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時中國在干嘛？英、美、日，如何蠶食中國？

很多人以為大蕭條是美國人的事。錯！

那是一次全球“抽血”，而中國這種在世界金融邊緣、卻又被動嵌進貿易鏈的國家，往往傷得更重，痛得更久。

更關鍵的是，大蕭條不是單純的經濟災難，它還是一場秩序重組。強國用貨幣和規則自救，弱國被動挨打。

這是一次用金融手段完成的“二次瓜分”。

1929年—1933年，世界中心塌方，沖擊波一路傳到中國。那時中國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家統一沒多久，工業剛起步，金融體系卻還停在“自發秩序”。

中國最大的死穴，是銀本位制。別國把白銀當商品，中國把白銀當貨幣。你把“錨”綁在別人交易所的報價上，你的命就不在自己手里。

中國當時的錢是怎么回事。明清以來，白銀取代銅成為本位貨幣，但中國銀礦不夠，銀主要來自美洲和日本。

歷史估算里，16到18世紀美洲產銀12.9萬噸，日本9000噸，其中將近一半流向中國。

這里其實有個反常識點。中國那時就像今天一樣，某種意義上是“制造業中心”。

瓷器、絲綢、茶葉暢銷，西方拿銀來換貨，沒什么能賣回中國，于是中國長期貿易順差，銀流入支撐貨幣體系。

但這種體系有個致命問題，它是“自發形成”，不是國家能力。

直到19世紀末，清政府都沒統一發行銀幣。市面上流通的是各種外國銀元，西班牙銀元叫本洋，墨西哥銀元叫鷹洋，亂得像菜市場。

到了民國早期，“袁大頭”流通了，但依舊是各省自行鑄幣。中央既沒統一鑄幣權，也沒一個能統籌貨幣體系的真正央行。

別的國家在20世紀初基本都由政府統一發行管理貨幣，中國卻放任自流。

政府控制不了貨幣數量，銀流入就通脹，銀外流就通縮。政府控制不了匯率，國際銀價在倫敦、紐約一波動，中國跟著抖。

19世紀末到1930年代初，國際銀價長期緩慢下跌，這居然“意外利好”中國。因為銀價跌，中國貨幣相對貶值，出口更有競爭力，同時帶來溫和通脹，民族工業反而吃到紅利。

于是出現了一個民國工業“黃金窗口期”。實業家成長起來，張謇、榮氏兄弟這些名字都在這段時間冒頭。

資料里引用經濟史學家羅斯基估算，1912年到1934年這22年，中國工業平均增長率高達9.4%，超過當時的日本、英國和蘇聯。

但好運到此為止。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全球通縮像冰水一樣潑下來。最先挨刀的，不是工廠，而是中國農村。

因為農產品價格暴跌。到了1933年，中國農民賣小麥的價格只有1931年的三分之二，大米只有1931年的一半。蠶繭更慘，1934年價格僅1930年的30%。

你以為跌價只是“少賺點”？不。

農村現金收入崩了，但要用現金買的工業品，比如棉紗棉布煤油，反而上漲。一跌一漲之間，農民實際購買力在1931—1933年降低了60%。

那是什么概念？

有調查說，很多農民買不起棉布，幾個人共穿一件衣服。消費塌了，國內市場就塌了，而當時8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農民一萎縮，整個市場等于斷氣。

更狠的是，農村金融信貸系統也被摧毀。大蕭條不僅減少收入，還切斷了“最后一口救命錢”。原因是農村與城市之間的白銀流動被阻斷，農村白銀枯竭。

正常年份，收獲季城市白銀下鄉買農產品，平時農民再用銀買生活品，銀回城。

這是個循環。可危機來了，農價暴跌加上國外低價傾銷，白銀不再回農村，反而不斷聚集到上海這種中心城市。

結果出現兩個典型后果。

第一，上海房地產出現畸形繁榮。

第二，農村金融系統崩盤，當鋪不收衣物農具，甚至土地抵押都不行，因為土地價格也跌，有些地方跌掉一半。

農村凋敝很快傳導到工業。工業品賣不動，工廠現金流斷裂。更雪上加霜的是，西方國家為了自救，紛紛放棄金本位，讓本幣貶值。

其中沖擊最猛的一刀，是1933年美國放棄金本位制。

中國貨幣對美元匯率上漲了66%。你賣出口，本來就難，匯率再升，你直接在國際市場被“價格殺”。

于是出口崩。1933年中國生絲出口額比1930年暴跌88%。上海107家絲廠只剩26家還活著。民族工業那段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戛然而止。

再看榮氏兄弟。棉紡織業龍頭，到了1934年也因資不抵債被債權人銀團接管。銀團想拍賣資產，居然找不到買主。這種“無人接盤”，就是徹底蕭條的標志。

接下來輪到上海金融中心挨打。

前面說上海房地產繁榮，其實是一種錯覺，因為銀不僅流向上海，也在悄悄流向國外。西方放棄金本位后，國際銀價上漲，出口白銀有利可圖。

真正引爆點在1934年。美國國會在白銀生產集團游說下，通過白銀收購法案，要求增加白銀儲備，直到白銀儲備價值達到黃金儲備價值的三分之一。這直接把國際銀價推上天。

中國的問題在于，貨幣政策“放任自流”，攔不住白銀外流。法案頒布當月，中國一個月的白銀出口接近之前一年的總量。

1934—1935年兩年間，中國白銀凈流出4.3億盎司。

銀外流就是貨幣收縮，收縮就擠死企業，企業死就銀行壞賬，銀行壞賬就繼續收縮，這是一條死亡螺旋。

于是上海房地產泡沫破裂，金融市場崩盤。1935年3月，上海總商會代表20個行業求救，報告說已1000家企業倒閉，失業人數50萬人。這就是危機“走完傳導鏈”的終點站。

國民政府怎么救？第一反應是對白銀出口征收重稅，讓出口無利可圖。結果適得其反，官方出口少了，但走私暴增，走私量甚至“暴增十倍”，凈流出更大。

眼看資金枯竭，孔祥熙從海關稅調撥2500萬給三大政府銀行注資，也就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再由三大行向錢莊輸血，暫時止住系統性倒閉。

但他們也明白，只要還堅持銀本位制，國際銀價繼續漲，白銀外流和通縮就沒法根治。于是，歷史性的一步來了。

中國開始幣制改革。可這不是“想改就能改”。因為當時共有28家商業銀行和省級銀行可以發行鈔票。之所以沒亂套，靠的是“銀本位承諾”，你拿紙幣能兌銀，公眾才信。

廢除銀本位，新的價值錨是什么？

金本位不可能，西方都放棄了。那就只能錨定外國貨幣。于是美、英、日三方都想把中國新貨幣綁到自己身上。

這就是“鑄幣稅之爭”。誰的貨幣成了別人儲備，誰就能長期吃到制度紅利。那一刻，中國成了棋盤，而不是棋手。

最后國民政府宣布新貨幣不單掛某一國，而是同時與美元和英鎊維持固定匯率。

但操作層面更現實，他們前后向美國出售1.8億盎司白銀，換回1億美元外匯儲備。實際上，錨更像在美元上。

第二個難題是要不要外匯管制。國際上當時很多國家都加強管制，認為資本過度流動加劇危機。但國民政府擔心管制會動搖信心，引發資本外逃。

更現實的一點，中國有巨額貿易赤字，要靠海外華僑匯款和外資流入維持平衡。

管得太死，等于自斷輸血。所以他們選擇維持法幣自由兌換，這是一種高風險但不得不做的選擇。

第三個難題是財政紀律。

市場最怕政府靠印鈔補窟窿。于是他們承諾按準備金比率發鈔，并成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監督，同時要求次年經費不隨意新增，用紀律換信任。

于是1935年11月3日發布公告，11月4日起以統一的法幣取代白銀、銀幣和各類紙鈔，并規定只有三家政府銀行有權發行貨幣。

白銀限期兌換，民間不得私藏白銀，同時允許用法幣無限制買賣外匯，強調準備金充足。

但改革落地并不輕松。一個現實誘因在那擺著，美國銀價比中國高出三分之二，把銀走私出去套利更香。私人銀行怎么可能乖乖交銀？

孔祥熙只能妥協，私人和外商銀行只需上繳相當于法幣面值60%的白銀，剩余40%用股票債券等抵充，還能繼續吃利息，這是用折扣換配合。

外商銀行仍不情愿，直到1936年初美國銀價大跌30%，走私無利可圖，才陸續交銀。你看，很多歷史轉折，真不是“政策多英明”，而是“外部價格突然變了”。

更險的一幕是日本的金融攻擊。由于法幣沒有錨定日元，日本不爽，日本銀行拒交白銀，還在改革第一個星期拋出幾百萬法幣試圖擾亂匯率。

國民政府只能繼續賣白銀換更多美元儲備，并接管投機者囤積外匯。

1935年底到1936年底，法幣遭到投機商三次大規模拋售，靠美元儲備頂住，才穩定住匯率，也逐步建立公眾信心。

但蒙代爾“不可能三角”。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貨幣政策，三者不可兼得。

國民政府為了保法幣匯率穩定和自由兌換，就犧牲了貨幣政策獨立性。別國在危機中搞擴張救企業，比如羅斯福新政，中國卻很難用放水或財政赤字去紓困。

所以才會有實業家罵國民政府“大蕭條毫無作為”。這是國家能力、制度選擇和外部約束疊加的無奈。你不是不想救，是一救就可能把新貨幣信譽炸掉。

1935年法幣改革在技術上是“基本成功”的。中國實現了從銀本位向主權信用貨幣的過渡，解決通縮，且未引發大恐慌。這是重要的現代國家構建一步。

但歷史不會給你緩沖期。

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爆發，財政和軍費壓力讓匯率穩定與財政紀律難以維持，最終貨幣發行失控，走向惡性通脹。

到1945年年底，物價水平已上漲到1937年前的1632倍。這不是“漲價”，這是貨幣信用的坍塌。

大蕭條時中國在干嘛？

中國當時在做一件“現代國家必須做”的事，建立主權貨幣與金融秩序。但同時中國又在承受一件“半殖民地經濟必然承受”的事，被外部貨幣政策與大國博弈牽著走。

英美日如何蠶食中國？不需要統一口徑，不需要陰謀劇本。

只要他們各自為了自救，放棄金本位、操縱匯率、重塑銀價，中國的銀本位就會自動崩，農村會自動枯，工廠會自動死，金融會自動爆。

這就是規則的不對稱。

強國寫規則，弱國承擔后果。

大蕭條那盤棋，西方在自救，日本在趁火打劫，中國在掙扎建制。歷史很殘酷，但也很誠實，它告訴我們，落后就要挨打不僅是軍事實話，更是金融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