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犯徐遠舉死在功德林，死前兩眼突出鼻孔流血，周總理：徹查原因

1973年的那茬冬景，北京城凍得人伸不出手。

眼瞅著春節就要到了。

在功德林這塊地界，尤其是關押戰犯的號子里，倒是難得冒出點年味兒。

畢竟過大年嘛，哪怕蹲在大牢里，大伙兒心里也想討個吉利，小心翼翼地盼著點好消息。

誰知道，一嗓子尖叫把這點祥和勁兒全給攪黃了。

地板上躺著個滿頭白發的老頭子，那模樣慘得沒法看。

就連平時看慣了生死的看守，這會兒背脊也發涼：那人眼珠子往外凸，像是要蹦出來似的，黑紅的血順著鼻孔一個勁兒往外涌。

這倒霉鬼名叫徐遠舉。

提這名字，當年在西南那一帶，簡直比鬼都嚇人。

這可是國民黨保密局里的狠角兒，掛著少將軍銜，江湖人稱“西南半壁”，那是戴笠和毛人鳳手底下最硬的一塊料，也是最快的一把刀。

管理所哪敢耽擱，這人身份特殊，死得又這么怪，一份加急報告火急火燎地送進了中南海。

周總理聽完信兒，臉色立馬沉了下來。

徐遠舉這人雖說罪孽深重，可他腦子里裝的那些國民黨高層機密太多了。

再說，那時候局勢亂，他手上沾滿了烈士的血，外頭想弄死他的人能排長隊，號子里恨不得嚼他骨頭的“難友”也有一大把。

是遭了暗算？

還是被人下了藥？

真要是非正常死亡，這可就不光是一條人命的事兒，那是捅了天大的政治漏子。

總理當場拍板：查，必須查到底。

法醫進場了，調查也鋪開了，大伙兒本來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以為要牽扯出一樁驚天大案。

可折騰到最后，擺在桌面上的那個真相，卻讓所有人都跌破了眼鏡。

索了徐遠舉命的，不是什么仇家，也不是毒藥，恰恰是他自己心里那筆始終沒盤算明白的“爛賬”。

想把這筆賬理順溜，咱們得把日歷往前翻個六十年。

徐遠舉這輩子，起手抓的其實是一副絕世好牌。

他生在湖北大冶，家里是有名的書香門第，還挺闊綽。

徐家祖上那是讀書種子，到了父輩，家里愣是出了三個秀才。

擱民國初年，這配置就是含著金湯匙落地的，要錢有錢，要面子有面子。

這小子打小腦瓜子就靈。

那時候私塾先生最稀罕這種苗子：看書跟照相似的，一遍就能背下來。

可沒過多久，徐家長輩就覺出不對味兒了：這神童，心眼兒長歪了。

別家孩子那是淘氣，徐遠舉這淘氣里透著股狠毒勁兒。

越長大這毛病越重，看見弱小的東西不心疼，反倒把折磨當樂子。

爹媽管不了，老爹一咬牙：送部隊去吧。

那時候老理兒都這么想，軍隊是個大熔爐，頑鐵進去也能煉成鋼。

就這樣，徐遠舉進了黃埔軍校。

可惜，徐老爺子這步棋走岔了。

他低估了兒子的野心，也太高看了當時黃埔軍校的純潔度。

在軍校混了一陣子，徐遠舉就把那套生存門道摸透了。

擺在他跟前的路有兩條。

一條是當個正經帶兵的，這活兒苦，上前線得玩命，想升官得熬年頭，在派系林立的國軍里頭，沒后臺就是個高級炮灰。

另一條，就是抄近道。

徐遠舉眼珠一轉，選了第二條。

他那股子狠辣和“機靈”，在正規軍里遭人嫌，可在特務堆里那是難得的“才華”。

1932年，他搭上了戴笠這條線。

軍統招牌還沒掛出來呢，他就拜到了戴笠門下。

他發現這行簡直是給他定做的。

記性好，審訊時能揪住犯人丁點兒大的漏洞；心腸硬，動起大刑來眼皮都不眨一下。

對徐遠舉而言，抓人、用刑、搗毀地下黨組織，這些都不是血債，而是往上爬的墊腳石。

這筆賬他當時算得挺美：只要心夠黑，位子就能坐得高。

老天爺似乎也挺配合他的算法。

他一路順風順水，從底下的小特務干到了少將，成了戴笠的左膀右臂。

哪怕戴笠死了，生性多疑的毛人鳳照樣重用他，為了拉攏這尊掌握西南情報網的大佛，毛人鳳還得客客氣氣喊他一聲“大哥”。

那是徐遠舉最風光的時候。

可他哪知道，命運給的糖衣炮彈，早就標好了要命的價格。

到了1949年年底，這筆賬到了該結的時候。

國民黨那是兵敗如山倒，徐遠舉受命去云南督戰。

那時候昆明的形勢那叫一個微妙。

云南省主席盧漢已經準備反了，而國民黨在云南的情報頭子，恰好是徐遠舉的老熟人——沈醉。

咱們看看這兩個特務頭子的對比，真挺有戲。

沈醉這人圓滑，身段軟得像棉花；徐遠舉呢，又橫又暴，骨頭硬得像石頭。

盧漢起義槍聲一響，徐遠舉其實就是甕里的王八——跑不了了。

但他千算萬算沒算到，最后把他踹進坑里的，竟是他的“黨國兄弟”。

沈醉被控制后，腦子轉得快，立馬配合起義軍，轉頭就把徐遠舉給摁住了。

在這個節骨眼上，徐遠舉輸了個底掉。

算計了一輩子人心，最后讓自家陣營給賣了。

剛進號子那會兒，徐遠舉表現得跟塊臭石頭似的。

他心里明鏡似的：手里人命太多，江姐那些烈士都折在他手里。

按共產黨的規矩，他這種特務頭子，基本上是死定了。

既然橫豎是個死，不如裝得硬氣點。

在功德林，徐遠舉一開始那叫一個難纏。

拒絕改造，審訊不配合，整天擺出一副“要殺要剮隨你便”的死豬樣。

其實扒開這層硬殼，里頭藏著的全是恐懼——那是怕死怕到極點，再加上一種破罐子破摔的絕望。

可事情的發展，又一次超出了他的算計。

這回，讓他心理防線崩塌的，還是沈醉。

1960年，沈醉成了第二批特赦戰犯，大搖大擺走出了功德林。

更絕的是，政府還給他安排了活兒，當了政協委員，那待遇跟國家干部一樣。

這消息對徐遠舉來說，比上一萬堂政治課都管用。

他心里的算盤珠子噼里啪啦一撥：沈醉那樣的都能活，還能當官，我憑啥不行？

合著共產黨說的“給出路”，是玩真的啊。

打那起，徐遠舉跟變了個人似的。

那個不可一世的霸王不見了，變成個積極改造的模范生。

背書、寫材料、干體力活，他比誰都賣力。

他在賭。

賭自己也能像沈醉一樣，等到那張特赦令。

這一賭，徐遠舉可是押上了全部身家。

他這一等，就是十好幾年。

眼瞅著別人一個個出去了，連那些罪比他輕、官比他小的都自由了，徐遠舉心態崩了。

到了70年代初，特赦這事兒因為特殊原因停了。

這對徐遠舉來說，簡直就是拿鈍刀子割肉。

他骨子里那個急脾氣又冒頭了。

整個人變得特別敏感，動不動就炸毛。

覺得自己表現這么好，咋還沒輪到？

是不是有人整我？

這種焦躁勁兒，最后成了催命符。

1973年冬天的那個下午，火藥桶炸了。

起因特小，因為最近心情爛，他在一次干活考核里，得了個“差評”。

在旁人看來這就是句批評，可對把特赦當救命稻草的徐遠舉來說，這個“差”字，意味著之前的努力全白瞎了，出去的日子遙遙無期。

他急了。

他又吵又鬧，情緒激動到了極點。

這一激動，多年的高血壓老毛病瞬間發作，直沖腦門子。

為了消火，或者是為了發泄，在這滴水成冰的大冷天，他居然不管不顧，沖了個涼水澡。

極度憤怒加上極度嚴寒。

血管哪受得了這個。

他在澡堂子里一頭栽倒，腦血管爆了。

顱內壓太高，把眼珠子擠了出來，鼻血狂噴。

這也是為啥死相那么嚇人，跟中毒似的。

法醫的鑒定，還有后來的調查，都指向同一個結論：腦溢血。

周總理要查的真相，歸根結底，就是個性格悲劇。

徐遠舉死后才過了兩年，也就是1975年，中央下令：在押戰犯全部特赦。

也就是說，他要是能再熬個兩年，哪怕多那么一點點耐心，就能拿著通知書走出大門。

哪怕回老家當個老農，起碼能得個善終。

只可惜，徐遠舉這輩子太“精明”了。

年輕時算計權位，不擇手段把自己變成了罪人；坐牢了算計生死，拼命表現卻因為一點挫折就氣急敗壞。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根繃得太緊的弦。

在權謀場上，他沒沈醉那么圓滑；在生死關頭，他又缺了杜聿明那份豁達。

他倒在了黎明前最黑、最冷的那個夜里。

這大概就是歷史給他下的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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