉夫人傳統農村生活的重要組成元素，這使它作為一種文化意象早已深深扎根于地域民間藝術中。

在烏克蘭傳統中，莢蒾漿果象征少女的童貞（烏語“莢蒾”калина和“小女孩”д?вчина押完美韻），它的種子（酷似心形）則象征著對愛情的忠誠。莢蒾灌木也帶著同樣的“未婚少女”隱喻義，與因可無根（扦插）生長特性象征“生育”的另一種烏克蘭國樹——柳樹相對。

一首烏克蘭愛情歌曲《紅莓不是柳》（А калина не верба）里唱道：

“風兒從山頂上吹過啊，情郎一整夜陪著我……紅莓啊，紅莓啊，你不是柳樹；姑娘啊，姑娘啊，我還是個小姑娘……”

該喻義還有一個可追溯到古代斯拉夫多神信仰的引申意象：莢蒾是“橫死于花季女孩的身體”變成的；這一民間神話有多個變體，寫入烏克蘭小學課本的“莢蒾簫”講述了一個歷史悠久的版本——被親人謀殺的小女孩的靈魂寄居在莢蒾叢中一段空心的樹枝里。當其他人摘下這段樹枝做成簫吹奏時，她就會發出人言，最終指認出兇手。

總的來說，莢蒾是一種非常“少女感”、與婚戀強相關的意象。這與它在俄羅斯文化中基本一致，差異主要體現在細節上，例如南俄部分地區“少女貞潔”的象征物是雪球狀的莢蒾白花而不是漿果、“破碎的莢蒾”常用于暗喻“被欺騙/被辜負的女孩”等。這部分意義上，莢蒾是一種具有“東斯拉夫民族共同體”文化色彩的東西。

然而，“沒有莢蒾就沒有烏克蘭”諺語的另一方面含義就比較微妙了：與俄羅斯部分地區相反，莢蒾灌木在烏克蘭，有一重額外的象征意義——“故土”。

未經處理的紅莢蒾漿果不僅極其澀苦，而且有低毒。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只有千年來一直采食莢蒾的烏克蘭民族獲得了適應性，可以直接食用其漿果而不發生不良反應——因此，戰亂和饑荒年代里，莢蒾漿果是只有“視烏克蘭為故土的人”才能以之果腹的天賜禮物，宛如耶和華賜給猶太人的瑪那；只有能正確采摘并制作出莢蒾果醬等傳統食品（去除苦味和毒性成分）的人，才是烏克蘭“自己的人”。

前面提到的“莢蒾簫”神話也有一個與這種民族敘事結合的變體：莢蒾樹是韃靼人入侵時砍碎的烏克蘭女孩尸身血肉化成的復仇之樹。她永遠以鮮艷的美麗，迷惑“非這片土地所生養的人”陷入沼澤和毒果。

（左）烏克蘭繡（вишивка）上的紅莢蒾圖案；（右）童話故事——莢蒾簫

由于莢蒾在烏克蘭這層寓意，蓄意破壞某家的莢蒾灌木是一種嚴重挑釁和“誓不兩立”的象征，而“被摧殘的莢蒾樹”形象則逐漸成為“烏克蘭山河破碎”的一種文藝表達。近代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最重要的早期歌曲之一、1940年代班捷拉匪幫曾用作戰歌的《草地上的紅莢蒾》（Ой у луз? червона калина）就利用了這種意象：

“草地上的紅莢蒾樹喲，嘿嗬，嘿嗬，被壓彎了腰， 我那光榮的烏克蘭喲，嘿嗬，嘿嗬，在風雨飄搖。 快快扶起那紅莢蒾喲，嘿嗬，嘿嗬，我們要把那， 光榮的烏克蘭來振興喲，嘿嗬，嘿嗬，萬萬歲！……”

由于莢蒾意象的這種兩重性，1990年代的烏克蘭設計師們把它弄到軍服上，是打了一個擦邊球：在主張俄烏團結的人眼中，它可以是“無害”的東斯拉夫文化同氣連枝的象征；而在反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眼中，它也有政治“正確”的寓意。

出于類似邏輯，引入了上述的另一個烏軍服飾基調——覆盆子。

一方面，“覆盆子”這個顏色曾在蘇軍序列中長期作為“主色”存在過：

1970年代蘇軍兵種色體系簡化前，覆盆子色被用作軍醫/司法/行政等人員的兵種色。而在更早的勝利禮服時代、一直上溯至紅軍草創之初，覆盆子紅則是工農紅軍的基石——步兵的兵種色。

早期M69蘇軍服飾中的正紅（左）與覆盆子紅（右）

另一方面，覆盆子色是哥薩克文化的代表色，而“哥薩克的酋長（蓋特曼）國”是烏克蘭作為單獨認同脫離基輔羅斯或“俄”羅斯歷史的起點。

馬澤帕、濕蒿草和“早期審美納粹化”（1994-2016）

覆盆子粉紅作為相對中性的“哥薩克文化代表色”，一旦計較起來，實際上可以視為一些1990年代因“反俄”難以在烏克蘭落地的其他哥薩克服飾元素——例如，可追溯到17世紀的前沿分岔帽（馬澤帕帽）的替代品。

歷代莫斯科中央和烏民族主義者同時認可的赫梅利尼茨基（左）、爭議巨大的馬澤帕（右）

中國人近年大都聽說過，克里米亞1954年劃界的由頭是慶賀1654年的俄烏合并。當時，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酋長領導的草原“邊地”——烏克蘭——哥薩克們與莫斯科簽訂了《佩列亞斯拉夫條約》宣誓效忠，換取后者幫他們抵抗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暴政。

然而歷史上，莫斯科僅12年后就背著哥薩克酋長國與波蘭停戰簽約，以第聶伯河為界瓜分了他們的全部土地：以莫斯科本位視角（將哥薩克酋長國視為正式俄國領土），俄羅斯割讓了除基輔外的整個右岸烏克蘭。這時，撕裂歷史走向的伊萬·馬澤帕橫空出世；他暫時挽救了哥薩克酋長國，但押錯了賭注，公開撕毀兩部佩列亞斯拉夫條約、投奔瑞典與彼得大帝為敵，1708年被其擊敗，埋骨異鄉，哥薩克酋長國也最終演變為沙俄帝國的基輔省。

馬澤帕死后，彼得大帝為他特設了一枚重5公斤的“猶大勛章”，下令正教會將他絕罰，并年年詛咒直到永遠。這一“教義”自沙俄解體后逐漸演變成一個政治問題，但蘇聯解體之初，烏克蘭正教會奉莫斯科宗主教圣統的派系（蘇聯政府長期認可的“正統正教派”）仍占據絕對優勢，他們堅持每年辦一場詛咒儀式：

這個詛咒儀式上的布道詞（非詛咒令）頗具“扎波羅熱哥薩克給蘇丹回信”式的喜感。參考譯文供讀者體會信仰這一派的烏族正教徒對“烏克蘭反俄”時的應有心態

在這種“信仰東正教”綁定“詛咒馬澤帕”、“詛咒馬澤帕”綁定“信徒天經地義以衛道護教心態反對‘烏克蘭背叛俄羅斯’”的環境下，1990年代烏克蘭軍隊第一次引進馬澤帕帽作為制式便帽的嘗試就遭到了失敗，原型單品（下圖左上）在少量生產后很快被廢除。

馬澤帕帽的特征是外側有一圈假護耳，沿前沿分為呈大致三角形斜開的兩片。由于馬澤帕成了“最早與俄羅斯開戰的烏克蘭人”，歷代反俄烏克蘭民族武裝都喜歡用這個式樣作為制式軍帽

然而，這種便帽采用的灰綠色被保存了下來，并最終成為1994年烏軍新陸軍常服的標準面料。下左圖合影直觀展現了這種顏色與原本蘇聯陸空軍卡其黃色的差異。這種灰綠色在烏官方被稱為“濕針茅草”（мокрая полынь），取自俄烏農村常見的蒿草或鼠尾草。

烏克蘭官方從未承認陸軍的“濕針茅草”灰綠色調曾經調整過，但就實物來看，大約在庫奇馬時代末期（2000年代初），烏陸軍在染料中增加了綠色的飽和度：

1994年烏克蘭波爾塔瓦紅軍營軍事通信學院畢業照（左上）；針茅草（右上）；2000年前（左下）和2010年前后（右下）烏軍陸軍灰綠面料在相同光照下的對比

二戰早期，有些烏克蘭反叛軍曾同時與蘇聯紅軍和納粹德國作戰，繳獲了少量“原野灰”（Feldgrau）色的德軍服裝；隨著班捷拉集團與納粹合流，個別反叛軍在德國支持下又制作了一些具有獨特制式的灰綠色軍服。戰后之初的西烏克蘭地區很不穩定，反叛軍繼續活動了數年，民間反蘇情緒較強；在長期口口相傳中，這種灰綠色逐漸被塑造成了反叛軍的“文化品牌”。

下圖三個所謂“烏克蘭反叛軍老兵”，頭戴的馬澤帕帽是新生產的，而身上穿的實際上是東德人民警察1970-1990年代的中低級警官常禮服（與二戰德國國防軍的灰綠色相似）：

熟悉東德歷史影像的人看到這照片只能笑到根本停不下來

雖然沒有發現明確的官方表述，筆者的猜測是，克拉夫丘克時期烏軍最初的“濕針茅草”灰綠色不管是誰設計的，本來確實有向1940年代烏克蘭反叛軍致敬的意思。但庫奇馬上臺后，有人通過簡單增大顏色飽和度，不動聲色地將這個“致敬”抹掉了。

總結一下前三節：

在一個歷史極其復雜、輿論思想不斷動蕩的轉型國家里，小小的軍隊標志服飾，曾經一直凝聚著“狂熱理念瘋子”和“腐敗的裱糊匠”、“魔鬼合作者”和“假裝可以一切照舊的戀棧遺老”、“保守這個派”和“保守那個派”之間的暗戰。

“紅莢蒾-覆盆子”時期的烏軍，整體表現出對蘇聯紅軍文化審美強烈的戀舊本能。但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興的事情：

一方面，在烏克蘭脫離了共產黨憲法領導后，這種戀舊是自上而下、后繼無人的。隨著時代前進、高級將領退休，它在自然地日漸趨于消亡。

另一方面，這種對“蘇聯美學”的偏好，不是對蘇聯的迷戀，只是對蘇聯官僚特權生活習慣的迷戀。

從蘇聯體制領導崗位上走出來、走進“解體時代”和市場經濟的老一代烏克蘭精英官員們，他們留戀蘇聯的色彩穿搭、面料裁剪和銜級標志，不是因為對共產主義仍然有信仰、對社會主義優越性仍然有信心，不是因為“敢于去建成下一個蘇聯、并把它運作得比上次的好”；而是因為習慣了蘇聯時代的思維方式、等級秩序和官僚待遇。這使得他們既心安理得地與90年代的“民主自由”、私有化和社會犬儒化浪潮同流合污，使年輕一代烏克蘭人看不到希望；又思想僵化、懶惰躺平，從不思在大勢中逆流而上，為握在自己手中的獨立國家探索一條發展進步的前途。

如果說尤先科之流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只到達了認識論的第二層，那么這些接受馬列主義哲學教育多年、如今表面上仍留戀共產主義審美的人，從克拉夫丘克、庫奇馬到亞努科維奇，不僅沒有在經濟崩潰中反思改進、把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解釋方式上升到第三層，反而還戀棧在第一層個人福利和退休金的舒適舊夢里！

那些從基輔軍區進入獨立烏克蘭軍隊的老將軍們留戀蘇聯風格的帽徽和領花，但想“留住”的卻不是鐮刀錘子紅五星，而是符合他們認知中將軍地位的印度絲刺繡的形狀

某種意義上，這是烏克蘭共產黨二十年時間里節節潰敗，從執政黨、第一大黨團，倒退到2012年大選中450個席位僅得32席的根本內因；這也是烏克蘭民間“反共清算”壓力及其所承載的反俄情緒日益滋長，最終壓倒體制內的共產主義文化殘余、產生使西方勢力尤其紐蘭之流，趁虛而入、顛覆政權土壤的根本內因。

終章：哪些變了，哪些沒有變（2016-）

2014年是俄烏關系的分水嶺。

無論歷史還是現實都證明，2013年基輔“廣場革命”者們對國家“向西轉”光明前途的夢想，不過是紐蘭的毒餅干；但和中蘇分裂時“將黨際爭論延伸到國家關系、以軍事沖突代替外交斗爭”的模式如出一轍，莫斯科直接將合作條約爭議升級為軍事干預、扶植代理人與烏軍進入熱戰，卻不愿投入全力一棍子將當時可視為非法上臺的圖爾奇諾夫基輔政權錘死，使這個圈子的掌權得以從非法演變為合法、東烏頓巴斯地區則長期維持在了一種“敵人得不到制裁，仇恨卻一直在累積”的低烈度戰爭狀態。

這導致了三個結果：

原本完全想象不到自己能與誰為敵的烏克蘭軍隊，用足夠長的時間對“俄軍是我們的職業敵人”達成了共識； 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們長期對空扯淡的“武裝反俄悲情”，既成了“遙遙領先的預言”、又有了安全的落腳點； 烏軍中遺留的蘇聯審美和親俄慣性，在國家安全危機面前，徹底喪失了作為“潛規則”繼續存在的道理。

仗打到現在，人們很容易忘記了，兩套軍裝里的姑娘們其實是同一代人、甚至可能就是同一批

2015年起，烏克蘭軍隊預算開始大幅增加，兵力由克里米亞事件前的12萬人直接翻倍至25萬人；2015年8月，奧列格·米卡茨成為烏克蘭共和國第一位從未在蘇軍中服役的將軍。

2015年11月18日，波羅申科下令烏軍各部隊、各機關從全稱中刪除蘇聯時期的榮譽獎章稱號，沒有遇到任何阻力。

2016年9月6日，波羅申科再次下令，烏軍各近衛部隊——蘇聯紅軍二戰時英勇奮戰的產物——從全稱刪除“近衛”一詞。2016年至2018年間，第24紅旗烏里揚諾夫斯克摩步旅更名為“第24丹尼洛國王旅”，第72近衛紅旗步兵旅更名為“第72黑哥薩克旅”，第93近衛紅旗步兵旅更名為“第93霍洛德尼·亞爾旅”。

從馬澤帕到彼得留拉匪幫、從釘頭錘到班捷拉分子，烏克蘭獨立于莫斯科的“民族軍事傳統”與納粹余孽文化攜手迎來了大規模復興。

2016年，烏克蘭軍隊全面換裝，從空降兵的藍色貝雷帽到矩形肩章，帶蘇聯審美的各種外觀在表面上被一掃而空。

當年在換裝新聞評論區懷疑“他們”不敢大改空降兵形象的烏軍老兵，2016-2021五年間發現自己從“支持抗擊俄軍的激進派”變成了“還在維護蘇式審美的落后時代的保守派”

筆者對烏軍現役服裝不想做評價，不過這個空降兵貝雷帽的事值得提一提：在蘇聯，由于實行義務兵役制，參軍并不光榮（只是男人的本分，理論上每個人都要當），但當兵被分配到空降兵卻是光榮的——蘇軍空降兵有類似我國志愿參軍的嚴格體檢和內卷競爭，被“錄取”意味著強大的體能天賦和刻苦訓練獲得了回報和“認證”。

因此，空降兵的藍色貝雷帽是斯拉夫男性人生中一個重要的階段性榮譽，可以在民間生活中直接變現為“異性吸引力”加成，不是當步兵獲得的大蓋帽之類東西可比的。2017年，在“去蘇化”運動中，波羅申科將烏軍空降兵貝雷帽顏色改為59個北約/“親美”國家通行的栗色，并將傘兵節從繼承蘇聯空降兵的8月2日改為一個隨機日期，從而徹底清除了這一曾深入烏克蘭社會民俗的傳統文化。

原本這種改革會引發的巨大抵制阻力（如同本文前三節中反復出現的那樣），在頓巴斯戰火一直延燒、波羅申科又無被消滅風險（可以安心搞內部清洗整合）的環境下完全消失了

普京在這段時間還犯了另一個錯誤：把“正教立俄”當成內部和解的“通三統”之一。尤其是，這種行動與“小綠人”同時推進，間接引爆了烏克蘭正教會自1918年以來已經埋藏多年的定時炸彈——關于馬澤帕詛咒問題的教義分裂。

由于新獨立的烏克蘭精英需要利用馬澤帕的“民族精神”凝聚人心，1992年獨立的正教會（基輔宗主教圣統）自行宣布，對馬澤帕的絕罰詛咒早在1918年已經被當時的大牧首撤除，他其實是合法正教徒、上帝承認的烏族人的民族英雄。考慮到馬澤帕的歷史，“基輔圣統”和“莫斯科圣統”兩個主要烏克蘭正教會爭奪信眾的“戰況”，實際上就是“東正教烏族人開打后是否支持俄軍”的實時民意調查。

2014年起，基輔圣統正教會在這場爭奪中已明顯占據上風，對國勢并非處于“大有潛力上升階段”的莫斯科來說，對剩余民意的利用本應宜早不宜晚。然而，他們實際上既在東烏實地交火、又指望“控制規模”將戰爭一直拖了下去。結果到2018年，君士坦丁普世牧首認證烏克蘭正教會（基輔圣統）為與莫斯科正教會平等的自主教會；此事后，俄系東正教與“非俄系”東正教分裂，而烏克蘭東正教“官方”教義徹底與“反馬澤帕”解綁。

與此同時，在1992年款試驗馬澤帕帽夭折后，新款的各種馬澤帕軍帽——從冬常服帽到作訓帽等，終于成功裝備了烏克蘭全軍，代替了經典的“烏珊卡”（栽絨帽，即雷鋒帽原型）和蘇式船形帽。

到這時，烏克蘭軍隊的明面形象已經非常“北約化”、與俄羅斯同行們沒什么血脈親情可言了

然而，洗筋伐髓的烏克蘭軍隊真的就提前達成了“民族”的夢想、從文化上邁入了北約發達國家軍隊行列，徹底清洗干凈了蘇聯歷史留下的物質和精神遺產嗎？

實際上，如果仔細審視的話，2016年至今烏軍的全“西式”服飾文化里仍能看到大量蘇聯體制的影子。烏軍新軍裝仍在使用蘇軍的“半腰圍-長度號”尺碼制度；烏軍新帽徽去除外側劍十字后的圓環裝飾仍與沙俄-蘇聯-當今俄軍的“堅果”帽徽完全相同；蘇軍禮常服佩戴菱形畢業章的傳統仍在延續；蘇軍M43以來軍官整塊式金緶禮服肩章、保護色常服肩章，將軍褲子兩道寬色條的“等級外化”、“突出將官”設計理念也仍然紋絲不動。

最神奇的是，雖然與俄軍的戰場仇恨越來越深，烏軍內部卻在無意識地恢復在2016年換裝中被壓制的蘇聯審美。

例如，2020年，烏軍恢復了蘇聯時代將官單獨刺繡金肖繡領花的傳統，廢除了2016年引入的、不區分將官與“非將官”的“美式”統一兵種領花。

又如，在有意識引入納粹德軍式大檐帽瓦和風帶（如圖）十年后，蘇軍禮服風帶又重新回到了扎盧日內和瑟爾斯基的帽子上（如圖）；在一些新生產的實物上，普通軍官的德式風帶也重新被簡化的蘇式風帶所取代。在瑟爾斯基取代扎盧日內后，他的大檐帽連蘇聯后期開始的“圓盤大鍋蓋”風格也莫名其妙地回來了：

已經全面開打四年后，烏俄兩軍的常規軍服尺碼系統仍然完全相同

扎盧日內

瑟爾斯基

幾十年來的烏克蘭上層精英們，一直想拋棄自己血脈中那些自己厭棄自卑的特質，向西方尋求國家繁榮社會發展的前途。在最近這一輪嘗試里，他們不僅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了“西方人的樣子”，而且拿自己血脈交纏三百余年的兄弟作投名狀，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

然而到最終，他們或許仍在悄悄滑回了那個潛藏在他們“內在”之中的、無論好壞，但卻是由歷史現實而非敘事框架塑造而成的自己。

想擺脫自己的文化血脈，哪有那么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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