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日本焦慮的背后，政客們想把日本帶向何方？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在日本政治保守勢力看來，戰(zhàn)后日本各階層的國家觀念變得極其薄弱。進入21世紀后，日本在亞洲地區(qū)的地位相對降低，面臨亞洲各國快速發(fā)展有逐漸被淹沒的危險，因此抱有強烈的危機意識。消除這種危機，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依據狹隘的國家主義，培育徹底的“國民國家”價值觀；二是與此相反，無論是從思想上還是歷史認識上超越“國民國家”，追求普遍價值，消除“國境”的觀念。

從現實來看，日本資本主義已經朝著跨國化及國際化方向發(fā)展，局限于一國的經濟發(fā)展模式業(yè)已顯現危機。

1、海灣戰(zhàn)爭對日本的影響

冷戰(zhàn)結束后，海灣戰(zhàn)爭成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調整及國家定位轉換的契機。

日本并沒有想過積極介入海外沖突，當面對國際輿論要求日本做出“符合自身實力的貢獻”時，起初僅答應提供財政援助。但是，此后國際社會對日本“只出錢不出力”提出尖銳批評，促使日本決策層不得不思考如何在維護世界和平事業(yè)中主動做出貢獻。

作為基于這種思考的第一步，海灣戰(zhàn)爭結束后，海上自衛(wèi)隊于1991年4月向波斯灣派遣了掃雷部隊。這是自衛(wèi)隊首次因訓練以外的原因前往海外執(zhí)行任務，為此日本曾擔心東亞各國的反應，但后來的事實證明相關國家對此總體持善意的態(tài)度。

在日本，主張修改憲法的學者往往會提及海灣戰(zhàn)爭時的事情。雖然日本在海灣戰(zhàn)爭中出了很多錢，但科威特在感謝廣告中卻未列入日本的名字。以這一傷害為契機，于是就出現了如下思維邏輯：“只出錢、不出軍隊的國家就會如此被輕視。日本的集合性自我認同遭致嚴重傷害。因此，還是修改憲法第九條派出自衛(wèi)隊吧。”

“自由主義史觀”倡導者藤岡信勝在《近現代教育的改革》(1996)與《恥辱的近現代史》(1996)的“序言”中，也以海灣戰(zhàn)爭的沖擊為契機展開論述：

“許多日本人以憲法第九條的理想主義為依托，得以沉浸在感性的和平主義當中”，“海灣戰(zhàn)爭是一個極具沖擊力的事件，它顯示了和平教育所依據的憲法第九條的‘和平主義’理想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中遭遇滑鐵盧”，等等。

總之，按照藤岡的觀點，海灣戰(zhàn)爭是暴露日本“戰(zhàn)后民主主義”缺陷的令人震驚的重大事件。

“戰(zhàn)后民主主義”的致命缺陷究竟體現在何處呢？

藤岡大體列舉了五點：

第一，民主主義與國家權力水火不容；第二，欠缺能夠下決斷并將國家經營付諸實踐的領導層；第三，長期以來滿足于“一國和平主義”的域內和平，而將國家安全保障問題等閑視之；第四，只是個人權利不斷膨脹，作為一個國民所應承擔的義務卻被極端地壓制到最低限度，這是一種不均衡的扭曲現象；第五，盲目信任蔑視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

在戰(zhàn)后70年這一日本現代史的重要時間節(jié)點上，如果說憲法是展現一個國家認同和界定方向性存在的話，那么正像安倍倡導的“擺脫戰(zhàn)后體制”一樣，日本是以這種和平的政變方式對“戰(zhàn)后”的“和平主義”予以否定，且由此展現出堅定的脫離意志，而這也恰恰是對“戰(zhàn)后”的否定。

因此，聚圍國會反對安倍政權這一動向，實際上也就等同于捍衛(wèi)“戰(zhàn)后”日本社會認同的“和平主義”意志。圍繞和平憲法產生的對立，絕不僅僅是針對條文尤其是前言和第九條的解釋出現的爭論，其間也蘊含著對“戰(zhàn)后”日本的價值判斷。

對憲法的態(tài)度，受到對“戰(zhàn)后”日本歷史性評價的強烈束縛，主要是由于憲法恰恰體現了“戰(zhàn)后”本身。對于一方來講，“戰(zhàn)后”是應予否定和克服的對象，而對于另一方而言則是誓死守衛(wèi)的對象。如此一來，針對憲法呈現出的迥然有異的態(tài)度，與在特定歷史時空展現的歷史評價隨即建立起直接而密切的聯系，而這也正是日本社會展開爭論的特征所在。

從戰(zhàn)后日本的“和平主義”與周邊地區(qū)的聯系來看，其中蘊含著諸多矛盾。禁止武裝的憲法與擁有高水平軍事力量而炫耀的自衛(wèi)隊和美軍共存，“無核三原則”與處于美國“核保護傘”之下共存。“戰(zhàn)后”日本即是在這種充滿矛盾的過程中界定了“和平主義”，這無疑是一種過剩的界定，非但如此，也許是隱蔽了強大軍事力量的“麻醉劑”。

2、憲法第九條突破的合理借口

戰(zhàn)后日本通過憲法第九條獲得最大利益的無疑是執(zhí)政黨和大型企業(yè)。

作為亞洲民眾憎惡對象的天皇制則以制度的形式得以維系，而且對戰(zhàn)爭責任的認識也以十分曖昧的方式保留至今。

在這種形勢下，日本之所以還能夠在經濟和政治層面與亞洲各國修復關系，主要還是由于通過憲法第九條的“放棄戰(zhàn)爭”條款作為擔保。正是在這一問題上默許并達成諒解，才迫使戰(zhàn)后日本保守勢力勉強維持保持憲法的姿態(tài)。

戰(zhàn)后日本和平憲法體制并未將亞洲納入視野，甚至是試圖有意回避將亞洲納入視野，其結果是直接導致大多數日本國民只能從極為狹隘的民族視角思考問題，這種構造形成的主要原因與“國民”概念的命題具有很大的關聯性。亞洲以及亞洲人并未納入視野，是當時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與“盟總”持續(xù)交涉的政府保守派所要達成的目標，其主要背景是伴隨根深蒂固的排外主義而來的對舊殖民地人民的恐懼，若將亞洲納入視野之內，天皇則也難免牽涉其中，實際上主要還是基于掩蔽戰(zhàn)爭責任方面的顧慮。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戰(zhàn)后《日本國憲法》是占領國美國與來自戰(zhàn)前的反動和保守勢力以力學關系達成合作并予以確認的產物。

由此可見，保守勢力所聲稱的“《日本國憲法》乃是強加”僅僅只是一面之詞。莫如說，當時占領軍所拿出的相對“自由的”憲法草案是在與保守勢力協商的前提下，確保盡可能與戰(zhàn)前保持連續(xù)性的基礎上“修改”而成。保守勢力參與的“修改”遠遠超出單純的“強加”，從而也就持續(xù)界定了日本在戰(zhàn)后的發(fā)展方向。但是，這一點似乎并未引起足夠的關注。

在新的歷史時點上，村上春樹提出了如何使傳統(tǒng)面向現實和未來的問題，如果僅僅執(zhí)著于傳統(tǒng)的表面形式和教條的東西，不僅不會確保我們定位“真正的現在”，對文化身份的認同與建構也會適得其反。

他還進一步警示說：“我們必須注意欲望受挫之后所導致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轉向的問題。”

無論是占領時期對以美國為首的盟軍的配合及博弈，還是結束被占領狀態(tài)后構建日美安全保障體制，面對美國這一“他者”所帶來的既具有正向性也蘊含負面性的戰(zhàn)略壓力，如何將其有效化解乃至積極運用，成為戰(zhàn)后日本政治家率先予以考量的重大課題。與此同時，面對中國這一“他者”，冷戰(zhàn)時期日本以可能來自所謂的共產主義的“威脅”為由，“妖魔化”中國，旨在喚起日本國民抱持敵對觀念的意識形態(tài)共鳴。

冷戰(zhàn)結束后，隨著中國快速發(fā)展，中國這一“他者”又轉變?yōu)榭膳碌摹案偁帉κ帧保毡就ㄟ^渲染“中國威脅論”將中國塑造為“敵人”，從而為強化日美同盟體制和擴充軍備尋找口實和依據。“日本的學術與政策精英們往往傾向于認為，當前國際秩序變革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中國與美國，一個是最大的鄰國，一個是盟國，而對華關系，被視為21世紀日本外交的永恒主題。”

3、轉移矛盾的路徑

冷戰(zhàn)結束后，隨著全球化迅速推進，日本也開始了艱難的國家戰(zhàn)略轉型。在海灣戰(zhàn)爭中，日本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的激烈抨擊，這對日本人戰(zhàn)后長期以來形成的國家觀念造成了強烈沖擊，嚴重地動搖了以和平憲法為核心的國家認同。全球化不斷沖蝕和瓦解民族國家的疆界，傳統(tǒng)的民族國家面臨一系列難以應對的困境。

日本當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出現了諸多亟待解決的難題，諸如如何保特自主防衛(wèi)與對美依存的平衡，如何化解經濟全球化與政治保守化及文化本土化之間的矛盾，如何保持開放而避免封閉等。對于日本而言，這既是在冷戰(zhàn)后國際背景下實現國家轉型亟須解決的重大課題，也為安倍內閣推行大國化戰(zhàn)略開辟了道路。

第一，自主性與依附性的糾結。

冷戰(zhàn)后日本謀求制定國家戰(zhàn)略，國家自主性意識空前高漲，但在具體制定外交政策和提高防務水平時，依然奉行對美追隨路線，不斷強化日美同盟，在國家戰(zhàn)略的落實過程中難以消除缺乏自主性的依附性色彩。

“9·11”事件后，日本的對美追隨外交陷入難以自拔的境地，自主性受到嚴重削弱，依附性日益顯著。對此，前防衛(wèi)廳官員西川吉光犀利地批判道：“在自民黨政權長期統(tǒng)治之下，重視依循慣例和保持連續(xù)性的官僚機構的邏輯居于支配性地位。在不經意間迎合美國成為外交的主要目標，不使對美關系出現危機成為官僚明哲保身的便捷途徑。親美墮落為對美追隨，本來是應該自身行使的權力也委托給大國美國，對盟國的依存性不斷增強，日本外交的自主性被剝奪，也導致交涉力的脆弱化。”

冷戰(zhàn)后日本的國家戰(zhàn)略轉型，一方面試圖通過加強自主防衛(wèi)以謀求自主性與獨立性，但由于多重因素的制約，日本的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日本的國家戰(zhàn)略轉型與強化日美同盟綁定在一起，對美依存程度日益加深，日本就是在自主性與依附性的兩難之間，進行著艱難的國家戰(zhàn)略轉型。

第二，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沖突。

由于全球化具有瓦解民族國家疆界與認同的意義，因而“國家的退卻”問題備受關注，但這種狀況對于民族主義政治家而言是很難容忍的。根據全球化動向制定政策的政治家，同時對全球化表現出民族主義的態(tài)度乃是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但如果考慮到全球化是無法抗拒的力量，那么出現這種現象也不必大驚小怪。也就是說，他們既要引領政治順應全球化潮流，又無法抑制自身的民族主義情感。

日本作為經濟大國，且與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結盟。

“9·11”事件后，日本為美國發(fā)動阿富汗戰(zhàn)爭提供支援，向伊拉克派遣自衛(wèi)隊等，強化了參與“全球化安全保障”的姿態(tài)。但是這種動向明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日本采取的和平主義、自衛(wèi)隊的專守防衛(wèi)原則，以及國民共識背離。

日本政府在經濟等諸多方面肯定全球化，然而，由于國家權力以及國家認同正在不斷消退，有的政治家表現出了民族主義的反抗，呈現出回歸本土化的跡象。這種傾向尤其影響到了與亞洲鄰國的關系，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成為當今日本政治的重要課題。

面對全球化的危機，日本一方面傾向于通過加強軍事力量予以化解；另一方面熱衷于從本土化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匯聚能量。日本政治的合法性十分倚重本土文化的作用，通過整合和激發(fā)國民的本土意識和愛國情感，可以達到動員民族主義情緒的目的。

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即通過堅持對本民族“獨特性”的大肆宣揚，以達成動員民族主義情緒維護執(zhí)政合法性的目的。

第三，開放性與封閉性的悖論。

冷戰(zhàn)結束后，迎來了全球化時代，但日本在實現國家戰(zhàn)略轉型過程中，依然存在無法克服的開放性與封閉性的悖論。長期在外務省工作的谷內正太郎寫道：

“日本在國際和平及安全保障方面尚未充分履行責任，對面向包括《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法案》在內的國際和平合作的貢獻也不充分，在安全保障尤其是在涉及軍事層面的問題時態(tài)度立刻變得噯昧起來。國際上安全保障狀態(tài)已經發(fā)生重大變化，日本卻試圖永遠與此前一樣發(fā)揮作用是不適當的。即便是在經濟層面，日本承擔了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責任，但幾乎并未贏得外國人的積極評價。日本給世人的印象是，一方面封閉本國市場；另一方面卻最大限度地享受自由貿易體制帶來的好處。”

日本學者針對日本社會暴露的封閉性弊端給出了富有建設性的意見：

“日本易于形成內向而封閉的社會，我們從日本外交中應該汲取的教訓是，在回避向霸權主義傾斜的同時，也應該防止形成封閉社會，推動構建面向外部世界的開放社會至關重要。不應該閉關鎖國，而是應該有意識地開國，保持開放性，維持自成一統(tǒng)的微觀小宇宙的日本社會，注定會落后于世界潮流。為構建開放式的國家體制，有必要改善國際化政策和移民政策，此前日本人視為常識的所謂“因為是日本人因此必須向日本人學習’、‘因為是日本人就應該在日本企業(yè)就職’、‘因為是日本人居住在日本，也就要以日本為生活據點’等陳舊的思維觀念必須打破。”

不容否認的是，冷戰(zhàn)后日本國家戰(zhàn)略轉型過程中存在的開放性與封閉性的悖論，在短期內難以徹底解決。原因在于，日本政治家在全球化時代處理相關問題時，若認為于己有利即會強調和重視開放性；若認為有損于本國國家利益，則會保持一種固守成規(guī)的封閉性姿態(tài)。這大概也是全球化時代的開放性與固守民族國家噩界的封閉性之間存在無法克服的矛盾使然。

4、日本沒落的本質

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在經濟力量下降的同時也見證了日本模式的沒落。

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中國的快速發(fā)展使得日本越來越面臨歷史性的兩難：繼續(xù)與美國結盟以對抗中國，或者離開美國走近中國。

基于如此的地緣政治現實，布熱津斯基認為日本的困境包含一種歷史必然性：

日本爭取成為地區(qū)性主導國家的目標行不通，而在沒有地區(qū)基礎的情況下要成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國家又不現實，自然的結論就是，日本獲得全球性領袖地位的最好辦法就是積極參與世界范圍的維和行動與經濟發(fā)展。由此一來，日本角色并非是地區(qū)性而是國際性的國家。

由于戰(zhàn)后日本自身角色定位的搖擺不定及其秉持錯誤的殖民史觀，地區(qū)國家對其心存疑懼，事實上日本很難在地區(qū)主義進程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尤為重要的是其發(fā)展?jié)摿h遜于中國，在中國快速發(fā)展的情勢下，日本事實上已處于弱勢地位。因此，日本也在“重新調整自己的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推動實現普通國家化，調整外交政策，不斷強化美日同盟”，以適應地區(qū)權力格局的變化。

戰(zhàn)后日本一方面以“和平國家”的光輝形象作為正面資產向國際社會廣泛宣揚，另一方面右翼保守勢力又將“和平國家”的形成視為屈辱性存在，“和平國家”的屬性和定位在冷戰(zhàn)結束后明顯發(fā)生動搖。

日本決策層與普通國民在有關國家認同的認知方面嚴重背離，主要原因即在于兩者關注的側面和角度迥然有異，精英決策層主要著眼于國家戰(zhàn)略層面，力爭與近鄰中國展開競爭，確保與自身經濟實力匹配的大國地位，而普通國民基于戰(zhàn)爭帶來的慘痛教訓，更多地從社會層面祈求和平，反對戰(zhàn)爭，注重社會福祉的提升，從而導致兩者之間出現難以彌合的分歧與矛盾。

2019年10月4日，安倍晉三首相在發(fā)表施政演說時敦促國會討論修改憲法問題。現在是考驗日本能否堅持“和平主義”的一個關鍵時刻。

安倍在施政演說中表示，“對實現戰(zhàn)后復興、高速增長、‘帶給我們和平富饒日本’的先人們表示‘由衷的敬意’”，并強調“一定要捍衛(wèi)我國的和平與繁榮”。戰(zhàn)后日本在和平憲法第九條的指引下，一直貫徹“專守防衛(wèi)”原則，堅持走和平國家之路。如果安倍表明捍衛(wèi)這條道路的決心，那也應該給予肯定。

但是，安倍在施政演說結尾說，建立“令和時代新型國家的路標是憲法”，“在令和時代，日本將成為怎樣的國家？討論這一理想的正應該是憲法審議會”，“要切實討論”，“對民眾負起責任”。

總之，相比于堅持和平主義，敦促討論修改憲法才是施政演說的重點。安倍視為自民黨夙愿的，就是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安倍一貫認為，因為自民黨在眾參兩院選舉中呼吁修憲，才得以繼續(xù)維持政權，因此修憲是受民眾支持的。為了留下政治遺產，安倍希望把執(zhí)政黨占多數席位這一政治資本傾注到修憲之中。

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認同呈現出消解與重構、削弱與強化并行的特征。全球化失去方向感的后果很可能是促使人們在更為本土化或民族性的事務上尋求慰藉和生存意義，不論它是同一種語言還是一段共同的歷史。

從戰(zhàn)后日本建構國家認同的歷程來看，日本既有意識地從本民族國家中挖掘本土的天皇制精神資源，以期達到增強民族凝聚力和統(tǒng)合國民的目的，也積極地吸納和整合來自美國方面的思想資源，加入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自由主義陣營，并以“和平國家”和“民主國家”自居，期望在世界范圍內提升自身國際地位和彰顯國家軟實力。

通過日美結盟的方式推行日美基軸外交，一方面能夠集中精力專注于經濟建設；另一方面也付出了追隨美國、缺乏外交自主性的代價。在冷戰(zhàn)體制下，“他者”中國從意識形態(tài)層面而言，更多地與日本處于敵對狀態(tài)，由于中日兩國在政治制度、國家利益、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等諸多方面存在根本性分歧和結構性矛盾，因而日本對華抱持一系列負面認知。

在中國逐步確立經濟大國地位之后，中日兩國開始呈現“兩強并立”的態(tài)勢，日本審視和觀察中國的心態(tài)發(fā)生了微妙變化，自卑感和警惕感潛滋暗長，兩干年來處于強大中國籠罩之下的歷史意識與中國快速發(fā)展的現實疊加在一起，導致“中國威脅論”在日本各界甚囂塵上。

戰(zhàn)后日本建構國家認同由于一方面面對美國這一“他者”時時存在自卑感，另一方面又不甘于本土思想文化資源的完全“美國化”，于是不斷試圖通過捍衛(wèi)自身的傳統(tǒng)文化資源，來消解來自西方及美國的思想資源對其本體的“侵蝕”。

由此出現后發(fā)展中國家的兩種“自我疏離”：一種是完全西化，企圖使自己完全成為西方的一部分；另一種是退回傳統(tǒng)文化。后發(fā)展中國家往往在尋求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時，或以傳統(tǒng)文化或以強調西化作為策略，卻又必須克服上述自我疏離的難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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