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是誰給中國吃了“定心丸”？鄧小平南巡一句話，救了中國！

1991年的冬天，中國像站在一個風口浪尖的岔路口——左邊是剛解體的蘇聯，右邊是西方緊盯著的圍堵，腳下的改革開放路有人喊“走歪了”，經濟增速也往下掉。那時候連菜市場大媽都湊一起嘀咕：“這路還能走下去不？”直到1992年初，一個88歲的老人坐火車南下，一路走一路說，一句話炸醒了全國人——到底是哪句話？這五年又藏著什么秘密？

1991到1995年的八五計劃，根本不是順風順水的高光時刻，更像摔了一跤爬起來繼續跑的硬骨頭。蘇聯一解體，西方就傳“下一個是中國”，國內改革方向吵得兇，很多人心里沒底：企業不敢投錢，地方不敢引外資，老百姓也不敢辭鐵飯碗“下海”折騰。

轉機在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了。從武昌到深圳、珠海，再到上海，88歲的老人用大白話講透了最敏感的問題：“不搞改革開放，死路一條。”“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

這話現在聽著平常，但當時“市場經濟”還是禁忌詞，誰提誰可能被罵“走資本主義”。鄧小平的話就像一聲驚雷，把所有人的思想枷鎖砸開了——原來社會主義也能搞市場經濟，關鍵看為誰服務！

南巡講話一傳開，全國瞬間火了。深圳的工廠門口招工牌換了新花樣，以前寫“招工人”，后來直接寫“找創業搭子”；街上的個體戶多了，賣服裝的、開飯館的都覺得“有奔頭了”；甚至有人揣著幾千塊錢就辭了鐵飯碗，往深圳闖。

方向定了，接下來就是動真格的改革，每一項都戳到深層利益，像“刮骨療傷”。第一個大動作是財稅改革。以前的財政包干制，中央收的錢太少，1990年中央收入占比才33.8%，連扶貧款和公務員工資都難保障。1994年搞分稅制，把稅收分成中央稅、地方稅、共享稅，增值稅中央拿75%，地方拿25%。雖然地方一開始有怨言，但朱镕基親自帶隊去各地協調，最終落地了。結果立竿見影：1994年中央財政占比直接調到55.7%，宏觀調控的底氣一下子足了。

第二個改的是外匯體制。以前官方匯率1美元兌5塊錢，嚴重高估人民幣，黑市上1美元能兌8塊多，套利空間大得很。1994年1月，匯率直接并軌，統一成1美元兌8.7元，還搞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一下就把外匯黑市滅了，后來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就是這時候打的。

第三個就是價格放開。1992到1993年，國家把糧食、鋼材、煤炭這些生產資料的價格都放開了，到1993年底，90%以上的商品價格都由市場說了算。市場活了，效率高了，但也出了大問題——通脹猛漲！1994年零售物價漲了21.7%，創改革開放以來新高，老百姓又開始囤米囤油，超市里的鹽都被搶空了。

南巡雖然激發了創業熱，但也搞出了投資過熱、重復建設。1993年全國貸款猛增，房地產泡沫在海南特別明顯，房價一天一個價，昨天買的房今天就漲幾萬，投機炒房的人瘋了一樣。

面對這風險，中央果斷出手。1993年6月，朱镕基主持金融會議，推出“收緊銀根、控制投資、穩定物價”的16條措施。加息、壓信貸、清項目，一頓操作下來，居然實現了“軟著陸”——1996年通脹率降到8.3%，既控住了物價，又沒讓經濟垮掉，這在當時全球都少見。

那幾年觀念也變天了。股市以前沒人理，后來全民瘋搶，1992年深圳發股票認購證，排隊的人從羅湖排到福田，后來出了“8·10事件”，才發現制度有漏洞，后來證券市場就慢慢規范了。以前大家羞于談錢，現在“賺錢”成了本事，開工廠、做買賣的人越來越多。

房改也啟動了，單位分房慢慢退出，商品房時代來了。有人運氣好，低價買了房，后來拆遷成了“拆二代”；也有人炒房虧得底朝天，第一次見識到泡沫的厲害。

回頭看八五計劃的成績單，確實亮眼：GDP年均增長11%，遠超原定的6%目標；外貿總額翻了一倍，外資增長近9倍；城鎮居民收入翻了1.8倍，農村翻了1.4倍，2000萬人脫了貧。

但代價也挺重。高通脹直接沖擊民生，老百姓買菜都覺得貴；貧富差距拉大了，有人開工廠成了千萬富翁，有人還在溫飽線掙扎；國企因為包袱重，大面積虧損，很多工人下崗；環境也惡化了，以前清澈的小河變黑發臭，工廠煙囪天天冒黑煙。這些問題沒消失，成了后來發展的長期挑戰。

不過八五計劃最牛的不是數字，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分稅制、匯率并軌、價格放開、證券和房地產市場化——這些制度底子，支撐了后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

1991年，全世界還在猜“下一個是不是中國”；1996年，答案清清楚楚：中國不僅沒倒下，還走通了一條沒人相信能走通的路——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

這五年告訴我們，真正的勇敢不是沒摔過跤，是摔了還敢往前走。現在我們面臨百年變局，其實和那時候有點像——得繼承那份敢試、敢闖、敢擔責的改革勁，因為改革開放從來不是“完成時”，是“進行時”。

參考資料：

人民日報《八五計劃：改革開放的關鍵轉折》

新華社《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歷史意義》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的背景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