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克拉瑪依油井出油，毛主席召見李聚奎致謝

1953年初春，距離新中國成立還不到四年，全國大大小小的工廠里，機床發出刺耳的轟鳴聲，可不少車間卻因為缺油，被迫停機。許多老工人一邊擦著機器，一邊低聲抱怨：“沒有油，再好的設備也是擺設啊。”就在這一年，國家啟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化的大幕已經拉開，可油從哪里來，卻是橫在面前的一道難關。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幾乎沒有成體系的石油工業，煉油能力有限，產量也很低。國民黨統治時期，大量依賴進口，被人卡著脖子不說，連“貧油國”的帽子都扣在了中國頭上。新中國要建設，要發展，坦克要跑，飛機要飛，拖拉機要下地，離開石油根本談不上什么工業化。不得不說，當時中央領導人看得非常清楚，如果石油問題解決不了，五年計劃就會變成紙上談兵。

有意思的是，當時的中國并沒有現成的大批石油人才。老專家有一些，但遠遠稱不上體系完備。勘探、鉆井、煉油，每一環都離不開人，而這一切又都要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進行。石油是工業的血液，可要找到這血從何處涌出，談何容易。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5年的一紙任命，讓一個在戰火中摸爬滾打幾十年的老軍人，突然被推到了新中國石油戰線的最前沿。這個人，就是后來在克拉瑪依油井出油那一年，被毛主席親自召見并感謝的李聚奎。

一、老軍人“改行”，從戰場到油田

李聚奎1904年出生，參加革命很早，井岡山斗爭、中央蘇區反“圍剿”、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都留下過他的身影。1950年朝鮮戰場上，志愿軍部隊鏖戰正酣，他也在戰爭中承擔重要指揮任務。可以說，他一輩子與槍炮為伴，和石油根本沾不上邊。

195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二次會議作出決定，成立石油工業部。同年，中央任命時任志愿軍第十九軍軍長的李聚奎，擔任石油工業部部長。這一下子，把他自己也嚇了一跳。戰壕里摸爬滾打他熟，戰役部署他也熟，可從軍裝換成干部服，去管一門自己完全陌生的工業，他心里其實很沒底。

當總干部部的同志找他談話時，李聚奎直言不諱：“讓我去當石油部長，我心里真有點發怵，我不懂石油啊。”這種擔心并非矯情，而是他對工作負責的本能反應。他清楚，石油是國家的要緊事，干不好，耽誤的就不只是一個部門，而是關乎整個國民經濟的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任命并不是臨時起意，而是中央深思熟慮后的決策。為了帶去軍隊那種雷厲風行、吃苦耐勞、組織嚴密的作風，毛主席、周總理決定從軍隊干部中選人負責石油工作。軍委推薦了幾位人選，經過綜合考慮，周總理圈定了李聚奎，毛主席當即表示贊同。這在當時，是帶著明確目標的安排。

不久之后，周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約見了這位新上任的石油部長。談到油的問題時，總理語氣里既有壓力，也帶著幾分殷切：“第一個五年計劃快結束了，我不向你要油；可到第二個五年計劃，你可得拿出石油來。”這句話說得很直白，也很重。李聚奎沒有貿然拍胸脯，只是實話實說：“搞石油我是外行，從頭學起，怕耽誤國家的事。”周總理卻坦然地鼓勵：“沒有什么是天生會的，邊干邊學。石油部還有專家，關鍵是把人組織好。”

這番對話，既反映出當時國家對石油的迫切需求，也能看出領導人選人用人的邏輯。不是要一個“懂一點石油”的干部，而是要一個能組織隊伍、扛得住壓力、沖得上去的帶頭人。李聚奎從戰場走向油田，其實是國家對軍人作風的一次延伸。

1955年9月1日，石油工業部正式掛牌，李聚奎到任。一開始，部里只有十幾個人，大多是從原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局抽調來的干部和技術人員，大家擠在一起辦公，連明確的處室劃分都還沒完全理順。有任務就一塊上，查資料、跑現場，一天十幾個小時是常事。新中國許多部門都是在這種“邊建設、邊摸索”的狀態下起步，石油部也不例外。

有意思的是，這位新部長并沒有擺架子，而是主動找技術人員“拜師”。他請有專業背景的徐今強給自己上課，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就把我當小學生，從最基礎講起。”他一邊說一邊親自倒水，這種態度讓技術干部既意外又感動。之后的兩個月里，他每天抽出兩小時系統學習石油基礎知識，再加上白天處理具體工作，理論和實踐一起走，進步很快。

從這個小細節可以看出，李聚奎雖然是“外行”，但他很清楚，要想不耽誤事，先得補上自己的短板。他沒有把“我不懂”當作擋箭牌，而是當作鞭策自己的理由。正是這一點，讓部里不少專家逐漸打心底里佩服這個從戰場來的領導。

二、目光投向西部，克拉瑪依進入視野

隨著石油部的運轉步入正軌，一項重要任務擺到了李聚奎面前：到底在哪些地方加大勘探力度，能有可能找到大油田？這一點，如果沒有實地調查，很難拍板。他很快離開北京，先后去了玉門、獨山子、撫順等地考察，煉油廠、老油田、勘探隊，一個點一個點看，幾乎很少在北京久留。

在一次回京參加會議時，分管工業的薄一波碰見了他，笑著打趣：“聚奎呀，現在可成大忙人了，幾次想找你開會，人都到油田去了。”這句話聽起來輕松，但也說明了當時的一種狀態：石油的關鍵，還是在風沙滿天的野外，而不是在辦公室里。

在眾多可能的勘探區域里，新疆逐漸進入視野。早在解放前，新疆一帶就有零星油苗露頭的記載，新中國成立后，也有地質隊陸續進行勘探，但是否存在可大規模開采的油田，專家意見并不統一。有的人認為地質條件有潛力，有的人則持謹慎態度，認為資料不夠，風險太大。

在這種爭論中，李聚奎沒有坐在北京拍板，而是干脆帶隊去了新疆。他選擇用最直接的辦法——到現場看，用腳丈量。克拉瑪依一帶當時還是一片荒涼，風刮起來，沙石打在人臉上生疼。白天大家扛著工具和儀器往戈壁深處鉆，晚上回來擠在臨時營房的大通鋪上，幾床被子拼在一起，一屋子人嘰嘰喳喳地分析資料、交換看法。

試想一下，當時誰也說不準，這片荒灘下面到底有沒有“黑金”。如果沒有，投入的人力物力都要打水漂；如果有，國家的石油局面有可能從這里發生變化。就在這樣的猶豫和期待中，李聚奎代表石油工業部，向黨中央提交了關于在克拉瑪依進行試鉆的報告。這份報告，實際上是一份帶著風險的“軍令狀”。

從后來的結果看，這一步走得非常關鍵。當時中央對李聚奎和石油部給予了很大信任，對于試鉆克拉瑪依的建議，毛主席和有關領導給予明確支持。政治層面的決斷，給了基層勘探隊伍極大的底氣。鉆機很快運抵現場，施工人員、技術人員陸續集結，一片原本沉寂的荒原，逐漸熱鬧起來。

值得一提的是，李聚奎并沒有把自己當“遙控指揮”的部長，而是直接住到了鉆井現場。他白天跟著技術人員看數據、聽匯報，晚上則和工人們圍坐一起聊天。有人擔心鉆不出油，他就講自己在朝鮮戰場上遇到的一件事。

那是1951年春天，他前往志愿軍司令部開會，途中遇到一輛運送物資的汽車。夜里路黑，車燈沒開，兩車差點撞上。他當場問司機：“怎么不開燈？”司機回答得很干脆：“不開燈是為了安全，亮燈了更容易被敵機發現。就算車翻了，人有傷亡，車上的物資也還能保住。”說到這兒，他當時心里受到了很大震動——在那樣艱難、危險的環境里，戰士們想到的還是如何保證物資不丟。

李聚奎把這個故事講給鉆井工人們聽，然后說：“那時候，子彈就在頭頂飛，還得往前沖；如今我們是在為國家找油，條件比前線好得多，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在場的人聽完，難免心里一熱。軍人的經歷，被他用在了油田的動員上，這種方式樸實，卻很有感染力。

三、1955年的噴油聲，改變了一片荒原

鉆機開動以后，時間一天天過去，大家的心情也在起伏。井下情況看不見摸不著，只能靠儀器數據分析，加上經驗判斷。每一次更換鉆頭，每一次停機修理，都是在和未知較勁。當地的自然條件很嚴酷，風沙侵蝕設備，晝夜溫差大，生活條件也簡陋。可隊伍咬著牙堅持下來，沒有人輕易說退。

1955年10月29日這天，對在場的人來說，注定成為忘不掉的日子。鉆到一定深度后，井口開始出現異常情況，技術人員迅速判斷，可能有油氣上涌的跡象。隨即，隨著一次關鍵操作完成，原油帶著壓力猛地從井口噴涌而出，黑亮的油柱在陽光下格外醒目，周圍的人下意識地歡呼起來，有人激動得眼眶都紅了。

對于在筆下記錄歷史的人來說，這可能就是“克拉瑪依油田出油”那么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可對那些站在井場上的工人、技術員、指揮人員來說，這是漫長等待、反復計算、無數汗水凝成的結果。李聚奎當時就在現場，他清楚地知道，這不僅是個人的一次“賭對”，更意味著國家的石油布局往西打開了一個新的突破口。

很快，這條消息通過專報上報中央。11月26日，新華社正式對外播發克拉瑪依油井出油的消息，全國各地都聽到了這個振奮人心的新聞。對于普通群眾來說，“新疆出了油”，還是一個略帶遙遠感的消息。可對關心國家經濟建設的干部和工業戰線上的職工來說，這背后的意義不言自明。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主要依靠玉門等老油田支撐，產量有限。克拉瑪依油田的發現，說明在遼闊的西北地區，地下還可能蘊藏著更多的資源。更關鍵的是，它增強了人們對“自己找油、自己采油、自己用油”的信心。國家從“貧油”的陰影中走出來，雖然還需要時間，但方向已經更清晰。

不得不說，克拉瑪依的試鉆沒有停留在紙面上的爭議，而是由李聚奎帶隊，把爭論變成了實踐。事實證明，當時那份看似冒險的報告，是有根據、有擔當的決策。這也是石油戰線和軍隊作風結合的一個寫照：先調研，再下決心，一旦確定，就咬牙干到底。

四、中南海的一次會面與一支“石油師”

克拉瑪依成功出油后不久，毛主席在中南海約見了李聚奎。這兩個人并不是第一次見面。早在1930年前后，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中，李聚奎在戰斗中腿部負傷，被抬往后方休整，在途中遇見了正在轉移中的毛澤東。毛澤東特意停下來，關心他的傷勢和部隊情況。那時的兩人，一位是前線指揮員，一位是正在領導紅軍浴血奮戰的核心人物，誰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還會因為“石油”再次坐在一起談話。

1955年這次見面，身份和場合都已不同。毛主席握著他的手，開門見山地說了一句：“你辛苦了！感謝你讓油流出來了。”這句話看似樸素，卻非常有分量。主席沒有去講多少套話，而是把功勞落在“讓油流出來”這件事本身。這種表達方式，很符合他一貫重視實際工作成果的風格。

在隨后的談話中，李聚奎向毛主席詳細匯報了克拉瑪依勘探、試鉆的經過，包括專家意見的分歧、實際地質情況、鉆井中的技術問題以及未來擴大開發的設想。他并沒有刻意回避當初的風險，也沒有渲染個人功勞，而是把工人、技術人員、勘探隊伍的努力一一講清。

聊到后續安排時，李聚奎提出了一個設想：希望把解放軍第十九軍五十七師改編為“石油師”，以后專門從事石油方面的工作。他的意思很直接——石油戰線需要一支紀律嚴明、能吃苦耐勞、組織性強的隊伍，而這樣的特質，在軍隊里積累得最為充分。如果把部隊的好作風帶到油田，許多難啃的硬骨頭，就有可能啃下來。

毛主席聽后點頭贊成。這種由戰斗部隊向建設隊伍的轉換，在新中國成立后并不罕見，但改成“石油師”這樣明確方向的調整，還是很有特點。從槍林彈雨中走來的戰士，脫下軍裝，換上工作服，走向鉆機、井架、管線，這是那個時代極具象征意義的一幅畫面。槍口不再對準敵人，而是對準貧困和落后。

值得注意的是，李聚奎擔任石油部長的時間并不算很長，從1955年到1958年，大約三年多。1958年，他按組織安排，調回軍隊工作。有人可能會疑惑：這是不是意味著他在石油部只是“過客”？從結果看，這種理解并不準確。他在石油部任職期間，推動了勘探布局、隊伍建設和工作作風的轉變，尤其是克拉瑪依油田的開啟，為之后大慶等更大油田的開發，間接打下了基礎。

石油工業是一個長期積累的系統工程，不可能只靠某個人單獨支撐。但在關鍵節點上，一個敢負責、敢拍板、能下到現場的領導，往往會起到“定盤星”的作用。李聚奎把戰場上的那股勁，完整地帶到了石油行業，這一點，從后來老石油工人口中的回憶中，可以反復印證。

從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啟動，到1955年克拉瑪依油井噴油，再到1958年前后石油戰線不斷擴展，新中國用不到十年的時間，完成了從“嚴重依賴進口”向“逐步自給”的關鍵轉折。其間涉及無數人的努力和犧牲，很多名字未必被廣泛記住，但節點性的事件，總歸要有人扛起責任。

回頭看李聚奎這段經歷，從一名一心戎馬的軍人，到肩負石油部的重任，再到在西北荒原上見證原油噴薄而出，他的軌跡折射出新中國早期干部的一個共性：只要國家需要，即便是完全陌生的領域，也要硬著頭皮上，邊學邊干，在實踐中完成自我“轉崗”。石油從地下涌出的那一刻，不只是一口井的勝利，也是這種精神的一次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