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戰非法，特朗普慘敗！而且一個更致命問題已暴露

美國政治舞臺上演了一幕極具象征意義的憲法對決。

2月20日上午，美國最高法院以明確裁決認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沒有授權總統征收大規模關稅，從根本上否定了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合法性。當天下午，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簽署所謂“對所有國家征收10%全球進口關稅”的法案，并宣稱“立即生效”。

這種近乎荒誕的時間序列，不僅揭示了行政權力與司法權威的正面沖突，更暴露了“美國優先”單邊主義路線的制度性困境。

當最高法院的判決書落下，特朗普上任以來最大的政策招牌——“對等關稅”徹底失去了法律根基，這不僅是特朗普個人的政治慘敗，更是美國保守主義內部裂痕的公開化。

01 “對等關稅”政策的合法性崩潰

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本質上是對總統貿易權力的一次歷史性限縮。

本次裁決認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的立法原意是授予總統在“國際緊急狀態”下應對特定威脅的權力，而非將其作為日常貿易政策的工具。

裁決書明確指出：“國會從未意圖通過IEEPA授予總統無限制的關稅征收權，這種權力如果存在，將顛覆憲法賦予國會的貿易規制權限。” 這一判決直接動搖了特朗普“對等關稅”體系的法理基礎，使其從“國家政策”淪為“行政越權”。

特朗普政府的應對策略，暴露了其法律準備的倉促與政治計算的失誤。

在裁決公布后數小時內，特朗普連續在“真實社交”平臺發文，聲稱其擁有“眾多其他選擇”，并表示將啟動多項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進行的“不公平貿易行為”調查。

然而，這種“工具箱”式的回應恰恰印證了最高法院裁決的致命性——總統不能再依靠IEEPA這一“萬能工具”，而必須回到國會立法的具體授權框架內行事。

更關鍵的是，特朗普承認“國家安全”關稅及依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和《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征收的關稅將繼續有效，這實際上是一種戰略收縮：從“全球10%關稅”的全面進攻，退守到“國家安全”和“不公平貿易”等傳統理由的防御陣地。

而且必須看到，法律層面的潰敗，引發了更大規模的后果。

裁決生效后，數千家美國進口商開始準備訴訟，要求聯邦政府返還已征收的關稅款項。特朗普在記者會上承認，關于是否必須向美國企業退還“數以十億美元計”的關稅稅款，“可能要打五年官司”。

這種曠日持久的法律纏斗，將使特朗普政府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處于被動防守狀態。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內部評估顯示，如果敗訴，聯邦政府可能需要退還超過3000億美元的關稅收入，這將對聯邦財政造成巨大壓力。

加州州長加文·紐森已經喊話聯邦政府，“立即”發放退款支票給美國企業和民眾，且“連本帶利”，將經濟問題迅速轉化為政治攻勢。

02 貿易逆差創紀錄的諷刺

就在最高法院裁決的同一天，美國商務部公布了2025年全年貿易數據，這份報告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提供了殘酷的“終審判決”。

數據顯示，在特朗普大規模加征關稅、試圖重塑全球貿易格局的一年后，美國整體貿易逆差僅從2024年的1.04萬億美元小幅收窄至0.98萬億美元，但貨物貿易逆差卻飆升至1.28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這一數據對比揭示了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雙重失敗：既未能實現“大幅減少逆差”的宏觀目標，更在實體經濟層面造成了結構性惡化。

深入分析貿易數據，可以發現三個“致命”趨勢：

第一，關稅轉移效應顯著。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發布的最新報告表明，特朗普政府對進口商品加征的關稅，超過90%最終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承擔。由于許多中間產品和資本貨物缺乏國內替代品，進口商只能將關稅成本轉嫁給下游企業或終端消費者。

2025年美國通脹率維持在4.2%的高位，其中約1.5個百分點直接歸因于關稅成本傳導。普通美國家庭每年因關稅多支出約1300美元，這直接侵蝕了中產階級的實際購買力。

第二，供應鏈重組并未回流美國。

特朗普宣稱關稅將促使制造業“回歸美國”，但實際數據描繪了完全不同的圖景。2025年，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額確實下降了18%，但從越南、墨西哥、印度等國的進口額分別增長了34%、22%和28%。

這種“貿易轉移”而非“貿易創造”的現象，意味著全球供應鏈只是進行了地理重構，而非向美國本土回流。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2024年的10.8%微降至10.5%，就業人數增長停滯。

關稅未能改變資本逐利的根本邏輯，企業選擇的是“中國+1”戰略，而非“美國制造”戰略。

第三，出口競爭力持續削弱。

由于貿易伙伴的報復性關稅，美國農產品出口在2025年明顯下降，其中大豆對華出口一度暴跌40%。波音公司商用飛機出口額減少23%，因多國政府轉向空客采購。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技術領域：美國半導體設備出口受到嚴格審查，2025年對華出口下降幅度擴大，而中國本土半導體設備市場份額從15%上升至28%。關稅非但沒有保護美國技術優勢，反而加速了競爭對手的自主化進程。

這些數據共同指向一個結論：特朗普的關稅戰是一場“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戰略誤判。“對等關稅”就像一把鈍刀，砍斷了供應鏈，卻沒能重建美國本土產能。

03 保守派內戰與共和黨裂變

最高法院的裁決之所以具有致命性，不僅在于其法律效力，更在于其政治象征意義。

當前最高法院中，保守派法官以6:3占據絕對優勢，其中三位——艾米·科尼·巴雷特、布雷特·卡瓦諾和尼爾·戈薩奇——由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提名任命。然而，這次裁決結果是6:3，對等關稅無效。

其中，艾米和戈薩奇未站在特朗普一邊。這種“保守派法官背叛保守派總統”的現象，揭示了美國右翼陣營深刻的思想分裂。

這種分裂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憲法原旨主義與行政擴權之間的根本矛盾。特朗普提名的法官大多屬于“聯邦黨人協會”傳統，信奉嚴格的憲法文本主義和分權制衡原則。而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本質上要求擴張行政權力、弱化國會制衡，這與保守派法學的核心理念直接沖突。

傳統保守派認為，貿易政策屬于國會專屬權限，總統過度介入將破壞三權分立。這種理念沖突在關稅問題上徹底爆發，形成了“保守派法官制約保守派總統”的奇特局面。

第二，共和黨內部的政治離心化。2026年以來，國會多次重要投票中出現了共和黨議員“倒戈”現象。1月的《國防授權法》修正案投票中，12名共和黨眾議員加入民主黨陣營，支持限制總統貿易權力的條款；2月11日，6名共和黨眾議院贊同要求終止總統特朗普利用國家緊急狀態對加拿大商品實施懲罰性貿易措施的做法。

這種黨內叛離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共和黨內部“特朗普派”與“傳統派”日益擴大的裂痕。今年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如果失去了國會多數，其內部凝聚力將面臨更大考驗。

第三，州級公開反抗。加州州長紐森要求聯邦政府“立即”退還關稅稅款的表態，代表了州級官員對聯邦政策的公開挑戰。“美國農民破產數量已翻倍”“美國農業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美國農業正面臨廣泛崩潰”……美國農業界代表人士2月3日在發給美國國會的信中，這樣描述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給美國農業造成的巨大傷害。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特朗普的政治議程與共和黨建制派的利益出現了結構性錯位。傳統共和黨精英更關注減稅、放松管制、加強國防等經典議題，而特朗普的民粹主義貿易政策實際上損害了大企業、跨國公司和農業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

當關稅開始侵蝕這些關鍵支持者的利潤時，政治反彈不可避免。

2026年2月20日，將成為美國貿易政策史上的“分水嶺”。最高法院的裁決不僅宣告了“對等關稅”的法律死亡，更揭示了單邊主義路線的制度性局限。當關稅大棒未能縮小貿易逆差反而創下新高時，市場規律證明了其超越政治意志的力量。

特朗普在記者會上那句“可能要打五年官司”的無奈承認，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當前困境：未來任期他將深陷法律訴訟的泥潭，即使他試圖通過其他法律工具維持關稅，其政策效力已大打折扣；即使華盛頓繼續鼓吹“美國優先”，國內政治基礎的分裂已難以彌合。

這場關稅戰爭的慘敗，暴露的不僅是華盛頓的政治誤判，更是美國試圖以單邊手段解決全球化結構性矛盾的必然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