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阿富汗街頭的“風紀”再次收緊。
塔利班“美德推廣與惡習預防部”重申規定:男性胡須必須超過一拳長度,否則將被懲處。理發師若按顧客要求修剪“過短”,同樣會受到處罰。街頭巡邏、臨時檢查、拘留問話——這些場景,正在成為日常。
在喀布爾大學,學生被告知:儀表若不符合宗教規范,可能影響考試成績。胡須,已不再只是個人審美,而是制度的一部分。
但真正沉重的,不在胡須。
更早之前,女性已經被逐步排除出公共空間。受教育權被暫停,行動需男性家屬陪同,著裝必須完全遮蔽身體。隨后,一部新的刑法落地,其中關于“酌情懲罰”的條款,將家庭暴力置于模糊而危險的地帶。
法律與現實之間形成了殘酷的閉環:女性若受傷,需要在法庭展示傷痕;但她們又被禁止公開暴露身體;她們不能單獨出庭;若逃離暴力回到娘家,可能面臨刑責,甚至“榮譽謀殺”的風險。
制度像一張網,從衣著到行動,從教育到司法,沒有留下太多縫隙。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不是第一次。
在塔利班重新掌權之前,阿富汗大城市曾出現另一種生活方式:女性進入大學,街頭可以看到不同發型與穿著。外部力量——包括美國與蘇聯——都曾試圖用軍事與資源改造這個國家。有人付出鮮血,有人投入巨額財富,但最終都黯然離場。
這段歷史給世界留下一個沉重的問題:外力能否真正改變一個社會的內在選擇?
二十年前的執政經歷并未成為決定性記憶。塔利班“二進宮”,說明政治權力的更替,并非簡單的外力壓制或解放,而是復雜社會結構與價值認同的綜合結果。宗教、部族、歷史創傷與反外情緒交織在一起,使得“現代化”與“傳統秩序”的沖突,不只是制度之爭,更是身份之爭。
很多人習慣用“拯救”這個詞。但現實往往比想象更堅硬。外部的善意,在某些社會語境中會被解讀為干涉;價值輸出可能被視為文化侵入。即便有人選擇離開,進入歐洲或北美生活,也未必會自動認同接納他們的制度。身份與記憶的力量,遠比物質條件更深。
阿富汗的故事,并不是簡單的“可憐”或“愚昧”。它更像一面鏡子,提醒世界:制度不是一紙文本,而是長期形成的社會共識;改變不是軍事行動或財政投入就能完成的工程;自由也不是外部輸入即可生根的商品。
這并不意味著冷漠或放棄同情。恰恰相反,它提醒我們在談論“改變他人”時,必須看到改變的主體是誰。真正持久的轉型,往往來自內部壓力與內部反思。當痛苦無法再被外力緩沖,當社會自身意識到代價,轉變才可能發生。
阿富汗像一堂沉重的課程:
第一課,外力有限。
第二課,文化深層結構比政策更頑固。
第三課,制度選擇終將塑造個體命運。
世界常常急于判斷,但歷史更擅長等待。或許未來某一天,變化會再次出現——不是因為外部的槍炮或金錢,而是因為內部的覺醒。
在那之前,阿富汗仍在提醒所有國家:選擇,從來不是抽象的口號;它會落在每個人的生活細節里,從一撮胡須,到一個女孩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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