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一“特務”接受警方審訊，開口便說：我曾撫養毛主席的孩子

1955年，周恩來總理在辦公時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讀完信后的他第一時間找到了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并交代一項重要的任務。

怎么回事呢？原來，在前不久，一名“特務”被上海警方捕獲，在審訊的過程中，這名“特務”不光亮明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還表示曾經撫養照顧過毛岸英和毛岸青。

“特務”慢慢講述起著他曾經的革命事跡，上海警方倍感震撼，他們對此拿不定主意，便將此事匯報給了上級。

經過逐層匯報，周總理才得知了此事，并交代羅瑞卿一定要重視起來，妥善處理。

那么問題來了，這名“特務”是誰呢？在他身上又有哪些傳奇經歷呢？

地下黨員董健吾

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主席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黨內有兩個奇人，一個做過和尚，一個當過牧師。”

“和尚”指的是曾有著“大刀團長”威名的開國上將許世友，“牧師”則指的是號稱“紅色牧師”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

許世友將軍的大名相信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提到董健吾，恐怕知道的朋友少之又少。

毛主席為什么說董健吾是個“奇人”呢？因為他不光有國共兩黨都認可的身份，還參與促成了影響深遠的大事。

董健吾，1892年出生在基督教世家，因為家族文化的影響，年少時的他就入了基督教。

基督教圣公會在上海創辦了圣約翰大學，董健吾就是這所大學的學生，專攻神學。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近現代外交家顧維鈞還是他的同學。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愛國主義思想在風靡全國，董健吾也了解到了進步思想。

“五卅慘案”時期，在圣約翰大學的董健吾帶頭將美國國旗降下，升起中國國旗，導致被學校開除。

離校后，董健吾在中共地下黨員浦化人的帶領下，在馮玉祥處擔任秘書兼英文教師。

好景不長，在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叛變革命，董健吾深受影響，被列入了“清黨”名單。

不過，此時的董健吾并不是共產黨員，他十分疑惑地表示：

“我又不是共產黨，他們為什么要清我？真是豈有此理！我要是共產黨就好了。”

浦化人得知董健吾有這樣的想法后，隨即透露了自己地下黨員的身份，并介紹董健吾在1928年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8年11月份，董健吾回上海，中央一開始是想讓他在互濟會任職，但是，負責政治保衛工作的陳賡卻希望他能夠參與到中央特科的工作中來。

原來，陳賡是看中了董健吾的牧師身份，利用這層特殊身份做掩護，有利于特科工作的開展。

最終，董健吾接受了陳賡的邀請，從此，董健吾便開始了他傳奇的地下工作生涯。

國共合作的“秘使”

中央特科是政治保衛機關，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總負責人是周恩來，董健吾1929年加入，他的第一位直接領導是陳賡，后來是潘漢年。

董健吾主要負責情報工作，在陳賡的指示下，董健吾巧妙地把圣彼得教堂改造成了我黨的地下聯絡處，教堂里包括傭人和花匠在內的工作人員都是我黨派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瞿秋白等人都在這里開過會，淮海戰役時起義的張克俠將軍就是在這所教堂里，通過董健吾的關系與我黨取得聯系的。

董健吾的貢獻遠遠不止這些，在國共合作方面，他還是兩黨之間的“牽頭人”。

1931年9月18日，日軍鐵蹄踏入中國東北，中國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可當時的蔣介石卻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持續“圍剿”紅軍。

1935年，中央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掀起了國內抗日的熱潮，蔣介石倍感壓力，不得不重新把“國共二次合作”提上日程。

而這時候距離國共第一次合作已經過去了近10年之久，這10年里，兩黨勢如水火，想要重新建立聯系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蔣介石第一個想到了宋慶齡，因為她和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比較熟悉。

宋慶齡對蔣介石的想法表示支持，不過，她不方便去陜北，而是派了一名“使者”董健吾。

1936年1月，宋慶齡與董健吾見了面，宋慶齡開門見山地表示：

“國民黨愿與中共商談合作抗日之事……想請先生辛苦一趟，到陜北給中共領導人送信。”

能擔當起如此重任，董健吾甚是激動。

第二天，宋慶齡把一封寫給毛澤東、周恩來的信以及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簽發的委任狀交到了董健吾手里。

臨行前，宋慶齡又交代了兩件事，一是行動需要保密，最好改名換姓，二是路途危險，如果有需要可以找張學良幫助。

當時的張學良雖然擔任著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一職，行使著總司令的職權，但只要是有益于抗日的事情，他一定是在所不辭，這一點，在后來的“西安事變”上就深有體現。

拿到信后的董健吾先是給中共上海局做了匯報，而后便開啟了“西北之旅”。

從上海一路到達西安，途中還算是順利。

在這時候，陜北蘇區被蔣介石重兵圍困，只有張學良簽發的特別通行證才能放行，而且是只認證，不認人。

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董健吾托人與張學良取得了聯系。

兩人之間沒有寒暄，也沒有客套話，董健吾直截了當地表示“要通過副總司令的防區去瓦窯堡”。

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就位于瓦窯堡。

而張學良的反應讓現場的氣氛瞬間緊張了起來……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

聽了董健吾的話，張學良一驚，說出了這樣做的嚴重后果“槍斃”。

對此，董健吾并沒有慌亂，而是笑著文問道：

“難道對日本人有殺父奪地之仇的張副司令，要殺一個為抗日而奔走的人嗎？”

這句話給了張學良“當頭一棒”，他的情緒也緩和了不少。

不過，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張學良跟南京方面通了密電，確認了董健吾秘使的身份，另外，張學良還與瓦窯堡方面取得了聯系，那邊同樣表示“確有此人”。

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認可董健吾，張學良不得不對他刮目相待。

1936年2月21日，在張學良的安排下，董健吾乘飛機來到了延安，在去往瓦窯堡的路上，張學良派出的騎兵連也是一路守護。

2月27日，董健吾一行人終于來到了瓦窯堡，博古、林伯渠等人熱情接待了他，并把信送到了還在前線的毛澤東和周恩來。

3月7日，董健吾帶著中共中央的密電回到了上海，宋慶齡看過密電后激動地說道：

“先生是名副其實的架起國共兩黨再度合作橋梁的信使！”

再來說一說董健吾照顧毛主席的孩子一事。

1930年年底，董健吾以“互濟會”的名義在上海創立了“大同幼稚園”。

毛澤東的三個孩子岸英、岸青和岸龍都在受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的這個幼稚園生活學習。

后來，岸龍不幸夭折，上海的環境又十分危險，董健吾就計劃把岸英和岸青送到蘇聯。

到了1936年，董健吾和張學良有了交情，在董健吾的請求下，張學良答應為岸英和岸青赴蘇一事奔走。

1936年7月，在董健吾、張學良和吉林抗日自衛軍司令李杜的努力下，岸英、岸青、和董健吾的孩子壽琪三人成功辦理了出國手續，途徑巴黎去往了莫斯科。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上海被日寇侵占，上海公共租界里的我黨地下機關又相繼遭到了破壞，好在董健吾沒有暴露身份。

但是，在不久后，跟董健吾單線聯系的領導人潘漢年離開了上海，董健吾與地下黨失去了聯系。

他孤身奮戰在敵偽統治之下，利用職務之便繼續為我黨爭取利益。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董健吾過上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的生活，他沒有邀功請賞，而是做起了推拿醫生。

在1955年，因為一場誤會，董健吾被當成了“特務”逮了起來，但是他并沒有因此喪失對黨的信心，就像他曾說過的一句話：

“我的前半生已經獻給了黨，后半生不能因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挫折就半途而廢，既然是黨的人，就要從一而終。”

1961年2月7日，曾是董健吾上級的陳賡接見了他，再次的見面兩人格外激動，聊起革命征程時內心更是感慨萬千。

上海政府本來是安排董健吾享受國家11級干部待遇，并額外安排一處樓房。

不過，董健吾接受了待遇，但并沒要房子，而是居住在原來的那間小屋子里，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為黨和國家多做點事。

1970年12月12日，董健吾病故上海，享年79歲，董老是赤膽忠心的無名英雄，他的一生值得我們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