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為假想敵背后，面對中國崛起，日本人心態為何絕望到崩潰？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從明治時代以來，日本人一直以歐洲的“近代”為視角蔑視中國，其蔑視中國的強弱程度被作為衡量日本“歐化度”高低的尺度。

日本人不是通過與歐洲相比，而是通過與中國相比來衡量自己的“歐化度”。甚至可以說，蔑視中國成為日本民族認同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對日本而言，中國始終是一個“巨大的他者”。中國形象究竟如何，直接關系到日本國民主體性的認同。

1、被塑造的中國形象

尤其是在進入現代性世界秩序之后，面對強大的西方，日本現代性自我認同的建構始終沒有脫離中國這一“巨大的他者”。“他者”這一概念可以作為研究日本的中國形象的前提，原因在于，日本中國形象研究的真正學理問題，并不在于闡述日本的中國形象究竟是什么的問題，而是深刻闡釋其緣何如此的問題。

借助“他者形象是自我意識的延續”這一表述，問題的關鍵在于日本借助中國形象的建構來展開自我身份的表述與確證。

日本學者吉野耕作在描述“我們自己的領域”時，主要指傳統習俗、體制和價值觀。

正如其所言：

“為了堅守‘我們的領域’，人們選擇并堅守了重要的差異。這不僅是為了區分‘我們’（日本人）和‘他者’（向其借鑒文化因素的其他國家)，更重要的是，要強調‘我們的領域’的存在，從而表明‘我們’的民族作為一個文化實體的延續。這樣，也就保持了歷史的延續性。對于‘我們’的文化領域，日本一直秉持排外的態度。”

日本的獨特性主要以兩種方式來界定并加以保留：第一，在日本獨有的認知領域，保留著那些被視為具有排他性的及真正意義上的日本要素；第二，將各種各樣的外部影響因素與那些被視為日本特有的要素結合起來，形成獨一無二的文化結合體。就日本的自我意識而言，“我們的領域”這一理念的重要性，遠勝于將外部因素與日本因素結合起來的“混合性”。

吉野耕作指出：

“對于日本人來說，向中國和西方學習是日本獲得‘普世’文明的一種經歷和體驗。因此，日本人不得不一再強調自身的特殊差異，以便將自身與具有普世性的中國人和西方人區分開來。”

日本究竟是如何在中國形象的構建之中來完成自身身份的認識與想象，乃是日本的中國形象研究的核心問題。

現代日本塑造的中國形象，既存在以新聞媒體的現實報道為依據且為這一報道所左右的“實像”，也存在一個依附于西方現代性提出的超越“現實”并被無限擴大的“虛像”。

面對中國的現實，他們不斷地援引過去塑造的“中國形象”來加以印證，或者是加以辯駁。就在這樣的印證與辯駁之中，中國的事實再次經過文化學者、新聞媒體乃至個人的體驗展現在日本人眼前，從而使日本再次陷入印證與辯駁的矛盾之中。

歷史上日本通常會借助“外部刺激”來推動自身進步，或者通過抵御排斥“外部刺激”來形成自身或與傳統或與現實相結合的“反應”，無論選擇什么，其最終的目的就是在這樣一種內與外的緊張關系中謀求自身的本真性。

日本學者子安宣邦認為：
“對于日本來說，中國曾經是一個巨大的他者存在，現在依然如此。…為了日本及其文化作為自立的東西得以存在確立起來，或者為了有可能去主張這種自立的存在，日本也需要將自己與中國及其文化差異化。只有把與自己的異質性強加給中國及其文化，也就是強有力地將中國他者化，才可能以此主張日本及其文化的獨立自主性”。

中國這一鄰近的“他者”在形塑日本國家認同過程中即起到了“外部刺激”的作用，正因如此，“中國快速發展”的事實被說成是中國正在實質性地“威脅”日本在亞洲的地位和利益，成為日本凝聚社會共識、打擊國內和平主義思潮和調動各種政治力量突破和平憲法約束的最重要的“外在因素”。

日本社會對中國的傲慢自大態度，是以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為前提的。

而當這個歷史時期業已結束，亦即當中國歷史轉型完成之際，日本不可能重走當年的軍國主義老路，也不可能以東亞大國自居，日本應該找到自己的合適位置，合乎實際地成為一個“小國”。

近年來，日本精英決策層重新奉現實主義為圭臬，回歸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等傳統思維。這一思維邏輯的核心是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假想敵”，競爭、沖突乃至戰爭將成為國家互動和國際格局演變的最大動力。

在國民國家建設中，戰爭成為實現國民統合的社會制度之一，無論是政治領導人還是普通國民，通過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從而使全國上下抱有國家的威信遭到傷害乃至失去的危機感。與此相反的情形是，在國民統合面臨動搖的局面下，作為凝聚一體感的緊縮之策，特意樹立“敵人”而使戰爭頻繁地發動起來。考慮到只有戰爭才是會使其他國家的民族屈服進而提升自身榮光的行為，戰爭被視為高揚國民精神的具體表現。

因此，對于國民國家而言，在建構國家認同過程中，“假想敵”的設立及確定在增強國家一體感及凝聚力方面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

2、以中國為“假想敵”的緣由

1998年11月，機關雜志《祖國與青年》刊載了對第二次當選眾議院議員的安倍晉三的采訪，圍繞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解釋改憲問題，安倍談道：

“日美基軸是毫無疑問的，為將日、美發展成為真正的對等伙伴，我認為首先應該致力于行使集體自衛權。”“修改憲法是最為適合的方法，如果馬上進行國民投票即便是現在也能進行修訂，但在當前國會中獲得三分之二以上議席則十分勉強。首先應將行使集體自衛權問題視為合乎憲法，如此一來，日美關系就會發生重大變化。”

對安倍而言，最為重要的目標是推動日本在亞洲地區不斷發揮更大的軍事作用，主要體現在確保行使“集體自衛權”方面，這也是美國直接要求的結果。

為確保順利行使集體自衛權，于是有必要向國民解釋說明其并不與《日本國憲法》相抵觸。

鑒于國內反對修改憲法的聲浪依然高漲，由此強調來自外部的威脅最具效果。通過渲染和散布“中國威脅論”和“韓國反日論”，無疑會增強國民的危機意識，從而獲得中間階層的支持。歷史認識問題對于煽動這種危機意識也是極為有效的工具之一。

美國學者艾倫·杰羅認為：

“日本沒有強大的國家認同，而國際舞臺用霍布斯的話來說是個兇險的、野蠻的場所。從這種情形來看，日本由于沒有強大的自我，它面對著別的國家咄咄逼人的沖擊浪潮，有可能會被巨浪淹沒；只有培植堅強的國家意識，以其作為進人國際舞臺的前提，才能保證日本在將來不至于被淹沒其中”。

日本面對中國快速發展產生的恐懼心理，直接導致其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竭盡全力地對中國進行全方位圍堵和遏制，這實際上正是其在應對中國時自信心不足的表現，而且由此陷入歇斯底里的狂躁中。

日本評論家西尾干二在分析新民族主義崛起的國內背景時指出：

“日本因經濟長期不景氣而喪失了自信，一國處于衰退時必然興起的現象就是對自我認識危機的強烈呼喚，即日本究竟是什么，日本人的自我認識在哪里，日本這個國家究竟應該如何認識等，產生重新認識歷史的欲求。”

后冷戰時代，中國快速發展的態勢成為引發日本國家認同危機的“觸媒”，以往日本以中國為參照系擁有的優越感與蔑視感被恐懼感和排斥感所替代。溝口雄三將這種狀態稱為“中國的沖擊”，由于日本的“脫亞”而似乎一直被統領的“亞洲”，曾被視為尾隨自己的“亞洲”，如今卻不知不覺地開始引導日本了。

日本人關于“脫亞”的認識與現實的“亞洲”之間出現了微妙錯位，而且幾乎沒有日本人意識到這種現實中的錯位，于是我們看到了現實與認識上的雙重錯位。

最具代表性的現象即是“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社會甚囂塵上，日本對中國的警惕性認識超過了以往建立在自信基礎上的優越性認識。日本“自我”身份確立的主體性發生動搖。

西尾干二在分析日本人對中國的感情發生重大轉變的原因時指出，其中就有“中國強大可能會變成威脅”的因素。“中國是弱小國時，日本人有敬愛其悠久歷史的民族性，但一日中國強大變成威脅，則日本人就保持距離，有從中國脫離的傾向，這一規律實則古已有之。”

實際上，日本處心積慮地宣揚“中國威脅論”，其真實意圖有二：

一方面，以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為首的政治家，無論是積極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還是不斷加強軍事力量，都迫切需要尋找“假想敵”，而且這一“敵人”還易于引起日本國民感情上的共鳴，由此遂肆意夸大來自近鄰中國的威脅，以達到煽動民意為自身的合法性制造依據的目的；另一方面，日本政治家通常會利用普通國民珍愛和平的心理，無中生有地指責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目標“超出實際防衛需要”，暗示中國軍事力量的不斷壯大將會給日本帶來威脅，導致日本國民形成警惕和防范中國的戒備心理，進而利用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將普通國民對國內現實的不滿情緒轉嫁到中國身上，從而達到凝聚和整合國家認同的目的。

3、心態的崩潰

后冷戰時代，面對東西方陣營的解體，日本趕超發達國家的目標業已實現，卻陷入長期的經濟低迷之中，國家戰略發展目標突然消失，陷入前所未有的認同危機，而此時快速發展的中國進入了日本視野。

日本是一個優秀的“學習者”，卻并不適合于擔任一個世界的“領跑者”。在一度作為世界的領跑者而失去了發展目標與前進動力、逐漸陷入“主體性迷失”的背景下，“中國”再度成為一個關注對象。

由此可見，作為“方法”的中國，實質上是為日本謀求一個新的判斷視角，是為日本提供一個“非西方化”的選擇而已。日本心理學家南博認為，“日本人的自我結構中，最明顯的特質之一是缺乏主體性的‘自我不確定感’”。

美籍日裔學者玉元勝撰文指出：

日本對于中國主導亞洲事務充滿了擔憂，“中國是個威脅，因為它是中國”，這似乎是日本國家安全圈子里盛行的潛在論斷；日本對華關系一波三折的根源在于它自古以來不能容忍與中國或者其他亞洲國家平起平坐；日本之所以對中國充滿疑心，其背后根源在于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失去的十年”的日本社會對于自己沒有信心；日本謀求“正常國家”的地位與追求民族主義復興的背后，“中國經濟威脅論”喧囂而起，乃是源于自身的難以啟齒、卻最終不得不承認的相對衰落的事實；歷史問題的糾葛與激活，將帶有后現代特征的日本推回了現代狀態，使日本不得不適應亞洲的作風，從而產生了與中國發生摩擦與糾紛的根源。

日本學者小島朋之的觀點十分鮮明地體現了日本人在審視和觀察中國時的矛盾心理，既不希望一個“虛弱的中國”出現，也不愿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誕生。當前中國的發展態勢已經掩蓋日本曾在亞洲所擁有的“一枝獨秀”的光芒，如果說一個積貧積弱甚或落后的中國日本尚能容忍的話，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國，日本無疑會高度警惕和時刻關注。

在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下，日本若依然秉持冷戰思維，為凝聚國家認同畫地為牢，一味排斥他者，顯然無益于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建構。中日兩國只有積極挖掘東亞文化傳統中“和”的思想資源，增進相互理解，強化互信共贏理念，才能最終達成歷史性“和解”。

由于身份具有關系性的特征，對身份的自我建構在施動者的潛意識中也時常以重要且有意義的“他者”為參照，而角色身份的特性又決定了這一參照物通常具有反向身份，特別是具有敵人身份的“他者”。“通過安全化操作，實現對他者作為威脅代理的主體間的社會認同建構，便能使施動者達到固化自己角色身份的目的。”

正如愛德華·薩義德所言，“每一文化的發展和維護都需要一種與其相異質并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的存在”。

在日本看來，“他者”中國恰恰在確立“自我”身份過程中扮演了競爭對手的角色。西方的根本目的是以中國的“停滯”來反襯自身的“進步”。

即便是到20世紀末期，西方對中國形象的認識也沒有“進步”。換言之，中國任何的外在變化，無論是王朝更替還是改革開放，對西方人而言皆不過是幻象。西方人視野下或者說他們所關注的中國，不過是西方為了確證自我，同時為了進一步延續西方的現代性，或者使之不斷再生的“工具”而已。

從明治維新到二戰后的民主化改革，加上經濟的高速發展，讓日本浴火重生，使日本國民重新萌發民族優越感，并進一步加劇了日本國民對西方國家的崇拜與模仿，再加上二戰期間日本對亞洲國家實施的侵略形成的歷史記憶，造成日本人民一方面無法坦然面對和接納亞洲國家，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代表“先進”與東方文化代表“落后”的對比中產生藐視東方國家的心理。

這種矛盾心理至今仍然存在，以中國的快速發展為例，日本開始面對但又無法完全承認中國逐漸強大的事實，導致日本人總體上缺乏對中國進行積極研究的意愿，以致消極、被動地接受“中國快速發展”的事實。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陷于停滯，而中國由于實施改革開放實力迅速增強，在此過程中，日本逐漸萌生一種“危機感”。

4、對內的“神解釋”

作為百余年來亞洲唯一的世界強國，曾獨霸一方的日本從心理上產生一種失衡乃至畏懼情緒，反映在輿論上是中日友好提法有所減少，“中國威脅論”塵囂甚上，日本不再把中國視為發展中國家，而開始將中國看成自己潛在乃至現實的競爭對手。

《讀賣新聞》論說委員荒井利明在分析日本國內“中國威脅論”泛濫的心理根源時指出：

“至少對一部分日本人而言，中國的經濟大國化在其心理上是難以接受的。日本很早就開始推進現代化，并與對中國的蔑視情緒聯系起來。反之，當他們面對中國凌駕于日本之上的事態時，感受到的卻是中國是威脅。這里體現了日本人心理上的扭曲，很難站在對等的立場上審視事物，這種不正常的心理即潛存于對中國的厭惡感和中國威脅論之中。”

日本外務省亞洲太平洋局副局長小原雅博認為：21世紀，中國和日本史無前例地步入“兩強”并立的時代。作為共同追求繁榮的國家，中日兩國正在面臨著以對等地位合作構筑東亞和平秩序的歷史機遇。兩國不宜從“誰強誰弱”的角度看待自己和對方，而應該在實現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的基礎上建立共存共榮的關系。

中國的快速發展必將給世界帶來巨大的沖擊。而且，這樣巨大的沖擊同時也是作為知識與想象的理論問題出現的。

以日本對中國的認識為例，這樣的沖擊“一是原本落后中國追隨日本的東亞不再需要與日本結合，另一方面則是日本無法再以東方文明現代化模式的身份來‘指導’或‘解放’中國。日本面對世界的特殊身份是以作為東亞國家的典范所呈現的，但如果‘中國崛起’，東亞典范國家的身份就不是由日本知識界所壟斷了，甚至可能被中國取代，不但日本在東亞的落后對象消失，過去日本知識界所擺脫的漢學中國的優越感似乎又出現了，也否定了日本知識界視中國為落后的這一前提”。

中國的快速發展打破了日本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定見，特別是對日本來說，中國長期以來就是一個“巨大的他者”，在歷史、文化和利益上都息息相關、淵源甚深，這一中國觀經常影響日本總體國家戰略的制定。因此，當中國不再是接受日本援助的一方，而是在各領域與日本展開競爭的對手，甚至不斷強調自己戰爭受害者的身份，在國際社會譴責正在復活的日本民族主義，便引起日本部分保守派人士的極度焦慮。

中國東亞問題專家朱鋒認為：

“對于中國的崛起，日本不像其他國家那樣準備充分。日本人不相信中國能崛起，也不愿意相信。但中國的崛起對日本造成的影響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

最重要的是，日本或多或少地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持否定態度，似乎希望中國的快速發展不是事實。

隨著冷戰結束與中國的快速發展，乃至2010年中國正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都讓日本保守派及右翼勢力倍感焦慮，開始大談“中國威脅論”，中國也以當代日本民族主義另一個重要“他者”的姿態，重新出現在日本保守派的視野當中。

每當中日兩國發生沖突，右翼勢力往往通過“妖魔化”中國的方式，讓民眾感受到日本確實面臨外在威脅，以促使民眾支持其建立獨立的軍隊及修憲。然而，右翼勢力對中國的復雜心態遠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妄圖修正戰后的“自虐史觀”，具體表現形式即是藤岡信勝所主張的自由主義史觀，他們企圖重新解釋歷史，并通過宣揚過去忠君愛國的口號，使人們從日本近代史中重拾信心。

20世紀90年代，日本試圖建立國民歷史的“正史”的嘗試和努力，集中表現為一項重構工程。

藤岡信勝也在發起人之列，“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的倡議書中，“正史”乃是一個關鍵詞，他試圖將國家的國民記憶從過去的廢墟中解救出來，并以“正史”的花環加以裝飾，并得到了年輕一代作家及隨筆作家的積極回應。

顯然，藤岡對“正史”力圖在“國民”與“非國民”之間畫出一條線，并對“國民”概念及內涵重新進行定義。如果說得過激一點，也可謂暗示要發起圍繞歷史記憶的“內戰”。

“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以及“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的主張最終可以歸結為：為確立“日本人”這一帶有“實感”的自我認同性，應該創作“可以自豪的本國歷史”。在“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看來，除了擁有健全的民族主義外，還有以日本這一國家的生存與繁榮為最高目的、站在思考國家基本方針的戰略論立場上的現實主義，一切意識形態的自由以及對官僚主義的批判等受到空洞的“謳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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