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多元帥中毛主席為何喜歡陳毅？陳毅身上這5大優點，換誰都喜歡

1972年1月6日，北京西山夜色深沉，冷風直透窗紙。屋內燈光昏黃，有工作人員小聲提醒時間已到，陳毅元帥的追悼會就要開始。毛澤東披著睡袍站起身來，沉默片刻，只說了一句：“去看看老陳。”誰也沒想到，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親自參加黨內同志的追悼會。

這一幕，讓很多后來者久久難忘。因為在毛澤東與陳毅的關系中，既有并肩作戰的生死同盟，也有政治舞臺上的相互砥礪，更有詩酒唱和的知心交往。毛澤東在黨內交往極多，戰友無數，卻對陳毅格外看重，這背后并不只是私人感情那么簡單。

有意思的是，在眾多與毛澤東共過事的將帥中，真正能在私下直呼“潤之”的人并不多，陳毅算一個。稱呼的變化，是禮數之內的小細節，卻折射出一種彼此心照不宣的信任與親近。要弄清毛澤東緣何如此喜愛陳毅，只盯著某一段經歷很難看清，得把時間線鋪開，從井岡山到解放上海，再到新中國成立后那一段復雜歲月，順著歷史脈絡慢慢看。

不得不說，在這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陳毅身上有幾處特質格外突出，也正是這些特質，讓他在毛澤東心中占據了極其特殊的位置。

一、從“潤之”稱呼看革命友誼的底色

1928年4月，井岡山云霧繚繞。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余部在山上堅持斗爭，部隊人數不過幾百人，處境十分危險。同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湘南起義部隊上山會合，兩支隊伍在寧岡礱市附近會師，形成了中國革命史上著名的井岡山會師。這一年，陳毅三十出頭，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時候。

會師之后，朱德負責軍事指揮，毛澤東負責黨的工作和政治路線，陳毅在其中既打仗又做統戰、宣傳工作，幾乎一刻停不下來。戰斗間隙，毛澤東和陳毅時常會就詩詞、歷史聊上幾句，有時甚至邊走邊說，干部戰士在后面看著也覺得有點“書生氣”，卻又佩服這種從容。

值得一提的是，那時的稱呼非常講究規矩。多數將領和干部，即便私下，也基本習慣說“毛委員”“毛主席”，即便是朱德、彭德懷那樣的元勛，對這一點同樣遵守得很嚴。而陳毅在一些非正式場合，卻偶會喊一句“潤之”。這種叫法并不是不尊重，反而意味著一種早年戰火中形成的老戰友關系，是從井岡山時一步步積累出來的。

到了新中國成立后，這種熟悉感并沒有因為地位變化而消散。陳毅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期間，工作忙得腳不沾地，但只要有機會進中南海匯報，某些晚上就會自然而然延伸到詩詞點評和古人軼事。毛澤東談起唐詩宋詞興致正濃時，陳毅常會笑著接一句，下句或對仗或評點，有時也會老老實實說一句：“潤之，這句還得你改改。”

毛澤東身邊的衛士李銀橋后來回憶，陳毅只要進了中南海，很多夜晚兩個人聊著聊著就到了深更半夜，要不是警衛小聲提醒時間太晚，很可能還會繼續下去。對于毛澤東來說，能談軍事的人很多，能談政治的人更多，真正能在政治、軍事之外，再一起談詩論史、又不拘形式的人，不算多。

這種看似“隨意”的稱呼和交往方式，背后有個前提：彼此對對方的性格、能力、立場都極為熟悉，又放心。沒有這一點，很難產生這樣的相處狀態。

二、古田會議前后的那次“冒險”

把時間往前撥一點。1929年，中央根據當時的情況，對紅四軍領導班子作了調整，撤銷了毛澤東對紅四軍的直接指揮權，由陳毅擔任前委書記。這個變動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軍內不少人心里也犯嘀咕。

陳毅接手工作后，隨著時間推移，他越看越覺得不對勁。之所以說“不對勁”，是在戰場實際情況面前，陳毅愈發清楚，毛澤東總結出的那一套“農村包圍城市”“發動群眾建根據地”的路子，是符合現實的。中央某些人因為不了解前線情況而形成的判斷，如果長期執行下去，紅四軍很難走得長遠。

陳毅后來選擇了一個看似“冒險”的做法。他不是在內部搞小圈子，而是坦坦蕩蕩地找毛澤東談，把自己的看法說清楚：“還是你來指揮紅四軍合適。”這一點，在黨內組織紀律下，并不輕松，因為涉及到中央決議，也牽涉到個人位置。

更重要的一步在后面。陳毅主動承擔風險，決定親自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實際情況，詳細說明毛澤東在前線的作用。這一趟，從蘇區到上海，路途漫長，危險處處。國民黨方面的嚴密封鎖、潛伏的特務、沿途的盤查，一步走錯，很可能有去無回。

試想一下，那是1929年，陳毅剛剛三十出頭，前途未卜，卻愿意為毛澤東的指揮權跑這一趟，說明他心里已經想得很清楚：不是為某一個人討“職位”，而是為革命道路爭一個正確方向。古田會議上，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得到恢復，這背后有許多因素，但陳毅這一次冒著風險前往上海匯報，確實起了關鍵作用。

從那之后，每當毛澤東在黨內遭到誤解甚至排擠時，陳毅往往是那個態度相對鮮明的人。哪怕有些時候他的意見不一定被所有人理解，他也很少改變立場。這種長期一貫的選擇，讓毛澤東心里有數：陳毅對黨，對自己，都是真心擁護，而不是看風向辦事。

三、三年游擊戰爭與“沒有長征”的長征

1934年，中央紅軍準備戰略轉移，也就是后來所說的長征開始前夕，陳毅在戰斗中身負重傷。傷勢較重，行軍異常艱難。博古、李德等人從軍事安排上，也不希望他隨隊行動，最終決定讓他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

這一次分手，對陳毅來說，等于選擇了另一條極其艱難的路。跟隨中央紅軍北上，雖然同樣充滿風險，但方向清晰，有一支主力大軍在一起；留在原地，堅持游擊戰，卻要面對國民黨重兵“圍剿”，部隊規模又不大，環境險惡程度不用多說。

自1934年底起，以陳毅為代表的一批紅軍指揮員，在贛南、浙西一帶苦苦支撐。那是極其艱難的三年。部隊人數最多的時候不過數千人，最少時被壓縮到幾百人；缺衣少糧是常態，武器彈藥更是捉襟見肘。很多時候，既要打仗，又要做群眾工作，還要防內部瓦解，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敵人一口吃掉。

毛澤東后來評價：“陳毅同志雖然沒有參加長征，可是三年游擊戰爭的艱難程度，絲毫不亞于長征。”這種話，在他嘴里并不常說，分量很重。因為在毛澤東眼中，長征是中國革命歷史上極為關鍵的一筆，他拿這段游擊戰爭與長征相比，其實是對陳毅所承受壓力的一種認可。

從結果看，正是有這幾支南方游擊隊伍的堅持，紅軍在最困難的幾年并沒有在整個南方完全斷線，引線一直留著，為后來的抗日戰爭、華中根據地的建立，打下了埋伏。

也許有人會覺得，陳毅在戰功上不如某些以大兵團作戰著稱的將領那么耀眼，但細看履歷，在最危急的時候，他扛住了那種“可能隨時被吃掉”的壓力，并且讓隊伍保留下來。這種能力，毛澤東是清楚的。

四、皖南事變后，新四軍的“頂梁柱”

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是抗戰時期極為沉重的一段經歷。新四軍軍部和直屬部隊在皖南遭到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突然襲擊，損失極大。葉挺被扣押，項英犧牲，大量干部和戰士犧牲或被俘。對于黨和軍隊來說，這既是慘痛損失，也是一次嚴峻考驗。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決定重建新四軍軍部，陳毅被任命為新四軍代軍長，隨后正式擔任軍長。可以說，是在一堆瓦礫和血跡之上，重新把隊伍組起來。他要處理的問題很多：對外要同國民黨頑固派周旋，對內要穩定軍心，安撫傷痛，重塑信心，同時還要繼續堅持華中敵后抗戰，不能讓日軍趁機坐大。

陳毅在這一階段的表現，很能看出他的綜合能力。對外，他在對敵斗爭中軟硬相濟，一方面嚴正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一方面仍然堅持共同抗日的大局，避免把矛盾徹底推向失控邊緣；對內，他極力保護住新四軍的骨干力量，以較快速度恢復和擴展部隊戰斗力，讓敵人原本寄望“新四軍完蛋”的算盤落了空。

到了抗戰后期，新四軍和華中八路軍部隊一起，已經成長為敵后重要力量。很多研究者提到，如果沒有陳毅在皖南事變后的苦撐，華中抗日根據地不可能保持這樣的規模。毛澤東對新四軍的情況一直高度關注，對陳毅在那一階段承擔起“頂梁柱”角色，是十分清楚的。

從這里可以看出一條清晰的線索：無論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還是皖南事變后重建新四軍，陳毅總是被推到最困難、最棘手的地方，最后又都頂住了。這種能扛事，又能扛下來的干部，在毛澤東那里，向來是極受重視的。

五、華東戰場：讓粟裕放心打仗的人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陳毅的角色又發生了某種變化。1946年以后，華東地區成為國共雙方爭奪的關鍵戰場之一。華東野戰軍的主要指揮員，是陳毅和粟裕。陳毅擔任司令員兼政委，粟裕負責具體軍事指揮。很多人談華東戰場，只記得粟裕用兵如神，卻略過了陳毅在背后所起的作用，這多少有些片面。

解放戰爭初期，華東野戰軍也不是一上來就順風順水。陳毅在一系列戰役中，也曾出現判斷失誤，導致部隊受挫。某些時候，戰場情況復雜，決策也來不及完全周全，內部意見難免出現分歧。個別干部甚至向中央發電報，建議撤換陳毅，用粟裕來全面主持軍事。

這種時候，一個人心里是否有格局，就顯得非常關鍵。毛澤東了解情況后，做了大量耐心細致的工作，一方面肯定粟裕的軍事才能，另一方面也強調要團結，并沒有簡單用“換人”來解決問題。陳毅本人面對質疑，并沒有怨氣沖天，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打贏仗”這件事上。

在之后的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等關鍵戰役中，陳毅在軍事上實際上完全放手支持粟裕。為了給粟裕創造全力指揮的環境，他甘心多做一些像“政委”“后勤部長”一樣的工作，協調各方、安定軍心。有矛盾的時候，他不惜當“惡人”，嚴厲批評個別不配合的指揮員，為的是讓整個指揮系統高度統一。

粟裕后來回憶，一再強調：沒有陳毅的鼎力支持，就不可能全身心投入戰役指揮，不可能形成那樣的戰果。他還說過一句實話：陳毅是華東野戰軍的“主心骨”，有他在，大家才更安心。這話并不是客套，而是親身感受。

從毛澤東的角度看，一個大兵團的主官，如果心胸狹窄，很容易把軍事才能出眾的下級當成威脅，處處掣肘；陳毅卻反其道而行，主動成全、主動托底，讓最適合打仗的人專心打仗。這樣的胸襟，加上前面提到的忠誠和擔當，是毛澤東尤其看重的一點。

六、上海這盤“難局”：軍政雙全的考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那時的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工廠一千多家，各類商店數以萬計，工業產值占全國近半，是整個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經濟重心。解放軍能夠打下上海，靠的是軍事上的周密部署；但打下來之后如何接管、恢復經濟、穩定人心，卻是另一道完全不同的難題。

蔣介石曾放過話，大意是：共產黨要占領上海并不難，但要恢復上海經濟恐怕不可能。其潛臺詞很清楚，上海的工商業體系極為復雜，稍有不慎就會陷入癱瘓，他認定共產黨搞不好這一攤子。

毛澤東經過再三考慮，決定任命陳毅為上海市市長。這一任命，對陳毅來說又是一場新的考試。他之前在新四軍、華東野戰軍主要是搞軍事和根據地建設，現在要面對的是上百萬工人、市民、工商業者，既要維持秩序，又要恢復生產，還要處理各種舊賬和糾紛。

有意思的是，陳毅在上海一開始就沒有簡單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他見過大風大浪，也明白城市經濟的脆弱，知道不能只圖一時痛快。他強調“穩定”二字，在接管的過程中注意保護工商業力量，對于可以繼續經營的企業，盡可能創造條件讓其恢復生產，對于工人生活，則想方設法保障工資和基本供應。

在政治宣傳上，陳毅既堅持原則，又盡量講理。有商人私下嘀咕：“你們這是要不要我們活路？”陳毅聽到后，并沒有簡單扣帽子，而是耐心解釋新政府的政策，指出只要遵紀守法，照章納稅，該經營的還是可以經營。有一次，有人當面質疑：“市長，你當過多少年市長？”陳毅笑著說：“當市長沒多久，當兵打仗幾十年，總要學會當市長才行。”一句話既緩和氣氛，又表明決心。

短短一兩年時間，上海治安穩定下來了，工廠逐步恢復生產，城市的基本運轉重新步入正軌。很多外國觀察者一開始不相信這個城市能這么快恢復，隨著時間推移才不得不承認，局面并沒有像某些人預想的那樣崩壞。

連蔣介石后來在臺灣都感嘆，陳毅這個人“可怕”，可怕的地方，就是他既會打仗，又能治理上海這樣的復雜大城市。對于毛澤東來說，能夠把這樣一個爛攤子接住，并且整理得井井有條的人，當然是難得的“軍政雙全”人才。這種綜合能力，也是毛澤東對陳毅格外看重的一點。

七、詩酒唱和：戰友之外的“詩友”關系

在眾多開國將帥中，愛寫詩的人不少，比如賀龍、羅瑞卿等都有作品。但真正能在詩詞上與毛澤東長期唱和的，陳毅算是比較突出的一個。有意思的是，陳毅的詩，并不是只寫勝利和豪情，他經常寫到失敗、失誤、悔恨、反思，文字里帶著冷靜和自嘲，這一點頗為罕見。

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和陳毅就時不時拿出舊體詩詞“切磋”一下。到了抗戰、解放戰爭時期，兩人都忙得不可開交，但在某些間隙，仍會提到古人詩句，用來表情達意。到了建國以后，這種交流反而更多了。政治會議結束，大家散去后，兩人有時還會單獨聊上一會，談一句杜甫、議幾句蘇東坡，偶爾也點評對方剛寫的詩。

毛澤東晚年曾多次對身邊人說，讓陳毅整理一個詩集。對他來說，這是對陳毅文學才情的一種肯定，也是對他這一生經歷的一種特別記載。陳毅于1972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終年71歲。此后幾年里，陳毅夫人張茜耗費大量精力，整理他的詩稿，反復核對年代、背景，不愿有一絲草率。

詩集整理出來后，張茜第一時間送到毛澤東手中。毛澤東翻看良久，心里非常清楚，這些詩背后，是幾十年戰爭、政治風云、個人起伏的濃縮。他并沒有用太多煽情的語言，只是對身邊人評價了幾個字：“黨的好同志。”這幾個字看似平常，卻是他對陳毅一生最凝練的概括。

1972年1月10日，陳毅追悼會在北京舉行。那時候，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已經明顯不如往昔，天又格外寒冷。即便如此，他還是披著睡袍趕到現場，在靈前肅立良久，隨后與張茜和幾個子女握手，說了些簡單、樸實的安慰話。所有在場的人都明白，這一舉動本身，就是態度。

從此以后，毛澤東再也沒有親自出席過黨內同志的追悼會。把這件事放在整個時間線上看，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他對陳毅的感情：既有對一位老戰友的珍重，也有對一位“軍政雙全、胸襟開闊、詩詞見長”的干部的看重，更有對一個“在關鍵時刻總能站在正確位置”的同志的信任。

回過頭看，毛澤東之所以在眾多元帥中格外喜歡陳毅，并不是因為某一件事，而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疊加：早年井岡山會師結下的生死交情，古田會議前后那次冒險的支持，三年游擊戰爭和皖南事變后的堅守，解放戰爭中甘于托底、成全戰友的胸襟，以及接管上海、處理復雜局面的能力，還要加上幾十年詩酒唱和、互相砥礪的文化共鳴。

這些特質放在一起，就能明白一句略帶調侃的話：陳毅身上的這幾個優點，換了誰，恐怕也會敬重，甚至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