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粵語辭源》編著者譚步云：字詞藏文脈 粵韻貫千年

粵語素有“古漢語活化石”之美譽，作為廣東三大方言之一，它與廣府文化相伴傳承兩千余年，是廣府文化的核心組成，承載著厚重的地方文化內涵。2026年伊始，“守護粵語”首次被寫入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粵語被定位為“廣府文化的活態載體”，標志著官方對粵語保護的重視提升至全新高度。

近期，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譚步云編撰的《粵語辭源》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正式推出。作為全國首部系統性粵方言辭源辭典，該書對3900余條粵語詞匯的形、音、義、源展開全面考釋，立體呈現出粵語的古漢語基因與文化底蘊。書中征引海量古今文獻為粵方言詞匯溯源，既勾勒出粵語與古漢語一脈相承的血脈聯結，也彰顯出近現代嶺南文化開放、兼容、創新的鮮明特質。譚步云表示，編撰此書既是對粵語歷史的系統梳理，也是對嶺南文化根源的深度探尋，期望能為后世的語言研究、辭書編纂提供可信的學術范本。

《粵語辭源》，譚步云編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

面對面——

四秩深耕：從專欄隨筆到學術專著的粵語溯源之路　　

南都：你早年為《廣州研究》撰寫“粵語鉤沉”專欄，后參與《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編纂，最終獨立完成《粵語辭源》，這種從專欄隨筆到學術專著的跨越背后，蘊含著哪些關鍵的學術思考轉變?

譚步云：20世紀80年代，我在中山大學中文系攻讀研究生時，深受著名語言學家、古漢語音韻學家李新魁教授的影響，在鉆研古文字學的同時，也涉足粵語研究領域。當時，我的同窗陸路任職于廣州市社科院旗下的《廣州研究》(后更名為《開放時代》)編輯，他邀請我為刊物撰寫“粵語鉤沉”專欄，我先后發表了十幾篇豆腐塊大小的短文，這也算是我踏入粵語研究領域的開端。

我本身研習古文字學，對文字有著天然的敏感度。比如粵語中常用的“滘”字，意為小河、河溝，也常作為地名用字。最初查閱資料時，我發現這個字的字形十分特別，沒有明確的聲符，后來在《廣東新語》中查到相關記載:“二水相通處曰滘”，由此推測它的本字是與“漖”同義的“”，只是在傳抄過程中字形逐漸發生變化，到了《中華大字典》誤收了當時的寫法“滘”字。直至后來見到陳大震《南海志》中的文獻記載，見到了完整的古字“”，證實了我的判斷。這種追溯字詞源頭的過程充滿趣味，后來我又在香港的報刊上撰寫了不少相關專欄文章，相關研究積累也日漸豐厚。

參與編寫《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時，我發現很多粵語字難以準確書寫，只能用方框替代，這也讓我萌生了深入考證粵語字詞本源的想法。到了撰寫博士論文時，李新魁老師建議我研究古楚語音系，我當時曾疑惑，根據《詩經》的二十八國風以及《楚辭》的押韻情況確定韻部，并不科學，先生十分贊同我的這一思考，還為我推薦了黃綺先生的著作，我從中學到了諸多方言調查的思路，也更加堅定了開展粵語詞源研究的方向。不過由于教學任務繁重，加之資料搜集缺乏固定規律，這本書的編撰工作一直拖到我退休才完成，也多虧了現代技術的助力，否則這本書的出版可能還要再晚十年。

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譚步云。

古字為證：古文字學功底如何照亮粵語溯源　　

南都：你師從容庚、商承祚先生的弟子陳煒湛教授，深厚的古文字學功底，對你研究粵語詞匯的溯源方法產生了哪些影響?

譚步云：影響非常大!粵語中至少有四個常用字詞，在甲骨文中就有記載，如今也只有粵語還在口頭使用。比如“揸”字，《說文解字》中寫作“摣”，歷經字形演變，現在《新華字典》收錄的“揸”其實是約定俗成的寫法，但其源頭能直接追溯到商周時期。還有“廿”和“卅”，分別是古代數字二十和三十的合寫形式，粵語口語中至今仍在沿用，普通話反而極少在口語中使用。另外還有“畀”字，該字最早見于先秦文獻，《詩經》《左傳》中用它表示饋贈、分配的含義；《說文解字》將其字形分析為“從丌甶聲”，后《康熙字典》將其規范為“從田從丌”，如今也只有粵語還保留著這個字的原始用法。

我想強調的是，很多人誤以為粵語是地方土話，實則它本身就是古漢語的重要分支，只是在南方傳播的過程中受到了些許地域影響，并非由少數民族語言演變而來。單從這幾個字詞的字形和用法傳承數千年這一點，就足以印證粵語的古漢語淵源。

辨異求真：文獻矛盾中的粵語字詞“真面目”　

南都：全書收錄3900余條詞匯，每條詞匯均包含注音、字形、釋義、溯源四大要素，這樣的體例設計，是如何平衡學術嚴謹性與實用價值的?

譚步云：編撰此書的核心原則，是優先收錄至今仍在使用、且有文獻記載可追溯源流的粵語詞匯——畢竟這本書名為“辭源”，考證必須有憑有據，沒有查到明確源頭的詞匯，我不會勉強收錄，只能留待后續補充完善。粵語現存的常用詞匯大概有一萬多條，這本書收錄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這個比例與《辭源》收錄古代詞匯的比例相近。

舉個不同方言用字的例子，“屁股”在粵語中作“胐”，這個字在地方文獻中有著明確記載，查閱“月”部便能找到；再比如“蟑螂”，在四會、陽江等地的方言文獻中有著不同的寫法，像“曱甴”“甲澤”“蛣螏”“蝲蟽”等，我也將這些寫法一并收錄并加以考證。編撰過程中，我會盡量兼顧學術嚴謹性與實用性，既為每個詞匯標注詳實的詞源依據，也說明其現行用法，方便讀者理解。

南都：書中既引《史記》等經典典籍印證粵語與古漢語的淵源，也采納粵劇、咸水歌等活態文化材料作為佐證，可否舉一例說明，你在考據過程中是如何處理不同文獻記載之間的矛盾的?

譚步云：面對不同文獻的記載差異，我首先會排除純粹的記音通假字，比如有些文獻中用“滴”代替“的”，這類沒有實際詞源意義的寫法，我不會將其納入考證范圍，僅會在注釋中說明其通假情況。考據的核心，是追溯字詞的真正源頭。比如之前提到的“滘”字，有文獻將其寫作“”，我推測這是傳抄或刻板過程中出現的誤差——古代文字書寫中，“宀”上有無一點的區分并不明顯，“告”字的筆畫可能是被刻板工人漏寫了出鋒，《中華大字典》誤收其時的俗字“滘”作為正字，便將錯就錯至今了。雖然現在大家都沿用“滘”這個寫法，但我會在書中還原它的古字形及演變過程。語言的發展有其約定俗成的規律，我無法改變大家當下的使用習慣，但可以將字詞的“真面目”呈現出來，讓讀者對粵語字詞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南都：從1997年與麥耘合編《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到2026年《粵語辭源》正式出版，四十年的粵語研究中，最讓你感到艱難的考據案例是哪一個?

譚步云：最難考證的，是那些至今仍被廣泛使用，但源頭始終無法確定的詞匯。比如粵語中表示“這么”的“咁”，揚雄的《方言》中將其寫作“”，章太炎的《新方言》也沿用了這一寫法，可梁鼎芬在《續番禺縣志》中將其改為“恁”字，招子庸在《粵謳》中有時又將其寫作“敢”，香港的部分文獻則用“噉”來替代，這些寫法均無統一、確鑿的文獻證據支撐，我至今也無法確定其本源，因此沒有將這個字收錄進書中。

還有表示徘徊之意的“趑趄”，粵語中常被誤寫作“彳亍”，讀音也發生了變化，其實這個詞在《說文解字》中就有對應的古字，字形與“彳亍”相近，只是如今大家已經誤用成習慣。這類明明日常高頻使用，卻找不到明確文獻依據來確定源頭的字詞，考證起來最為棘手，后續修訂這本書時，我也會將這類字詞作為重點梳理對象。

學術突破：填補空白的方言研究范式

南都：詹伯慧教授評價此書“填補方言溯源空白”，你認為這部辭典對當前的粵語研究，其突破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譚步云：這部書確實是全國首部系統性的粵語辭源辭典，在此之前，還沒有人做過系統的粵語詞源考證工作。它的突破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體例設計，我會為每個詞匯梳理從古代到現代的音、形、義演變脈絡，還會附上詳實的文獻證據，這是以往的粵語詞典都未曾做到的；二是為其他方言的詞源研究提供了參考范式，比如福建師范大學的一位教授，在拿到閩南語研究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后，還特意來向我索要這本書作為研究參考。閩南語其實非常適合開展詞源研究，它早在明代就有使用方言唱戲、撰寫文獻的傳統，保留了大量的古漢語特征；客家話、湖南話也有開展詞源研究的潛力，它們和粵語有著不少相似的詞匯，比如“電燈膽”“唔通氣”這類表達，甚至部分歇后語都相通，湖南話中的“崽”和粵語的“仔”也屬同源，這些方言的詞源研究，都能借鑒粵語研究的思路。

南都：作為“十四五”國家重點出版物，《粵語辭源》推出了繁體版，港澳地區讀者也能便捷閱讀，你如何看待這部辭典在大灣區文化認同構建中的作用?

譚步云：采用繁體排版，主要是為了避免字詞考證中的混淆——很多簡體字是通過同音合并簡化而來，比如“前后”的“后(後)”和“皇后”的“后”，原本是兩個不同的字，簡體字將二者合并后，在考證詞源時很容易產生誤解。粵語研究涉及大量的古文字和方言字，繁體排版能更準確地還原字詞的原貌，也方便港澳地區的讀者閱讀，畢竟港澳地區一直沿用繁體漢字。

大灣區文化認同的核心之一，便是“同文同源同種”，而粵語是聯結大灣區各地文化的重要紐帶。如今大灣區有“三語兩文”的說法，其實繁體與簡體的文字差異，反而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溝通障礙。這本書保留了粵語的古漢語特征和不同地域的方言變體，既能讓大灣區的居民感受到粵語文化的厚重底蘊，也能讓港澳同胞感受到自身語言習慣被尊重，進而增強大家的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認同感——畢竟粵語的文化正宗性，就藏在這些流傳千年的字詞之中。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 周佩文

圖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