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鄭庭笈為何拉著戴安瀾之子戴復東問：告訴我，那些人都是誰

1942年初夏的滇緬叢林里，潮濕得連槍油都要發霉了。雨水順著樹葉一滴一滴地往下砸，泥水沒過腳踝，鞋一拔出來，能帶出一長串黑黏的泥漿。第五軍第200師殘部就在這樣的環境里往回撤，往祖國方向挪。部隊里有個說法：只要翻過眼前這一片“野人山”，活著走出去，就是第二次投胎。

戴安瀾，這個名字在那支部隊里分量極重。師長身被重傷，卻堅持躺在擔架上跟著部隊一起往回撤。他嘴里常常喃喃幾句，話不成句，戰士們卻都聽得懂——那是把生與死都押在一起的倔強。也正是在這一段最艱難的路上，一個叫鄭庭笈的副師長，被推到了命運的岔路口。

有意思的是，故事要從一種幾乎“注定會出幾位將軍”的家庭氛圍說起，又要落在個人選擇和大時代碰撞留下的余波上。

鄭庭笈出生在這樣的氛圍里。長輩講辛亥、講護法、講孫中山，少年聽得兩眼放光。等到1925年，他二十歲，南方革命風潮一浪高過一浪，黃埔軍校已經成了無數熱血青年的歸宿。那一年，他背著行李北上廣州，去考黃埔。

鄭庭笈是黃埔五期。相比兩個兄長，他更像一名線上的指揮官，整天泡在部隊，和士兵打成一片。抗戰全面爆發后，他已經是獨立第五旅旅長，在正面戰場上和日軍硬碰硬。有一仗打到最后，子彈打光，不得不拼刺刀。戰場上灰塵、血水、汗水混在一起，砍到手發抖，眼前幾乎只剩下本能和一股不肯后退的勁。

那一戰，他身中數彈，被衛士拖下陣地時，幾乎已經昏死過去。救回來后，他給自己起了個號：“重生”。對他來說，那一次就像從鬼門關繞了一圈。也正因為這樣，他后來對生死、對榮辱的看法，與不少同期軍人有些不一樣。

1938年1月，國民政府將原有的戰車營和裝甲汽車隊合并擴編，成立第200師。這是一支罕見的機械化部隊，坦克、裝甲車、機動車輛集中配屬，成為當時國民黨軍隊里裝備最好的部隊之一。后來又以200師為基礎擴建第五軍，這一軍也就成了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的雛形。

在這個過程中，鄭庭笈一路在“鐵甲之路”上往前走，從第五軍榮譽第一師副團長、團長，到第200師步兵指揮官、副師長，逐漸成了戴安瀾身邊最倚重的左膀右臂。兩個人一個剛硬，一個沉穩，配合得挺默契。

二、野人山的托付與戰敗后的“廣播稿”

1942年初，滇緬戰場的局勢急轉直下。英軍節節敗退，日軍長驅直入，中國遠征軍被裹挾在這一片泥濘和煙火里。第五軍第200師奉命入緬，與盟軍并肩作戰。按說這是一場對外作戰、揚國威的大仗，誰都知道風險不小，卻沒人愿意退縮。

然而局勢發展得出乎許多人預料。盟軍接連失利，中國部隊的補給線越來越長，最后不得不作出一個艱難的決定：突圍撤回國內。突圍的路，被一片被稱作“野人山”的原始密林擋在前方。環境惡劣，瘴氣遍布，再加上日軍尾追，幾乎每一天都要付出不小代價。

在這樣的環境里，第200師傷亡極重。戴安瀾在不斷轉移、掩護中多次負傷，最后傷勢惡化，感染加重。到了1942年5月下旬，他已經虛弱到連一整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傷員擔架被戰士們小心翼翼抬著，跟在部隊中間艱難挪動。

那天他招手，讓人叫來副師長鄭庭笈。帳篷里昏暗，空氣里混著藥味、血腥和潮氣。鄭庭笈握著師長的手，俯在床邊，只聽見那條嗓子里一字一句擠出話來：“只要你還不死……你就是200師……代理師長，記住了嗎？”這句話聽上去，好像是在下命令，又像在交代后事。鄭庭笈一瞬間心如刀絞，卻只能咬牙應下。

臨終前，戴安瀾還擠出幾句斷斷續續的話：“告訴校長，海鷗……飛不動了，飛不到他身邊了。”所謂“校長”，是指當時的最高統帥蔣介石，“海鷗”則是戴安瀾自稱。話說出口，呼吸漸弱，他再也無法起身。那一年，他才三十多歲，正是一個將領最旺盛的年紀。

不得不說，這樣的犧牲，對第200師打擊極大。更要命的是，高溫多雨，遺體難以長時間保存。蔣介石、杜聿明都下令，一定要想辦法把戴安瀾的遺體運回國內安葬。等到部隊在林中輾轉幾天后，鄭庭笈看著師長的遺體，很清楚如果再繼續拖下去，恐怕會出現讓人無法承受的局面。最后，他只好下令就地火化，將骨灰帶回。

大概也從那時起，他心里留下一個結：師長的托付沒有完全做到，牽掛的事越來越多，心里也多了幾分愧疚。

歸國后的第200師，因為在遠征軍中的表現，聲譽大漲。鄭庭笈以代理師長的身份，帶著殘部回到祖國，名聲隨之水漲船高。戰場上的威望，本該成為他仕途上的助力。可是形勢瞬息萬變，時局對個人好壞從來沒有固定的安排。

1947年8月，他升任整編第49師師長，不久恢復第49軍番號后，出任軍長。但這一軍并非最核心的嫡系，原屬東北軍序列，后來才被“中央化”。在此之前，軍長一直由東北軍出身的將領擔任。鄭庭笈接手，表面上是一步大棋，實則也是接過一個燙手的攤子。

1948年秋，遼沈戰役打響。10月28日，配屬第九兵團的第49軍與廖耀湘部一起，在東北野戰軍的合圍之下全軍覆沒。槍聲漸稀，炮火漸遠，最后一波突圍失敗后，鄭庭笈和眾多國民黨將領一道，被俘。

被俘那天，他身上只穿一件單薄軍服。解放軍戰士見他衣衫單薄，給他送來一件棉大衣。他接過來，心里卻涼透了。有人后來聽他輕聲說了一句：“只待一死，冷又何妨。”在他的觀念里，打敗仗是軍人的恥辱，更難受的是，這意味著半生戎馬生涯在“失敗”二字上畫了句號。

有意思的是，隨后的安排完全打亂了他原來的心理預期。被押送到哈爾濱一處院落時，他以為會看到高墻鐵窗，結果迎面卻是一個普通的院子，俘虜將領三三兩兩散坐在院里聊天。警戒森嚴，但氣氛并不壓抑。

沒過幾天，解放軍負責人找他談話，希望他寫信勸告正在華北堅持抵抗的弟弟鄭挺鋒。那時鄭挺鋒擔任第94軍軍長、天津防守區副司令，正準備迎接大戰。鄭庭笈在房里踱了一夜，最后還是提筆，寫下了一封廣播稿。

稿子很簡單，卻很犀利。他對當時的時局做了一個比喻：“國民黨江河日下，共產黨如日中天。”這句話后來被人反復引用，既有現實觀察，也有一種“置身事外”的冷靜。誰也沒想到，這封廣播稿，經空投傳單、廣播電臺，一點一點傳到北平城里，改變的不只是局部戰局，而是更多人的選擇。

傅作義后來回憶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自己一度猶豫不決。就在這時，他在北平街頭看到解放軍空投下來的傳單，上面印著鄭庭笈這封廣播稿。那句“江河日下”“如日中天”的對比，讓他感觸很深。多年之后，他親口對鄭庭笈說：“確實要感激你的及時點撥。”

三、功德林里的家庭命運與一段復婚

遼沈戰役后的俘虜，將領級的被先后送往黑龍江綏化的戰俘管理所，后來又有一批轉到北京功德林。鄭庭笈就是其中之一。對他來說，人生這一段經歷，和槍林彈雨同樣刻骨。

從1948年底被俘到1956年轉往功德林，他在黑龍江的那些年，環境艱苦，氣候寒冷。但真正磨人的，是內心的煎熬以及家人的處境。很多戰犯在得知家里妻子改嫁、家庭分散時，情緒崩潰。對他們來說，戰爭的后果不只留在戰場，更蔓延到家門口。

途中，本來打算去北平投靠鄭庭笈的弟弟鄭庭銘。機緣巧合，她在北平遇到鄭庭笈老戰友黃翔的妻子張琴。黃翔曾在第五軍任職，后來當過92軍軍長，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隨傅作義起義，隨后在水利部工作。張琴見到這位帶著五個孩子、拖著行李的南方女人，很快就明白了對方的身份和難處，于是把她們接回自己家里。

不久，鄭庭笈也被轉送到北京功德林。夫妻兩個人隔著圍墻，隔著管教制度，但至少在同一座城里，消息容易多了。黃翔夫婦把自家四合院的西廂房騰出來，讓馮莉娟一家居住，這樣一來，孩子有了棲身之所，她也能有機會更頻繁地探望丈夫。

值得一提的是，功德林里的生活氛圍，與外界想象中的“鐵窗生涯”仍有差別。鄭庭笈被分配管澡堂，一到周六就吹著口哨安排戰犯們輪流洗澡，海南口音把“洗”說成“死”，常惹得大家半是好笑半是心酸。“第一組先洗，第一組洗完第二組洗”，聽在耳里像“第一組先死，第二組后死”，難免有人沒好氣回一句：“要死你自己去死，我們可不死。”

這段略帶調侃的插曲，證明他的心態在那幾年并不消沉。可命運總喜歡在人稍微放松的時候拋來新的難題。有一次周六，馮莉娟照例來探望。鄭庭笈剛準備說笑話緩和氣氛，妻子卻拿出一份離婚協議書，怔怔地放在桌上。

“為什么？”這位曾在戰場上面對死亡都能冷靜的人，那一刻是真懵了。

馮莉娟哭著解釋：因為丈夫戰犯的身份，幾個孩子在升學、就業上屢屢碰壁。她四處奔走打聽，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夫妻名義上分開，孩子們也許能少受一點牽連。她不是不想守著這個家，只是現實一步步逼來了。

聽完這些，鄭庭笈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喃喃重復一句話：“我后悔，我后悔啊……我后悔沒有在忻口抗戰中被日本人打死。”忻口會戰在1937年，是他早年最慘烈的戰役之一。他知道，如果那一仗死在陣地上，和戴安瀾一樣成為公認的民族英雄，妻兒會被稱作烈士家屬，日子雖然艱難，卻有一層光環；而現在，他活著，卻拖累了一家人的前途。

這場離婚，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并沒有破裂，反而是一種被迫的犧牲。多年以后，兒子鄭心校在回憶中說，母親當年對父親的感情，從來沒有動搖過。1942年滇緬作戰時，國內曾傳出鄭庭笈陣亡的消息，官方死亡通知甚至發到了家里。馮莉娟拿著通知書，卻堅決不去領撫恤金，反而自費跑到云南保山，一心要打聽清楚部隊的下落。她說：“就算他死了，我也要見到他的部隊，見到他的尸首。”說到底，這是把夫妻情分看得比生死更重的選擇。

還有一件事更能說明兩人之間的深情。得知丈夫在東北被俘、而國民黨高層準備撤往臺灣時，她手里曾有一張極為珍貴的船票。她最終決定退掉船票，帶著孩子、帶著婆婆，從海南一路奔向北方，只因為心里認定：人還在，就不能走。

遺憾的是，戰犯身份對下一代的影響仍舊存在。鄭庭笈被關押、改造的那些年，與兒女之間的溝通并不多。等到1959年以后陸續獲特赦、恢復一定自由時，家庭關系已經出現許多難以彌合的空白。鄭心校后來坦言，自己和父親真正能坐下來長談的機會少之又少，很多問題想問，卻已經來不及問了。

旁人看得明白：這一對“名義上已經離婚”的夫妻，感情從未斷過，只是被現實硬生生扳開。現在環境變了，重聚的機會擺在眼前。1961年國慶節，兩人終于正式復婚。沒有排場，沒有宴席，只是在家里包了一頓素餡餃子。讓他們意外的是，當天第一個上門道賀的，竟然是傅作義。

傅作義在屋子里坐下，開口卻是一句“該我來謝謝你”。看到鄭庭笈滿臉疑惑，他笑著解釋北平和平解放前自己舉棋不定的那段日子，提到當年看到“廣播稿”時的震動。“我最后能夠回到談判桌上，確實要感激你的及時點撥。”這一番話，把多年之前那張薄薄的紙，與此刻屋里的熱氣騰騰餃子，奇妙地連在了一起。

四、彌留之際的相見與“那些人”的問題

那就是當年戴安瀾臨終前的托付——“照顧我的子女”。對他來說，這是戰場上接過的囑托，又是朋友之間心照不宣的交代。可現實很殘酷：自己在戰后走過曲折路，長期作為戰犯被管束，連家中的子女都照顧不周，更別說去關照烈士的后人。他一直覺得無顏登門。

戴安瀾的家庭，走的是另一條艱難的路。1942年他犧牲時，大兒子戴復東14歲，小兒子澄東才2歲，幾乎對父親沒有記憶。妻子王荷馨從那之后再沒考慮過改嫁，只靠自己的力量，把孩子帶大。蔣介石曾一次性給了20萬法幣撫恤金，她卻把這筆錢全部捐出，用于在廣西全州修建安瀾學校，希望用丈夫的名字去辦教育，而不是用這筆錢換取一家人的安穩。

結果可想而知，家庭經濟極為拮據。戴復東在貴陽讀中學，衣服常常打著補丁，學費要一筆一筆湊。更令人唏噓的是，1943年秋天，戴安瀾的靈柩從廣西全州遷往安徽蕪湖小赭山故里，途中竟遭一隊國民黨士兵粗暴攔截。士兵饑餓已極，看到幾輛卡車，以為是“吃的來了”，根本不管車上有將軍靈柩，硬是往車上擠、往車頂爬，槍托敲碎車窗玻璃。有一塊碎玻璃扎進小兒子的眼睛，留下終身遺憾。

再加上后來生活所迫，家里不斷變賣物件。有時候急著用錢，只能低價出手。買東西的人，有的是鄰居，有的是昔日同僚，甚至還有父親生前的下屬。這些人中，有人趁火打劫，拼命砍價。夜深人靜時，王荷馨一邊收拾空空的柜子，一邊忍不住抹淚，對兒女說：“人在人情在啊……”這一句帶著血淚的感慨，刻在戴復東記憶里，很久很久都無法抹去。

1943年秋，靈柩輾轉到了蕪湖，最終安葬，小赭山上多了一座新墳。誰也沒想到，很多年以后，這座墓前會立起兩塊新碑，上面刻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挽詞。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追授戴安瀾“革命烈士”稱號，并向其家屬頒發《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戴復東和兄弟姐妹，也逐漸走上各自的學業與事業之路。

1948年，戴復東考入國立南京大學建筑系，后來調至同濟大學任教，長期扎根建筑領域。他談起父親，不是慷慨激昂，而是平靜地說：“是我父親對國家、對民族的一腔忠誠，義無反顧。所以看問題，總要從大處著眼。只要是對祖國建設有利的事，就要一絲不茍地去做好。”這種“從大處著眼”的思路，是烈士后人身上常見的特點，也是一種家風。

鄭庭笈對戴復東的情況并非全然陌生。八十年代以后，通過一些老戰友、舊部的牽線，兩家開始偶有往來。但真正意義上、帶著“交代”意味的會面，則發生在1996年6月。

戴復東卻笑著勸他：“有鄭叔叔惦記，我父親也會感到欣慰的。”說完，又把父親犧牲后家里的經歷，原原本本說了一遍。說到那段“靠變賣東西過日子”的時光，說到母親在夜里低聲哭泣，說到那些趁人之危的砍價，病床上的老人忍了許久的怒火，終于壓不住了。

“告訴我，是哪幾個狗雜種如此無情無義、喪盡天良？”這位九十多歲的老人激動得幾乎要坐起來，“就是去了臺灣，我也不會放過他們！我那兩個兄弟鄭介民、鄭挺鋒，在臺灣有權有勢得很呢！”這句話聽在年輕人耳里，也許有些過激，但在他這個年齡、這樣的狀態下說出來，倒更像是一種遲到了半生的直爽。

戴復東趕緊寬慰：“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只是向鄭叔叔傾訴一下。”語氣平和，卻帶著說不盡的輕重。過去的事不可能重來，但說一說，總算把心里壓著的石頭放下一塊。

彌留之際，鄭庭笈忽然問出那句：“告訴我，那些人都是誰？”這一問，表面是在追問當年逼迫烈士家屬的那些人，實際上，指向了更廣的范圍——那些曾經同袍、同僚、上下級關系密切的人；那些在戰爭中并肩，在和平年代卻選擇不同道路的人；那些在利益面前忘掉情義的人。

他在心里把人分成幾類：有像戴安瀾那樣，為國捐軀的；有像王荷馨那樣，守節一生、咬牙撐起家庭的；有像戴復東、鄭心校這樣，在戰火余燼上重建人生的；也有那些借機占便宜的、見利忘義的。九十一年的生命走到盡頭，他回頭看，已經不再執著于榮辱功名，反而更在意：在那樣一個時代里，人究竟是怎么被揭開一層一層真面目的。

從遠征軍野人山到功德林小院，從廣播稿影響的和平解放到晚年的一次握手，一條線勾連起來的是復雜的國共關系，是建國前后那段翻涌不息的歷史，更是每個人在時代洪流中艱難做出的選擇。鄭庭笈之所以在1996年的病床上，仍要問一句“那些人都是誰”，也算是為自己那一代人，做最后一次辨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