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時間倒回1986年。
事情來得毫無征兆。
一夜之間，廣播、報紙開始瘋狂刷屏，所有的版面和波段都在重復那三個字：鄧稼先。
當這三個字映入眼簾，許多上了歲數的老知識分子，特別是許鹿希身邊的親朋故舊，第一反應壓根不是什么驚喜，而是背脊發涼。
他們甚至顧不上什么人情世故，火急火燎地找到許鹿希，張口就問：
“人，還在不在？”
這話問得挺糙，乍一聽像是咒人。
可擱在當年的那個節骨眼上，這反而是最清醒、最正常的腦回路。
為何？
因為這二十八年里，鄧稼先這號人物，在社會層面上早就“蒸發”了。
坊間傳聞滿天飛：有的說人丟了，有的猜早跑美國去了，還有人嘀咕是不是犯了天大的事兒進了局子。
整整二十八個春秋，沒片紙只字，沒半個電話，沒人知道他住哪，甚至連這人是死是活都是個謎。
冷不丁的，國家突然把這么個“失蹤人口”推到了最高榮譽臺。
大伙心里頭都跟明鏡似的：一般碰上這種舉國宣傳的陣仗，往往就兩種可能——要么是立了捅破天的功勞，要么，就是在發訃告了。
面對大伙的追問，許鹿希心里頭那是五味雜陳，跟打翻了調料瓶似的。
她只能硬著頭皮解釋：氣兒還喘著，可確實是在跟閻王爺搶時間了。
這事兒的前因后果，還得把日歷翻回二十八年前，算一筆“隱身賬”。
那是1958年。
那時候的鄧稼先，日子過得那是相當滋潤。
這人是安徽懷寧出來的才子，底子厚，腦瓜靈。
1945年從西南聯大物理系走出來，那可是抗戰時候讀書人的圣地。
后來漂洋過海去了美國普渡大學，1950年，才二十六歲，博士學位就到手了。
新中國剛掛牌，他腳跟都沒站穩，甚至都沒怎么扒拉個人的小算盤，扭頭就回了國。
按常理，這種段位的海歸，在大學里弄個教授當當，搞搞學問，那日子絕對是既有面子又安逸。
可偏偏到了1958年，國家給他出了道題。
確切點說，這是一道沒得選的必答題。
國家要弄個大家伙——原子彈。
這當口，擺在決策層和鄧稼先面前的，是一道讓人頭皮發麻的算術題。
那是啥國際形勢？
冷戰正熱乎，美蘇兩個巨頭手里攥著核按鈕，眼珠子死死盯著剛站起來的新中國。
你想搞這個？
那就是動了人家的蛋糕。
只要讓他們嗅到一點風聲，知道是誰在弄、在哪弄、進度咋樣，搞破壞、下黑手、政治施壓，什么下三濫的招數都使得出來。
所以說，這事兒的關鍵不光是技術硬不硬，更在于嘴巴嚴不嚴。
想干這行，就得交“投名狀”。
這個代價不是讓你沒日沒夜加班，而是讓你在這個社會上徹底“消失”。
鄧稼先二話沒說，應了。
從那天起，他把名改了，把所有老朋友的聯系方式全掐了。
除了單位里那幾個人和家里極少數親人，誰也不知道他鉆哪個耗子洞去了。
這筆賬，他心里跟明鏡似的：用自己名字的消失，換國家項目的安穩。
這一躲，就是二十八個寒暑。
這二十八年，他在忙活啥？
他在跟一堆枯燥的數據玩命。
那時候咱國家底子薄，哪有什么超級計算機。
搞原子彈、氫彈的理論架構，靠啥？
靠算盤珠子撥拉，靠手搖計算器轉圈，靠人腦子硬扛。
鄧稼先是這幫搞核武的“理論大腦”，也就是后來解密后的九院理論部掌門人。
這名頭聽著嚇人，其實是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干活。
搞理論的，差一點那就是差十萬八千里。
小數點挪錯一位，后面成千上萬人的心血、國家從牙縫里省下來的那點銀子，全都得打水漂。
他就帶著一幫人，硬是在那種要啥沒啥的條件下，把原子彈和氫彈的核心數據給摳出來了。
1964年原子彈響了，1970年氫彈也炸了，后頭導彈核武器也成了。
這期間，他不光要跟那些冷冰冰的數據死磕，還得跟老天爺斗。
戈壁灘上那風沙，那破破爛爛的防護裝備，還有那看不見摸不著的輻射。
他不知道這玩意兒要命嗎？
他是學物理的，這里頭的門道他比誰都清楚。
可他沒退路。
有些要緊的實驗，交給別人他不放心，非得自己頂上去。
這不光是責任心作祟，更像是一場豁出命的賭博——拿自己的肉身，賭國家手里那根“打狗棍”能早點立起來。
話說到這兒，問題來了：既然都捂了二十八年，咋偏偏選在1986年，軍委拍板要把這層窗戶紙捅破？
這后頭，還得算兩筆賬。
頭一筆是“底氣賬”。
到了80年代中段，咱手里的核家伙已經不是擺設了。
原子彈有了，氫彈有了，運載導彈的活兒也練熟了。
這套組合拳打出去，國際上誰想再拿核武器嚇唬中國，那都得掂量掂量。
當手里的劍磨得夠快，而且已經握得死死的，鑄劍師的名字也就不用再藏著掖著了。
這時候把鄧稼先亮出來，反倒是一種亮肌肉：告訴全世界，咱有這號牛人，咱有這份硬實力。
第二筆是“時間賬”，這賬算起來讓人心酸得想掉淚。
1986年，鄧稼先的身子骨已經徹底塌了。
常年累月的透支，再加上核輻射的侵蝕，直腸癌早就找上門了。
躺在醫院里，他其實已經是在倒計時了。
這時候把身份亮出來，說白了就是“搶救性榮譽”。
上面心里清楚得很，這時候要是不說，以后可能就再也沒機會讓他親耳朵聽聽老百姓的喝彩聲了。
這不光是給鄧稼先一個說法，也是給那個年代所有埋頭苦干的科學家一個說法。
改革開放剛起步，國家太需要這種精神標桿立在那兒了。
把鄧稼先推到臺前，就是為了告訴那會兒的年輕人：中國能有今天這么安穩，不是充話費送的，是有人拿命填出來的。
所以，當1986年各大報刊、廣播開始講鄧稼先的事跡時，那種震撼力簡直是核爆級的。
對普通老百姓來說，這就像聽評書一樣傳奇：一個大家都不知道長啥樣的讀書人，竟然在戈壁灘上搞出了驚天動地的大動靜。
可對許鹿希來說，這是一個遲到了二十八年的交代。
當親友們問出那句“人還在不在”的時候，許鹿希心里大概是既挺直了腰桿，又覺得凄涼無比。
腰桿硬是因為，自家男人隱姓埋名二十八年，終于能光明正大地告訴大伙：他沒丟，他是去給國家造盾牌去了。
凄涼的是，這聲吆喝來得太晚，晚到鄧稼先只能躺在病床上，聽這遲來的喧囂。
1986年7月，鄧稼先走了，才六十二歲。
他走的時候，胸前掛著國家追著給的榮譽。
后來，他又拿到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回過頭再看，鄧稼先這一輩子，其實就干了一件事：把自己打包交給了國家。
1950年回國是這么干的，1958年玩消失是這么干的，1986年坦然赴死還是這么干的。
親友們問“他還活著嗎？”
從肉體凡胎上講，身份一公開，沒多久人就沒了。
但換個角度看，只要那個蘑菇云還在歷史的底片上留著影，只要中國人在國際談判桌上說話嗓門還能這么大，鄧稼先就一直都在。
那二十八年的沉默不語，甚至比后來的鑼鼓喧天，動靜更大。
信息來源：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