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旭君照顧毛主席21年，臨終叮囑不要出現

到了1974年，毛主席的身體情況已經走了下坡路，一天不如一天。

偏偏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在他身邊守了整整二十一年的護士長吳旭君，卻干了一件讓外人摸不著頭腦的事：她遞交了辭呈，收拾行囊離開了中南海。

按照常理推斷，這簡直就是“逃兵”行為。

身為最懂病人身體底細、配合最默契的醫(yī)護人員，這時候撒手不管，不僅不合人情，甚至有點撂挑子的嫌疑。

可是在毛主席看來，這反倒是吳旭君最鐵桿的忠誠。

因為她在兌現一個十一年前就立下的“秘密軍令”。

這個命令聽起來冷冰冰的，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當時主席是這么囑咐她的：

“等我走的時候，你躲遠點，別在我跟前。”

這事兒透著古怪。

既然兩人的關系親得像父女一樣，為什么在人生最后一道關口，非要把最貼心的人往外趕？

這背后藏著的，不是嫌棄，而是一種段位極高的“情感止損”。

咱們把日歷翻回到1953年。

那會兒，吳旭君剛從上海國防醫(yī)學院畢業(yè)，一紙調令來到了主席身邊。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在大人物身邊當差，容易犯兩個毛病：要么嚇得像只鵪鶉，唯唯諾諾；要么就把尾巴翹上天，忘了自己姓什么。

吳旭君偏偏是第三類：她就把主席當成一個普通的長輩對待。

警衛(wèi)局里流傳著這么個段子。

有次閑聊，主席冷不丁問起收入的事：“小吳同志，你一個月拿多少錢啊？”

吳旭君張口就來：“90塊。”

主席接著問：“那你愛人呢？”

“120塊。”

主席心里盤算了一下，裝作一臉吃驚的樣子：“嚯，你們倆加一塊就有210塊了，這可不是小數目啊，小吳同志。”

話鋒一轉，他半真半假地拋出個試探：“小吳同志，給你把工資降下來點怎么樣？”

換做別人，這時候估計早就嚇得不敢吱聲，或者趕緊表態(tài)“全聽主席安排”。

吳旭君的反應卻大得很，直接從凳子上彈了起來：“比我拿得多的海了去了，要減也行，大家一塊兒減。”

主席愣了半秒，接著哈哈大笑：“厲害厲害，竟然敢減我的工資，那就這么定了，一起減！”

這段對話很有嚼頭。

主席這是在用玩笑話，掂量身邊人的“成色”。

他身邊缺的從來不是應聲蟲，而是敢甚至哪怕有點脾氣的活人。

打那以后，這對年齡差了幾十歲的上下級，就有了一種獨特的默契。

在吳旭君眼里，他既是那個指點江山的偉人，也是個慈祥甚至愛搞點惡作劇的老頭子。

但這股輕松勁兒，在1963年戛然而止。

那年12月，羅榮桓元帥撒手人寰。

這事兒把主席的心傷透了。

他連著好幾天合不上眼，寫下了那首悲涼的《七律·吊羅榮桓君》，那句“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把心里的孤單說盡了。

也就是在這個當口，主席拉著吳旭君，搞了一次徹夜長談。

這次聊天的內容，沒談工作，直奔那個最讓人喘不過氣的話題：死亡。

主席先是念叨起了自己的母親。

他說老太太是個心地善良的農村婦女，雖說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人緣極好。

老人家走的時候，十里八鄉(xiāng)來了不少人送行。

說到這兒，屋里的空氣突然安靜了下來。

過了半晌，他盯著吳旭君，沒頭沒腦地扔出那句話：“我要是死了，你可千萬別在跟前。”

吳旭君當時腦子一懵。

她以為主席還陷在羅榮桓去世的難受勁兒里說胡話，趕緊勸道：“您快別逗了，真有那天，我哪能不在您身邊守著…

主席臉上一點笑模樣都沒有。

他斬釘截鐵地又強調了一遍：“不行，我死的時候，你一定得躲開。”

圖什么呢？

主席給出的理由，是他這輩子處理情感問題的一個縮影。

他說：“當初我母親臨終前，我對她說，我不忍心看她受罪的樣子，我想把她最好的樣子留在腦子里。”

這話里頭，藏著一套非常高級的心理防御機制。

在主席看來，人走的那一刻，往往是痛苦、走形甚至失態(tài)的。

如果讓他最在意的人目睹了那一幕，那個“美好的印象”就會被破壞，被覆蓋掉。

他到現在都能記起母親健康、爽朗的模樣，就是因為他在最后一刻選擇了轉身。

他希望吳旭君也能這么對他。

他想讓吳旭君記住的，永遠是那個談笑風生、還要跟她一塊減工資的“毛主席”，而不是病床上插滿管子、奄奄一息的老頭子。

這筆賬，他算得比誰都透亮：人在身邊的陪伴只能安慰一時，但記憶的保鮮卻是管一輩子的。

吳旭君聽懂了。

雖然心里頭一百個不愿意，但她低著頭沒吭聲，算是默許了這個約定。

打這以后，主席像是打開了話匣子，開始頻繁地念叨生死大事。

別的領導人都忌諱提個“死”字，主席的態(tài)度卻是：“我這人就這樣，怪得很，別人越躲著不說，我越要挑明了講。”

他甚至拿自己的陽壽開涮：“中央給我立了規(guī)矩，不讓坐飛機，我想我以后還得坐。

反正嘛，七十三、八十四，閻王爺不請我自己去報到。”

吳旭君聽得直皺眉頭，說這都不吉利。

主席反倒笑話她迷信。

不光談死，他還談怎么個死法，死后怎么辦。

在身后事這筆賬上，主席的算法更是徹底的唯物主義。

他給吳旭君提了個要求：等他沒了，大伙兒別哭哭啼啼的，要穿得紅紅綠綠來見他，要開開心心的。

理由還是那個——當年他母親走的時候，他就穿了一身紅背心，因為想讓母親最后一眼看到的，是喜慶和生機勃勃。

更讓人驚掉下巴的是關于骨灰的處理。

主席跟吳旭君說，要把自己的骨灰撒進長江喂魚。

吳旭君嚇壞了，把頭搖得像撥浪鼓。

主席卻一本正經地講起了他的辯證法：魚吃了我的骨灰，長得肥肥的，人又去吃魚，這也算是換個方式“為人民服務”了。

這股子豁達勁兒，可不是裝出來的。

早在幾年前的中南海會議上，主席就帶頭提倡火葬。

要知道當時的中國，入土為安是刻在骨子里的老規(guī)矩。

多少人為了置辦一口好棺材傾家蕩產，還得占著耕地。

主席算的是國家大賬：土葬費時費力還糟蹋土地，火葬最干凈利落。

他不光嘴上說，還第一個在火葬倡議書上簽了字。

在他的帶動下，黨內一大批領導人都跟著簽了名。

雖說后來因為特殊的政治考量，主席的遺體沒有火化，也沒撒進長江，但他對待死亡的態(tài)度，早就超出了那個時代的框框。

在他眼里，自己就是個凡人。

他說過：“做壽哪能讓人長壽啊，人活一百歲都不得了，哪有什么萬歲萬萬歲！”

1974年，兌現承諾的時候逼近了。

主席的病越來越重。

吳旭君看著日漸消瘦的主席，腦海里浮現出1963年那個寒冷的冬夜。

如果要守約，現在就得走。

如果不走，她就要眼睜睜看著這位如師如父的長輩一點點枯萎，親手打碎他想要保留的最后一點體面。

最后，吳旭君咬牙選擇了守約。

她忍著心痛辭去了護士長的職務，退出了主席生命最后的時光。

這是一種殘忍的慈悲。

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

吳旭君確實沒守在床前。

但她做到了另一件事。

在往后的日子里，每當她去紀念堂看望主席時，身上總是穿著顏色鮮亮的衣服。

這是兩個唯物主義者之間，不用言語說明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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