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午犁地，下午拉貨，馱主人去趕集——這還不值一份工資？

在演化的譜系里，野馬曾遍布歐亞大陸，但現在家馬的野生親戚消失得相當徹底。如今世界上除了家馬，只剩下普氏野馬這一根獨苗，其余種類的野馬早已湮滅在歷史塵埃中。

馬到底是何時馴化的，現在還不能完全確定。通過對馬掌骨的測量分析，以及韁繩和馬奶加工工具等物品的考古發現，早期的考古研究曾認為，5500年前中亞的博泰人最早把野馬變成了家馬。但后來的基因組分析顯示，博泰家馬可能是普氏野馬的祖先，并非現代家馬的直系祖先1。

更晚近的基因組研究，將家馬的起源指向了歐亞草原西部的頓河—伏爾加河下游地區，該種群在公元前2200–2000年間異軍突起并迅速擴散。隨后的辛塔什塔（Sintashta）人群（公元前2050–1700年）墓葬中出現了輻輪馬車，標志著馬正式成為馱運家畜并開始全球擴散，到公元前1300年，馬車被引入中國北方，用于商代貴族的軍事和祭祀活動2。

野馬并非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那些長鬃飄逸、身形輕盈的形象。它們體型粗壯敦實，擁有短而直立的鬃毛，背部通常有一條明顯的深色脊線。最核心的區別在于，野馬并沒有家馬那樣標配的大長腿，其四肢相當短粗。1999年的一項對比研究顯示普氏野馬的肩胛骨后緣比較圓鈍，腿骨也更短、更厚實。

這種骨骼結構讓野馬的重心更低，雖然在坎坷的荒野中極其穩健，卻也限制了它們的步幅。這種天生的五短身材，顯然不適合長途奔襲。

這正好說明一件事，馬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是天生的坐騎。馬能夠載人負重，離不開人類后天對其進行的定向馴養與改造。馴化在很大程度上徹底重塑了馬的形態，通過長達數千年的基因篩選，將一只荒野游俠，塑造成了一位專業的打工馬。

這一假說認為，馴化動物共有的溫順性格、顱面縮短和毛色改變、軟耳等，這些人類喜歡的特征，都可以追溯到胚胎時期神經嵴細胞的缺陷。

神經嵴細胞在胚胎發育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它們參與形成外周神經系統、色素細胞以及部分顱面結構。因此，一旦這些細胞的遷移或分化過程發生細微調整，就可能同時影響行為反應、外貌特征乃至生理功能。從這個角度看，馴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在持續篩選那些神經嵴發育模式發生改變的個體。這些個體往往更溫順、更少攻擊性，也更容易與人類共處3。

在這種由內而外的重塑下，馬先是在心態上完成了轉型。去年發表在 Science 的一項研究，也提到了人對馬心理的改造。通過分析約 7000 年前到 20 世紀的數百匹馬遺骸基因組，進一步揭示了馬匹馴化的復雜過程。研究人員關注那些從迅速擴散的基因變異，因為這通常意味著人類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選擇與之相關的性狀。

研究發現，一個名為 ZFPM1 的基因變體在約 5000 年前變得更加普遍。雖然該基因在馬中的具體功能仍不完全清楚，但在小鼠中，它與焦慮行為調控有關。這這使研究人員推測，育種者可能在早期就選擇了性情更溫和的馬匹，挑選那些不那么害怕人類或在圈養環境中不那么容易受驚的動物。

不過，光有一顆佛系的心顯然拉不動車，想在人類世界混口飯吃，還得有點硬核的身體素質。

馬能夠成為人類的坐騎，可能和一個影響 GSDMC 基因活性的遺傳變異有關。這一變異大約在 4700 年前開始迅速擴散，在幾個世紀內從僅存在于約 1% 的馬中，變為非常普遍。通過在小鼠身上的測試，發現這一基因使小鼠背部更加平直、前肢更為強健，同時運動協調性更好4。

除了硬核的身體素質和穩定的心理防線，懂一點群體生活中的“人情世故”，也是馬能跟人類相處愉快的關鍵。

提到馬，人們腦海里蹦出的多是“一塵絕跡”的速度，或者“志在千里”的雄心，這其實是人類作為“甲方”的刻板印象。我們總盯著它們的生產力，卻忽略了它們那顆極其敏銳的、愛社交的心。

馬可不是只知道低頭啃草的傻大個，它們是典型的“社會人”。無論是在野生還是野化種群中，馬都生活在一種微妙且復雜的動態社會里。一個標準的馬群，通常由一匹公馬統領并守護著一群母馬，形成穩固的家族領地。

但江湖不只有打打殺殺，更有人情世故。不同的馬群在共享草場和水源時，低頭不見抬頭見，地盤總有交叉重疊的地方。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武斗，馬兒演化出了一套自己的社交禮儀和協調機制。

而這套機制的核心密碼，就藏在那張長臉上。

科學家發現，馬其實是動物界的表情帝。它們不僅能秒懂同伴的情緒，甚至還能通過眉眼間的神色來洞察人類的意圖。馬的五官靈活度驚人，據統計，馬能做出多達22種面部表情。這些由耳朵位移、下巴起伏、鼻翼顫動組合而成的細微信號，構成了馬群內部的摩斯電碼5。

這種看臉色的本事，也許正是馬從普通家畜進階為“社畜”的秘訣。它們不僅會看同類的臉色，還能看人類的臉色。

發表于《現代生物學》（Current Biology）的一項研究向我們展示了馬的讀心天賦。它們不僅能準確分辨人類是怒發沖冠還是喜笑顏開，甚至還會給每個人建立專門的“情緒檔案”。

想象一下，如果你昨天對著一匹馬大發雷霆，那么今天即便你強裝笑臉地走過去，它大概率也會默默退后兩步。因為它記得你昨天的樣子，并早已根據你的歷史情緒記錄調整了待人接物的策略6。

而更讓科學家驚嘆的是，馬的讀心術還是“跨模態”的。不僅看臉，還能聽聲音。在實驗中，當馬看到一張表達憤怒的臉孔，耳邊卻響起歡快的笑聲時，它們會表現出明顯的困惑，甚至心率也會發生波動。

這種生理層面的反應說明，馬對人類情緒的理解絕非生搬硬套，而是將視覺信號（表情）與聽覺信號（聲音）進行了深層關聯。它們能敏銳地察覺出你是否在皮笑肉不笑7。

馬兒還擁有一種更高級的社交外掛，第三方觀察能力。簡單來說，它們不僅會親自體驗生活，還會躲在一旁默默吃瓜，并以此判斷誰才是值得深交的對象。

發表在《動物認知》（Animal Cognition）上的一項研究，把馬兒這種智慧展現得淋漓盡致。實驗中，馬兒們被安排觀看了一出出人類與馬互動的影片。有的片段里，人與馬溫情脈脈；而在另一些片段中，互動則顯得粗魯冷漠。

看到溫馨畫面時，馬的情緒神情放松。面對負面鏡頭時，它們不僅心率加快，甚至還會流露出不安。更絕的還在后面。當視頻里的實驗者真真切切地出現在面前時，馬兒立刻展現出了柔軟社交身段。它們并沒有被視頻中的溫情蒙蔽，反而表現出一個看似反直覺的行為：它們會更頻繁地接觸那個視頻里的“粗魯者”。

研究者分析，這可不是因為馬有受虐傾向，而是一種機智的社交策略：它們可能在試圖通過主動示好來緩和對方的情緒，從而換取安撫。這意味著馬兒能將遠距離觀察到的社交信息，精準地轉化為現實世界里的避險策略8。

在中國，我們更熟悉牛耕。但英國中世紀，田間地頭的頭把交椅，卻經歷了一場從“牛”到“馬”的職場大洗牌。

英國伯明翰大學的經濟史學家John Langdon，專門研究一件聽起來有點可愛的嚴肅問題：中世紀農莊里的牛和馬，到底誰更能干活。他的代表作《牛、馬與技術創新》（Horses, Oxe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Use of Draught Animals in English Farming from 1066 to 1500）幾乎是一部“牛馬競爭史”，詳細討論了在英格蘭，牛馬們在農莊是如何競爭上崗的9。

馬并不是一開始就成了田里的“牛馬”。在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約5世紀初—1066年），它更接近一種奢侈性資產，主要供富裕階層騎乘或用于軍事行動。倫敦地區主教與地方官曾經頒布過一項規定：偷竊一匹馬需要賠償高達半磅，而偷竊一頭牛則只需賠償三十便士。可見兩者身價的差距。

當時，馬即便出現在農莊，也多憑借速度承擔耙地、運輸等輕活。真正常年埋頭拉犁、把自己耗在土地上的，是牛。成本低、不挑食、能在潮濕的爛泥地工作，這些“極品工具人”的屬性，讓牛成了中世紀農業里最早一批標準化勞動力。

可到了中世紀晚期，面對經濟下行的大環境，過去身價不菲的馬也顧不上體面，得下地犁地了。

其實從天賦來講，相比公牛，馬才是真正的卷王。在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英格蘭的馬普遍屬于體型較小的矮馬（pony），身高約120–130厘米，體力和耐力有限，只能干干輕活。

可到了中世紀晚期，隨著育種技術的迭代，馬的身高躥過了一米五，體力和耐力雙雙提升。牽引同一犁具，馬的速度比牛快50%。而到了耙地環節，馬的速度比牛快了整整4倍。如果這還不夠讓牛絕望，那么在拉車運輸上，馬的速度又是牛的2倍。

甚至馬還做到了“比你有天賦的，比你還更努力”，由于耐力的優勢。馬可以一天比牛多工作一到兩個小時。而且，馬能夠勝任除耕地之外更多樣化的任務，包括運送農產品和工具，并且在必要時可能和主人一起旅行、放牧和狩獵。是個全面發展的卷王10。

只不過，很長一段時間里，這種卷王農場主根本用不起，牛還仍然是農莊的主力。牛吃干草就能活，老了干不動了，賣肉也比能回收一筆投資，是典型的低成本資產。馬卻是個高薪崗，得吃燕麥精飼料才能出活，還得配馬掌高級裝備，這也是筆不小的開支。

如果把農莊想象成一家公司，牛就是老實可靠、給點草就能全年待命的老員工。馬則是高薪復合型人才，雖然能力強，但門檻太高。

這種效率的代差，在封建時代被散漫的管理掩蓋了。當時的農奴并沒有動力去追求生產的增速，因為無論馬跑多快，多出來的余糧大半都要裝進領主的糧倉。但當歷史行進到中世紀后期，當獨立農戶開始真正擁有土地產權，游戲規則就變了。

開始單干、為自己種地的農民，很快意識到一件事：馬不只是效率高，它簡直是個全能型選手。

上午犁地，下午拉貨，傍晚還能馱著人去集市談生意。農閑時順手放個牧、送個信、跑個遠路，都能用到它。單看馬“完成領導交辦的其他工作”的能力，農場就離不開它了。

別的牲畜是一崗一責，馬是一崗多責，主打一個哪里缺人我去哪。一匹馬能頂好幾個工種，工資卻只算一份。經濟學后來給這種能力起了個很體面的名字，叫“范圍經濟”，同一份成本，能在不同角度發揮不同作用。

到了 17、18 世紀，隨著農業整合和大量人口流向城鎮，農場的平均規模顯著增加，養馬的費用被攤薄到了更廣闊的土地上。這使得馬在生產力上完成了對牛的降維打擊，成功抵消了它那高昂的運營成本。

于是，在數量上，牛和馬上演了一場史詩級的地位逆轉。

根據經濟史學家 Stephen Broadberry 等人的估算，英格蘭的馬匹最終在總量上反超了牛。早期牛是絕對的田間主力，14 世紀雙方開始縮小差距，隨著領主自營地制度的瓦解，牛的地位搖搖欲墜。到了 17 世紀，馬的數量迅速超車，并在 18 世紀將牛遠遠甩在了身后。也正是在這個卷王全面接管戰場的階段，英格蘭的農業產出迎來了爆發式增長11。

當然，牛馬也是有極限的。

在John Langdon的書中，引用中世紀早期的一份記錄曾提到，一個犁隊的全年工作量，通常被安排在180個完整工作日是合適的。但在業務繁忙的地區，這個數字會被人為拉長到240甚至264天。在這種條件下，必須配備大型犁隊，以確保耕作動物在任何時候都不會過度勞累。

要是誰每年工作日比這還多，該反思一下，會不會自己才是真牛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