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月懸殊對比：146次無人VS僅9次載人，機器人領先？

一個簡單的問題讓美國航空航天局陷入了窘境。當獵戶座飛船的隔熱罩在返回地球時面臨"災難性失效"的風險時，有人提出：既然無人飛行可以更安全地測試系統，為什么還要冒宇航員的生命危險？這個問題指向更深層的困境，其實是在追問一個迫在眉睫的戰略疑問：我們為什么需要宇航員去太空？

美國的阿爾忒彌斯二號任務原本應該在今年三月將四名宇航員送往月球。這個計劃本應是人類半世紀以來的壯舉，標志著美國重返月球的開始。從紙上的設想到現實的執行，一切都變得復雜起來。

獵戶座飛船返回艙的隔熱罩問題不是小事。美國航空航天局的監察長辦公室明確指出，這塊防護罩未經充分驗證，在以每小時四萬公里的速度重返大氣層時可能會發生災難性破損。更讓人擔憂的是，生命維持系統從未進行過任何飛行測試。

這些技術缺陷自然引發了聲音，要求進行無人飛行測試。一些前宇航員和美國航空航天局的官員都認為，這是負責任的做法。問題隨之而來：如果無人飛行可以完成驗證工作，為什么還需要宇航員冒風險？

這個問題開啟了一扇窗口，讓我們看到載人航天本身的根本矛盾。回到太空探索的初期，宇航員之所以必要，是因為當時技術的局限。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電子設備體積龐大且極其不可靠，真空管燈絲消耗數百瓦電力并產生大量廢熱。這些設備需要人類的技術人員在現場維護、更換和修理。

但這種狀況沒有持久。隨著晶體管的發明和計算機的小型化，一切都改變了。火箭為了將有效載荷送入軌道必須盡可能減輕重量，這鼓勵了工程師們研發自主飛行系統、自動對接機制和遠程遙控設備。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許多原本需要人類操作的功能已經可以由機器完成。

過去五十多年的數據講述了一個無言的故事。自1961年以來，人類進行了約四百一十五次載人航天任務，其中僅九次成功登月，沒有一次探索過更遠的地方。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機器人探測器已訪問太陽系的每一顆行星以及數十顆衛星、彗星和小行星。光是在月球上，機器人任務就完成了一百四十六次著陸和一百五十四次深空飛越。

成本差異更是驚人。國際空間站的總費用約為一百五十億美元，這個數字相當于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卡西尼土星探測器、毅力號火星車以及旅行者號探測器總成本的十倍之多。而那些無人任務取得的科學成果遠超國際空間站，后者的主要貢獻只是在學習如何運營太空站本身。

機器人任務還有一個優勢：它們可以是單程任務。新視野號探測器掠過冥王星后永遠離開了地球，沒有人為此哀悼。但如果宇航員無法返回，那就是舉世悲痛的災難。這種差異反映了一個現實：人類需要大量的生命維持系統、輻射防護、醫療服務、食物、水和心理支持。每一個這樣的需求都增加了任務的復雜性和成本。

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阿爾忒彌斯計劃花費了納稅人九百三十億美元，目標是在月球建立永久人類基地。但這個目標的合理性何在？月球本身既無資源可采，也無生命可發現。它是一個荒涼的巖石世界，被極端溫度和強輻射所籠罩。

對火星的承諾同樣模糊。曾經人們幻想火星可能有稀疏的生命形式，類似高山沙漠中的物種。現在我們知道火星是一個完全干燥的塵埃球，幾乎沒有大氣。在那里建立殖民地無異于用鐵罐把自己埋在地下。至于尋找生命跡象，機器人探測車已經證明完全勝任這項工作，成本還低得多。

問題不在于載人航天本身是否值得追求，而在于它必須有明確的戰略目標。當尼爾·阿姆斯特朗和巴茲·奧爾德林在1969年登月時，美國付出了相當于一場小型戰爭的代價。美國輸掉了十名宇航員。但冷戰的背景賦予了這次冒險以清晰的政治意義。

今天的阿爾忒彌斯計劃缺乏這樣的緊迫性。要打敗中國？美國在1969年就做到了。為未來的采礦活動做準備？采什么？為了什么？這些問題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

阿波羅計劃在1964年就已結束，比阿波羅11號早了四年。一旦登月目標近在眼前，繼續投入就失去了足夠的理由。相同的命運完全可能再次發生在阿爾忒彌斯計劃身上。沒有明確目的的項目很容易被取消。

這并非說載人航天完全沒有存在價值。心理上，它滿足了人類探索未知的渴望。從演化論的角度，它體現了一種保險策略，確保人類的未來不完全依賴單一行星。但這些都是抽象的理由，很難為數百億美元的支出辯護。

真正的問題在于，當機器能夠更便宜、更安全、更高效地完成工作時，我們仍然堅持要把人類送上太空去做同樣的事情。這不是科學推進，而是為了航天而航天。國際空間站本質上成了一個循環項目：我們建造太空站來學習如何建造太空站，我們派遣宇航員來學習如何派遣宇航員。

除非這個循環能夠指向一個有實際意義的終點，否則每次發射都只是在耗費資源。當那些無人探測器在火星上尋找生命、在土星衛星上發現海洋、在小行星上收集樣本時，我們不禁要問：宇航員究竟在為什么冒生命危險？

答案決定了載人航天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