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那茬冬景,北京城凍得人伸不出手。
眼瞅著春節就要到了。
在功德林這塊地界,尤其是關押戰犯的號子里,倒是難得冒出點年味兒。
畢竟過大年嘛,哪怕蹲在大牢里,大伙兒心里也想討個吉利,小心翼翼地盼著點好消息。
誰知道,一嗓子尖叫把這點祥和勁兒全給攪黃了。
地板上躺著個滿頭白發的老頭子,那模樣慘得沒法看。
就連平時看慣了生死的看守,這會兒背脊也發涼:那人眼珠子往外凸,像是要蹦出來似的,黑紅的血順著鼻孔一個勁兒往外涌。
這倒霉鬼名叫徐遠舉。
提這名字,當年在西南那一帶,簡直比鬼都嚇人。
這可是國民黨保密局里的狠角兒,掛著少將軍銜,江湖人稱“西南半壁”,那是戴笠和毛人鳳手底下最硬的一塊料,也是最快的一把刀。
管理所哪敢耽擱,這人身份特殊,死得又這么怪,一份加急報告火急火燎地送進了中南海。
周總理聽完信兒,臉色立馬沉了下來。
徐遠舉這人雖說罪孽深重,可他腦子里裝的那些國民黨高層機密太多了。
再說,那時候局勢亂,他手上沾滿了烈士的血,外頭想弄死他的人能排長隊,號子里恨不得嚼他骨頭的“難友”也有一大把。
是遭了暗算?
還是被人下了藥?
真要是非正常死亡,這可就不光是一條人命的事兒,那是捅了天大的政治漏子。
總理當場拍板:查,必須查到底。
法醫進場了,調查也鋪開了,大伙兒本來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以為要牽扯出一樁驚天大案。
可折騰到最后,擺在桌面上的那個真相,卻讓所有人都跌破了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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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了徐遠舉命的,不是什么仇家,也不是毒藥,恰恰是他自己心里那筆始終沒盤算明白的“爛賬”。
想把這筆賬理順溜,咱們得把日歷往前翻個六十年。
徐遠舉這輩子,起手抓的其實是一副絕世好牌。
他生在湖北大冶,家里是有名的書香門第,還挺闊綽。
徐家祖上那是讀書種子,到了父輩,家里愣是出了三個秀才。
擱民國初年,這配置就是含著金湯匙落地的,要錢有錢,要面子有面子。
這小子打小腦瓜子就靈。
那時候私塾先生最稀罕這種苗子:看書跟照相似的,一遍就能背下來。
可沒過多久,徐家長輩就覺出不對味兒了:這神童,心眼兒長歪了。
別家孩子那是淘氣,徐遠舉這淘氣里透著股狠毒勁兒。
越長大這毛病越重,看見弱小的東西不心疼,反倒把折磨當樂子。
爹媽管不了,老爹一咬牙:送部隊去吧。
那時候老理兒都這么想,軍隊是個大熔爐,頑鐵進去也能煉成鋼。
就這樣,徐遠舉進了黃埔軍校。
可惜,徐老爺子這步棋走岔了。
他低估了兒子的野心,也太高看了當時黃埔軍校的純潔度。
在軍校混了一陣子,徐遠舉就把那套生存門道摸透了。
擺在他跟前的路有兩條。
一條是當個正經帶兵的,這活兒苦,上前線得玩命,想升官得熬年頭,在派系林立的國軍里頭,沒后臺就是個高級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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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條,就是抄近道。
徐遠舉眼珠一轉,選了第二條。
他那股子狠辣和“機靈”,在正規軍里遭人嫌,可在特務堆里那是難得的“才華”。
1932年,他搭上了戴笠這條線。
軍統招牌還沒掛出來呢,他就拜到了戴笠門下。
他發現這行簡直是給他定做的。
記性好,審訊時能揪住犯人丁點兒大的漏洞;心腸硬,動起大刑來眼皮都不眨一下。
對徐遠舉而言,抓人、用刑、搗毀地下黨組織,這些都不是血債,而是往上爬的墊腳石。
這筆賬他當時算得挺美:只要心夠黑,位子就能坐得高。
老天爺似乎也挺配合他的算法。
他一路順風順水,從底下的小特務干到了少將,成了戴笠的左膀右臂。
哪怕戴笠死了,生性多疑的毛人鳳照樣重用他,為了拉攏這尊掌握西南情報網的大佛,毛人鳳還得客客氣氣喊他一聲“大哥”。
那是徐遠舉最風光的時候。
可他哪知道,命運給的糖衣炮彈,早就標好了要命的價格。
到了1949年年底,這筆賬到了該結的時候。
國民黨那是兵敗如山倒,徐遠舉受命去云南督戰。
那時候昆明的形勢那叫一個微妙。
云南省主席盧漢已經準備反了,而國民黨在云南的情報頭子,恰好是徐遠舉的老熟人——沈醉。
咱們看看這兩個特務頭子的對比,真挺有戲。
沈醉這人圓滑,身段軟得像棉花;徐遠舉呢,又橫又暴,骨頭硬得像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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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漢起義槍聲一響,徐遠舉其實就是甕里的王八——跑不了了。
但他千算萬算沒算到,最后把他踹進坑里的,竟是他的“黨國兄弟”。
沈醉被控制后,腦子轉得快,立馬配合起義軍,轉頭就把徐遠舉給摁住了。
在這個節骨眼上,徐遠舉輸了個底掉。
算計了一輩子人心,最后讓自家陣營給賣了。
剛進號子那會兒,徐遠舉表現得跟塊臭石頭似的。
他心里明鏡似的:手里人命太多,江姐那些烈士都折在他手里。
按共產黨的規矩,他這種特務頭子,基本上是死定了。
既然橫豎是個死,不如裝得硬氣點。
在功德林,徐遠舉一開始那叫一個難纏。
拒絕改造,審訊不配合,整天擺出一副“要殺要剮隨你便”的死豬樣。
其實扒開這層硬殼,里頭藏著的全是恐懼——那是怕死怕到極點,再加上一種破罐子破摔的絕望。
可事情的發展,又一次超出了他的算計。
這回,讓他心理防線崩塌的,還是沈醉。
1960年,沈醉成了第二批特赦戰犯,大搖大擺走出了功德林。
更絕的是,政府還給他安排了活兒,當了政協委員,那待遇跟國家干部一樣。
這消息對徐遠舉來說,比上一萬堂政治課都管用。
他心里的算盤珠子噼里啪啦一撥:沈醉那樣的都能活,還能當官,我憑啥不行?
合著共產黨說的“給出路”,是玩真的啊。
打那起,徐遠舉跟變了個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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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不可一世的霸王不見了,變成個積極改造的模范生。
背書、寫材料、干體力活,他比誰都賣力。
他在賭。
賭自己也能像沈醉一樣,等到那張特赦令。
這一賭,徐遠舉可是押上了全部身家。
他這一等,就是十好幾年。
眼瞅著別人一個個出去了,連那些罪比他輕、官比他小的都自由了,徐遠舉心態崩了。
到了70年代初,特赦這事兒因為特殊原因停了。
這對徐遠舉來說,簡直就是拿鈍刀子割肉。
他骨子里那個急脾氣又冒頭了。
整個人變得特別敏感,動不動就炸毛。
覺得自己表現這么好,咋還沒輪到?
是不是有人整我?
這種焦躁勁兒,最后成了催命符。
1973年冬天的那個下午,火藥桶炸了。
起因特小,因為最近心情爛,他在一次干活考核里,得了個“差評”。
在旁人看來這就是句批評,可對把特赦當救命稻草的徐遠舉來說,這個“差”字,意味著之前的努力全白瞎了,出去的日子遙遙無期。
他急了。
他又吵又鬧,情緒激動到了極點。
這一激動,多年的高血壓老毛病瞬間發作,直沖腦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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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消火,或者是為了發泄,在這滴水成冰的大冷天,他居然不管不顧,沖了個涼水澡。
極度憤怒加上極度嚴寒。
血管哪受得了這個。
他在澡堂子里一頭栽倒,腦血管爆了。
顱內壓太高,把眼珠子擠了出來,鼻血狂噴。
這也是為啥死相那么嚇人,跟中毒似的。
法醫的鑒定,還有后來的調查,都指向同一個結論:腦溢血。
周總理要查的真相,歸根結底,就是個性格悲劇。
徐遠舉死后才過了兩年,也就是1975年,中央下令:在押戰犯全部特赦。
也就是說,他要是能再熬個兩年,哪怕多那么一點點耐心,就能拿著通知書走出大門。
哪怕回老家當個老農,起碼能得個善終。
只可惜,徐遠舉這輩子太“精明”了。
年輕時算計權位,不擇手段把自己變成了罪人;坐牢了算計生死,拼命表現卻因為一點挫折就氣急敗壞。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根繃得太緊的弦。
在權謀場上,他沒沈醉那么圓滑;在生死關頭,他又缺了杜聿明那份豁達。
他倒在了黎明前最黑、最冷的那個夜里。
這大概就是歷史給他下的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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