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的變遷

年的變遷——河南篇

編前的話：除夕夜，微信群里，幾位文友聊起各自記憶里的“年味”。說著說著，有人嘆了一句：從前的年味，濃；如今的年味，淡了。

群里靜了片刻，我冒出一句：“要不，咱們各自寫一篇，發到群里，聊聊自己心里的那個‘年’？誰若喜歡，隨便摘取。”

眾人紛紛應了一聲：“好。”

于是，便立了意，寫了大綱和關鍵詞句，不大一會兒，陸陸續續，便有人交了小作文。

我從中挑了兩篇，自己又湊了一篇，湊成這幾段文字，權當是對過往歲月里，那些“年”的一點念想吧。

四十年前，我還是個大小伙子。

那時候的過年，是從臘月二十三就拉開序幕的。

小年一過，父親就開始忙活。

他騎著那輛二八大杠，一趟一趟往供銷社跑。

豬肉三十斤、羊肉二十斤、豬下水一副、鯉魚一條。雞子家里養的有，就不買了，殺個三四只就行了。新碗新筷一副、紅紙兩張。瓜子糖果若干——雖然精打細算，但樣數不能少。

那時的年貨，幾乎全是吃的，又幾乎全是肉食。

農村的老家，院子里壘著柴火灶，灶膛里的火苗舔著鍋底，映得母親的臉紅彤彤的。

蒸饅頭、炸丸子、燉肉、鹵下水，熱氣騰騰的香氣從臘月二十八一直飄到除夕夜。

饅頭要蒸夠吃到正月十五的，一籠一籠擺在廂房里，上面用干凈的白布蓋著；炸好的丸子裝在竹籃里，掛在房梁上，防著老鼠和饞嘴的孩子；肉燉好了，父親會用鉤子把肉掛在背陰的墻上，那是天然的大冰柜。

我最盼的，是除夕夜。

天還沒黑透，就開始放鞭炮。

那時候的鞭炮不像現在這么斯文，是那種“大地紅”，噼里啪啦響上好一陣，震得耳朵嗡嗡的，滿院子都是硫磺味和碎紅紙。

吃年夜飯前，還有一件頂重要的事——上墳。

跟著父親來到祖墳上，燒紙、祭奠、磕頭。

父親一邊燒紙一邊小聲念叨：“爺奶、爹娘，回家過年了，保佑一家老小平平安安，糧食收成好，多掙錢。”

香火在墳前繚繞，紙灰飄向灰蒙蒙的天空。

我跪在地上，心里既敬畏又好奇——他們真的會回來吃這頓飯嗎？

上完墳回到家里，母親已經在灶臺前忙得腳不沾地。一道道鹵煮好的肉菜端上小方桌：雞子、魚、豬肉、羊肉，一盤一盤端上來，滿滿當當擺了一大桌子。

那桌子是母親的嫁妝，也是平常家里的飯桌。

那時的年夜飯，是從天黑吃到深夜的。無非是吃肉、嘮嗑。

大人們喝點酒，說著一年的事；孩子們吃飽了就跑出去放煙花。回來時，桌上的菜早就涼了，但沒人介意，熱一熱接著吃。直到零點的鐘聲敲響，父親再出去放一掛鞭炮，這頓飯才算結束。

大年初一醒來，枕頭底下一定有壓歲錢，嶄新的一毛兩毛，有時還有五毛，我們俗稱是割耳朵票。

大年初一早上，穿上母親做的新棉襖，兜里揣滿瓜子和糖，滿村子瘋跑。

在記憶里，兒時的年是什么？吃就是過年，過年就是吃。

2014年是馬年。這一年，我把七十多歲的父母接到城里住。

這一年該備的年貨，已不再是單純的豬肉、羊肉、雞肉，多了大蝦等海鮮，以及西藍花、菜薹、生菜等原本屬于南方的時令蔬菜。

這一年的年，也不再是腸胃的節日，和心心念念盼來的盛裝了。

這年的年夜飯，是我做的。

母親想幫忙，被我按在沙發上：“您今天就負責吃。”

她笑著嗔怪：“你做的能有我好吃？”但還是乖乖坐著，眼睛卻一直往廚房瞟。

我做了六個菜：一條清蒸魚，一盤白灼大蝦，一盤清炒勺菜，一盤涼拌木耳，一碗紅燒肉，還有父親愛吃的花生米。

這年的年夜飯已不再全是鹵煮的肉，多了些清淡的菜式。

一家人圍坐在飯桌前，看著春晚，聽著噼噼啪啪的鞭炮聲，這一年的春節，便有了儀式感。

今年，又是一個馬年。

父親老了，母親也老了。那個曾經騎著二八大杠購買年貨的男人，如今走路需要拄著拐杖；那個在灶臺前忙得腳不沾地的女人，如今做飯時總要歇上幾歇。

年前回了一趟老家。老家的院子還在，那棵老槐樹也在。柴火灶拆了，改成了煤氣灶。小方桌還在，早已斑駁不堪。

回到家里，已到了年關。

城里的年，和農村不一樣。沒有臘月二十三就開始的忙活，沒有滿院子的硫磺味，沒有房梁上掛著的肉籃子。

年貨是手機上買的，動動手指，一兩個小時就送到家門口。不用蒸夠吃到十五的饅頭，樓下超市初二就開門。不用掛在墻上凍肉，冰箱里什么都有。

父親有些不習慣。臘月二十八那天，他坐在沙發上，看著我在手機上劃拉，問：“這就置辦完了？”

“完了。”我說，“明天再買點新鮮蔬菜就行。”

他“哦”了一聲，沒再說話。

我知道他想說什么——在老家，這時候正該是最忙的時候。

今年的年夜飯，和2014年那桌年夜飯清單了許多。

飯桌上的話題，再不是今年的收成、誰家的豬殺了多少肉。父親說起老家誰誰去世了，誰誰家又蓋了新樓，誰誰發了財。母親念叨著老姐妹們的近況，誰家閨女嫁了，誰家添了孫子。

那些曾經鮮活的人和事，隔著城市與鄉村的距離，都成了電話里的消息，一年比一年稀疏。

我們還談起了現在的孩子們。說手機毀了一批人，也成就了一批人。

末了，我說道：“現在的孩子都這樣，哪像我們小時候，沒啥吃的玩的，放放鞭炮就是最大的樂趣。盼著過年時，恨不得把一年的肉都吃了。”

我們都笑了。笑著笑著，有些沉默。

因為政府的禁令，窗外的煙花不見了，城市顯得冷冷清清，少了過年的氣氛。遠處偶爾有幾聲零星的響動，轉瞬即逝。

吃飯時，手機響了，是老家的堂哥發來的視頻。

他還在農村，正和家人喝酒。鏡頭掃過桌子，滿滿當當的硬菜，紅燒肘子、糖醋鯉魚、燉老母雞……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樣。堂哥喝得臉紅紅的，大聲說：“兄弟，明年回來過年吧！老院子都翻新了，家里裝了空調，熱乎著呢！”

我應著：“好，明年一定回。”

關了視頻通話，思緒又回到了農村，想起了四十年前的那個除夕夜：父親放完鞭炮回來，拍拍身上的紅紙屑，坐在小方桌前，倒上一杯酒，滿足地嘆一口氣。

那時候的他，才五十出頭，頭發還是黑的，胳膊還有力氣，能把一百斤的糧食袋子扛上肩。如今，八十多歲的身體，被歲月壓得微微佝僂。

在飯桌上，父親以征求的語調說，明年是不是回老家過年。

我隨口應了一聲。

其實我知道，就算明年回去，也回不到那個“年”了。

老院子還在，破舊了許多；老槐樹還在，枝丫粗壯了許多；小方桌還在，但圍坐的人變了；滿桌子的鹵煮肉還能做，但做肉菜的人老了。

那個以吃為主、以土地為根的年，已經隨著父親的背影，漸行漸遠。

可年還在。

它從農村遷到了城市，從小方桌遷到了餐桌，從父親的肩膀遷到了我的肩頭。

年夜飯的菜式變了，但一家人坐在一起的溫暖沒變；年貨置辦的方式變了，但對“好好過年”的那份心思沒變；連吃都變得節制了，可那份節制的背后，是我們終于可以不為吃而發愁的底氣。

父親吃完最后一口飯，放下筷子，說：“明年別做這么多了，吃不了。”

我說：“好。”

他又說：“過年嘛，意思到了就行。”

我說：“嗯。”

四十年前的那個孩子，終于長成了當年父親的模樣——操心著年夜飯做什么，惦記著老人的身體，盤算著明年該怎么過年。

時代在變，年味在變，但有些東西，大概永遠不會變。比如團圓。比如惦記。比如，無論走到哪里，總要回到那桌飯前，總要回到那盞燈下。

新年的鐘聲快敲響了，因為禁放煙花爆竹的緣故，沒有。噼噼啪啪的鞭炮聲。

隔著窗戶看著外面的街景，除了冷清，還是冷清。

年的變遷——廣西篇

十年前，我的父親是騎著摩托車帶我回老家過年的。

記憶里的那個畫面，至今依然清晰：凜冽的寒風中，我裹在父親身后，像一只蜷縮的雛鳥，雙手緊緊攥住他腰間早已磨得發亮的皮帶。身前是父親寬厚的后背，身后是綁得結結實實的蛇皮袋，里面裝著我們在城里攢下的一年的辛勞，還有給爺爺奶奶買的布料和吃食。

那時的回家路，是一場漫長的苦旅。從廣東到廣西，三百多公里的國道，我們要騎上一整天。一路上塵土飛揚，偶爾有同樣騎著摩托的老鄉從身邊呼嘯而過，大家來不及打招呼，只匆匆點個頭，便又各自消失在漫天的灰黃里。

那是2014年，馬年春運，全國有超過60萬人的“摩托大軍”，在寒風中書寫著屬于那個時代的遷徙史詩。

十年，不過是中國歷史長河里的一朵浪花。但就是這十年，改變了我回家的方式，也改變了中國人過年的模樣。

今年，又是一個馬年。我開著新買的新能源車，載著妻兒，從廣州出發，一路向北。

車載導航實時播報著路況，高速服務區里，一排排充電樁整齊排列，手機一掃，半小時就能補充三百公里的續航。

當年父親騎行一天的路程，如今我只用了四個小時。沿途的服務區里，再難見到那種鼓鼓囊囊的編織袋和塑料桶——它們早已被“快遞進村”的物流網絡替代，年貨和行李提前寄回了家，我們只帶著輕松的心情上路。

車窗外的風景飛速后退，兒子在后座看著動畫片，妻子用手機預訂著老家的年夜飯。我突然想起父親說過的一句話：“那時候回家，是為了活著；現在回家，是為了生活。”

這句話，或許正是這十年變遷的最好注腳。

當我們推開老家的門，撲面而來的不只是親人的笑臉，還有年夜飯桌上悄然發生的變化。

記憶中的年夜飯，是一場關于肉食的“軍備競賽”。

臘月二十幾，父親就要開始忙活：殺年豬、腌臘肉、炸丸子、燉肘子。

到了除夕夜，桌上必定是雞鴨魚肉堆得滿滿當當，青菜只是點綴，甚至被戲稱為“看菜”——只看不吃。母親總說：“一年到頭了，得吃頓好的。”

那個“好”字，約等于“肉”。

可今年的年夜飯，變了。

妹妹從城里帶回了一箱低度果酒，說是“微醺剛剛好”。弟弟負責買菜，清單里多了西蘭花、蘆筍、荷蘭豆這些我小時候聽都沒聽過的蔬菜。母親照例做了她的拿手紅燒肉，但這次只做了小份，擺在桌子中央當個“意思”。真正的主角，是清蒸鱸魚、白灼蝦、涼拌秋葵，還有一大盆色彩斑斕的蔬菜沙拉。

父親夾起一塊紅燒肉，又放下，笑著說：“不敢多吃了，血脂高。”然后轉頭去盛了一碗雜糧飯——米飯里摻了糙米和紫薯，說是“控糖”。

這一幕讓我有些恍惚。曾幾何時，過年意味著“放開吃”，意味著“不醉不歸”。而如今，健康成了關鍵詞，養生成了新時尚。

數據顯示，2026年年貨節期間，低度酒銷量同比增長超過200%；而在無數家庭的餐桌上，蔬菜占比正在悄悄逼近甚至超過40%。

更讓我感慨的，是酒桌氣氛的變化。

我是喝過“拼命酒”的。十年前的春節，走親訪友必備的節目就是喝酒。長輩敬完晚輩敬，白酒喝完換啤酒，不喝到吐就是“不夠意思”，就是“看不起人”。

那時的酒桌，像戰場。每個人都身披鎧甲，用酒量證明誠意，用醉態表達熱情。

而今年春節，幾個發小聚在一起，帶來的卻是青梅酒、桂花釀，還有茶味啤酒。

大家圍坐在一起，倒上一小杯，慢慢抿，慢慢聊。有人提議“走一個”，沒人再喊“干了”，都是“隨意隨意”。

聊到夜深，酒還剩大半瓶，人卻都清醒。

散場時，有人笑著說：“這樣挺好，明天還能帶孩子去公園。”

“不勸酒”這三個字，背后是一種更深的文明自覺。它意味著，我們終于開始尊重彼此的邊界，開始理解真正的熱情不需要用傷害來證明，開始接受“微醺”比“爛醉”更接近幸福。

還有“光盤行動”。

往年正月里，家里剩菜能吃到初七。今年年夜飯，父母張羅著做一頓。妹妹說：“媽，別做太多，夠吃就行，剩了浪費。”

母親愣了一下，笑了：“你們現在城里人，毛病真多。”但還是少做了兩個菜。

吃完飯，妹妹拿出準備好的打包盒，把剩下的菜分裝好，讓母親放進冰箱。母親看著那幾個整整齊齊的盒子，嘟囔了一句：“倒也清爽。”

這一刻我忽然意識到，真正的改變，不是標語口號，不是強制規定，而是潤物細無聲地融入每一個日常。它發生在年輕人在超市貨比三家選擇“光瓶酒”的理性里，發生在高速服務區井然有序的充電隊列里，發生在“快遞進村”后不再需要肩挑背扛的從容里，發生在每一個人開始認真對待自己的身體、對待糧食、對待他人的邊界感里。

有人說，年味變淡了。可我倒覺得，年味從未變淡，它只是換了模樣。

過去的年味，是用繁復的儀式堆積起來的：穿新衣、放鞭炮、大魚大肉、不醉不歸。

過去的年，它在物質的匱乏中，靠著一年一度的鋪張，給生活鍍上一層金邊。

而如今的年味，是從容的、克制的、健康的。它不再需要用吃撐來證明豐盛，不再需要用喝醉來證明真誠，不再需要用疲憊來證明團圓。

它從一個“向外求”的節日，變成了一個“向內看”的節日。

從摩托大軍到高鐵飛馳，從滿桌葷腥到青素養生，從拼命勸酒到微醺悅己——這十年，改變的何止是過年的方式？改變的，是我們看待自己、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們終于有底氣從“活著”走向“生活”，從“給別人看”走向“讓自己舒服”，從“物質的狂歡”走向“精神的滋養”。

窗外，煙花在夜空綻開，又悄然消散。

兒子跑過來拉著我的手：“爸爸，明年過年我們還開車回家嗎？”

我摸摸他的頭：“當然回。不過那時候，可能就坐上無人駕駛的車了。”

我們都笑了。

新年中國，正在以一種更文明、更從容的方式，走向每一個春天。

而中國新年，正在每一個細節里，悄悄生長出屬于這個時代的新模樣。

年的變遷——湖南篇

我生于1968年，湖南益陽的一個小村子。

那個年代出生的人，大概都有一個共同的記憶：餓。不是沒吃飽的那種餓，是真正意義上的、刻在骨子里的饑餓。三年困難時期剛過，匱乏像資江里的水霧，彌漫在生活的每個角落。我記事的時候已經是七十年代初，日子好了一些，但“吃”依然是整個童年最核心的主題。

臘月二十四，過小年。湖南人過小年比北方晚一天，叫“過小年夜”。

母親會從柜子深處掏出一個小布包，里面是攢了一年的糖票、肉票、布票。那些花花綠綠的票證，比錢還金貴。

父親拿著票證去公社供銷社排隊，往往天不亮就走，天黑透了才回來。帶回的東西，用草紙包著，麻繩系著，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一刀豬肉、一包白糖、幾斤花生、兩掛鞭炮、兩張紅紙——這就是一個農家一年的“積蓄”在過年時的集中兌現。

真正的儀式，從臘月二十八開始。

老屋的灶屋里，支起一口大鐵鍋，柴火噼啪作響，煙囪里冒出青灰色的煙，飄過屋后的竹林，飄過冬天的水田。母親系著那條洗得發白的藍布圍裙，在灶臺前忙得腳不沾地。

蒸糍粑，是頭等大事。

糯米是自家田里種的，早就浸了一天一夜，瀝干了水，裝進木甑里，架在大鍋上蒸。

灶膛里的火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弱，得剛剛好。

母親時不時揭開甑蓋，用筷子戳一戳，看看糯米的軟硬。等糯米蒸透了，冒著熱氣倒進石臼里，父親早就卷起袖子等著。兩個人，一根大木杵，你一槌我一槌，把糯米捶得又黏又糯。

我和弟弟守在旁邊，眼巴巴地看著，母親會揪一小團熱糍粑，蘸上白糖塞進我們嘴里。那味道，至今還記得——軟糯、滾燙、甜到心里，是過年前夕特有的滋味。

打完糍粑，還要炸肉丸、炸油豆腐、做臘肉。

那些吃食在油鍋里翻滾，發出滋滋啦啦的聲響，香氣飄出老遠。隔壁三嬸家的孩子趴在門檻上望，母親會端一小碗送過去。

那時候，誰家炸了丸子，半個村子都能聞到；誰家殺了年豬，左鄰右舍都要分上一塊。年的滋味，是分享的滋味，是在匱乏中彼此幫襯的滋味。

除夕夜，終于來了。

天還沒黑透，父親就讓我去放炮。

那時候的鞭炮是拆開來賣的，一掛一百響，舍不得一次放完，要拆成單個的，揣在兜里，一個一個點。我舉著一根點燃的香，小心翼翼地去夠炮捻子，捻子哧哧冒著火星，然后“啪”的一聲脆響，在夜色里炸開一團小小的光亮。

父親站在階基上看著，臉上難得露出笑紋。

年夜飯上桌了。

八仙桌抬到堂屋中央，四條長凳各就各位。桌上擺著一年到頭最豐盛的飯菜：一碗紅燒肉，一碗燉土雞，一條紅燒鯉魚，一碗臘味合蒸，一盆蘿卜燉骨頭，還有母親最拿手的炸藕合。

每一道菜都是雙份，因為要先敬祖宗。

父親點燃三炷香，恭恭敬敬地插進香爐，然后領著全家人磕頭。母親在一旁念叨：“爺爺奶奶，老祖宗，回家過年了，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保佑細伢子們有出息……”

我跪在蒲團上，偷偷抬眼去看墻上的相框。那些泛黃的黑白照片里，是我從未見過的祖輩。他們隔著歲月的煙塵，沉默地看著我們。

年幼的我并不真正懂得祭祖的含義，只覺得那一刻的堂屋格外莊重，連呼吸都要放輕些。

終于可以吃了。

那時候吃飯是有規矩的。長輩不動筷子，細伢子不能先吃；好菜要擺在長輩面前，細伢子不能伸長了胳膊去夠；夾菜只能夾自己跟前的，不能滿碗扒拉。但規矩歸規矩，母親的筷子總會趁人不注意，把最好的一塊肉夾進我的碗里。我埋頭扒飯，吃得滿嘴流油。一年里，只有這一頓飯，能把白米飯吃得這么香，能把肉吃得這么暢快。

吃完飯，是守歲。

那時還沒有電視，沒有春晚，一家人圍坐在火塘邊，嗑著瓜子花生，說著閑話。

火塘里的蔸根火紅彤彤的，燒得噼啪響，映著每個人的臉。

父親抽著旱煙，講他年輕時去華容挑堤的事；母親納著鞋底，和來串門的嬸子拉著家常。我和弟弟困得東倒西歪，卻硬撐著不肯睡，等著午夜的那一頓餃子——雖然湖南人更習慣吃年夜飯，但母親是北方人，家里便有了半夜吃餃子的規矩。

餃子端上來的時候，已經是后半夜了。

白菜豬肉餡的，皮薄餡大，咬一口，湯汁在嘴里爆開。母親會往餃子里包一枚硬幣，誰吃到了，這一年就有好運氣。我和弟弟為了那枚硬幣，能吃下兩碗餃子，撐得肚子滾圓。

大年初一，天還沒亮，鞭炮聲就此起彼伏響了起來。

穿上母親做的新棉襖，兜里揣著嶄新的壓歲錢——一毛兩毛，偶爾有五毛，那簡直是巨款。

跟著父親去拜年，走過一條條田埂路，邁進一個個堂屋，喊著“伯伯嬸嬸過年好”，兜里就多了一把糖，一把花生，有時還有幾片發餅。那些糖塊，硬得能把牙咯掉，卻甜得能讓人記一輩子。

那時候的年，是土地的節日，是莊稼人的節日，是匱乏年代里最盛大的犒勞。一年的辛勞，全靠著這半個月的吃，來補充虧空的身體；一年的盼頭，全靠著這半個月的熱鬧，來照亮三百多個平凡的日子。

1985年，我十七歲，跟著村里的年輕人去廣東打工。

那是改革開放的第七年，城市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著無數像我一樣的湖南伢子。

建筑工地、制衣廠、玩具廠，哪里需要力氣，哪里就有我們的身影。

每個月發了工資，留下生活費，其余全部寄回老家。父母在信里說，家里的日子好過了，糧票取消了，肉也吃得起了。

但過年，還是要回。

綠皮火車，是最深的記憶。臘月里的廣州站，人山人海，擠得密不透風。扛著蛇皮袋，拎著塑料桶，擠過檢票口，擠上天橋，擠進車廂。

車廂里塞滿了人，過道、座位底下、廁所門口，全是人。空氣污濁，氣味復雜，但沒有人抱怨。每個人的臉上，都寫著同一個詞：回家。

那時候的火車，比牛車還慢。從廣州到長沙，要開二十多個小時。沒有座位的時候就站著，站累了就蹲著，蹲累了就坐到蛇皮袋上。瞌睡了就趴在蛇皮袋上瞇一會兒。

窗外是漆黑的夜，偶爾經過一個小站，能看到站臺上昏黃的燈光和同樣擁擠的人群。

車廂里的陌生人，很快就成了熟人。你吃一口我的發餅，我喝一口你的水，聊著各自的老家，聊著廠里的活計，聊著一年的收成和來年的盼頭。

那時候，回家是一種苦。但那種苦里，有最真實的甜。

九十年代，我結了婚，有了細伢子。為了省錢，摩托車代替了綠皮火車，成為新的回家方式。

臘月二十八，天不亮就從廣東出發。妻子坐在后座，雙手緊緊抱著我的腰，細伢子被裹得嚴嚴實實，擠在我們中間。

三百多公里的國道，要騎上一整天。

寒風像刀子一樣割在臉上，手腳凍得失去知覺，但心里是熱的。一路上，能遇到成群結隊的摩托車，都是從廣東回湖南、回廣西、回貴州的老鄉。大家默默騎行，偶爾按一聲喇叭，算是問候。

進了湖南地界，路邊的風景越來越熟悉。過了郴州，過了衡陽，過了湘潭，離益陽越來越近。

那時候的回家路，是肉體的考驗，也是意志的較量。

但到了村口，看到父母站在老槐樹下張望的身影，所有的辛苦都煙消云散。

2000年之后，日子越來越好了。摩托車換成了面包車，面包車換成了小轎車。

火車越來越快，高鐵通到了長沙。父母漸漸老了，頭發白了，背也駝了。

2014年，我把父母接進了長沙。

他們是不愿意來的。故土難離，老屋、老鄰居、老黃狗，都是割舍不下的牽掛。但身體不允許了，父親的腿腳越來越不利索，母親的高血壓需要經常復查。好說歹說，總算同意了。

進城的那天，父親一直回頭看。車子開出村子，開出鎮子，開出縣界，他還在看。我知道他在看什么——在看那幾間老屋，在看那片他耕了一輩子的田，在看他自己的一生。

今年，又是馬年。我五十八歲了。

早上起來，去家門口的生鮮市場買菜。不用票證，不用排隊，手機一掃，什么都買得起。

菜市場里，雞鴨魚肉、時令蔬菜、南北干貨，應有盡有。我買了條鱖魚，買了些蝦，買了把紅菜薹，買了些冬筍，最后想了想，又割了一斤五花肉——給父親做毛氏紅燒肉。

回到家，母親已經坐在客廳里等著。她今年八十多了，耳朵有些背，眼神也不如從前，但精神還好。看見我進門，問：“買么子菜啦？”

我說：“買了鱖魚，買了蝦，還有您愛吃的紅菜薹。”

她點點頭，又說：“給你爸做紅燒肉了啵？”

“做了，買了五花肉。”

她滿意地笑了。

廚房里，我開始忙活。五十八歲的兒子，給八十多歲的父母做年夜飯。

洗菜、切菜、炒菜，每一個動作，都帶著這些年積累的經驗。

紅菜薹要掐最嫩的尖，冬筍要先焯水去澀味，鱖魚要蒸八分鐘，燜兩分鐘。這些都是母親教我的，如今我用它們，做給母親吃。

父親從房間里出來，慢慢走到廚房門口，扶著門框看我忙活。看了一會兒，說：“刀工還闊以，比你媽強。”

母親在客廳聽見了，大聲說：“我做了幾十年飯，你呷了幾十年，現而今倒嫌我刀工不好噠！”

我們都笑了。

年夜飯上桌，六菜一湯。毛氏紅燒肉擺在父親面前，清蒸鱖魚擺在母親面前。父親夾起一塊肉，放進嘴里，慢慢嚼著。嚼了很久，說：“還闊以。”

這是他一貫的評價標準。“還闊以”就是好吃，“馬馬虎虎”就是一般，“將就呷”就是不好吃。

今天這頓飯，得了最高分。

飯桌上，話題不再是收成，不再是豬喂了多重，不再是明年種么子。父親說起老家的誰誰走噠，誰誰家細伢子考上大學噠，誰誰把老屋賣噠去縣城買房噠。

而母親，則說起老姐妹們的近況，誰誰腿腳也不行了，誰誰被兒女接走噠，誰誰還在村里守著。

那些熟悉的名字，越來越稀疏；那些熟悉的面孔，越來越模糊。

兒子在手機上和女朋友視頻，兩個人商量著明天去哪里耍。

他今年二十七歲，在麓谷一家互聯網公司上班，每天坐地鐵通勤。他從未經歷過綠皮火車的擁擠，從未體會過摩托車的寒風，從未見過糧票和肉票。過年對他來說，是七天假期，是朋友聚會，是搶紅包。

父親看著孫子，說：“現而今的年輕人，享福噠。”

我說：“是啊，咱們那時候，哪敢想這些。”

父親點點頭，沉默了一會兒，又說：“不過，他們也不曉得咱們那時候的好噠。”

我知道他說的“好”是么子。是除夕夜里圍坐火塘的溫暖，是大年初一滿村子拜年的熱鬧，是一家人擠在老屋里看煙花的團圓。

那時候雖然窮，但人和人近，心和心貼。

那時候的年，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唯一能把所有人聚在一起的日子。

如今，聚在一起越來越難了。兒子明天要去女朋友家拜年，后天約了同學聚會，大后天就要回麓谷上班。

這個家，真正完整坐在一起的，也就這一頓飯的工夫。

飯后，母親坐在沙發上看春晚。她看不大懂了，那些年輕的面孔，那些熱鬧的歌舞，離她的世界太遠。但她還是認真地看著，時不時問一句：“咯是哪個？”“唱嘅么子歌？”

父親早早就躺下了。臨睡前，我進去給他倒水，他拉著我的手，說：“明年，我想回老家過年。”

我說：“行，明年咱回去。”

他又說：“回去看看老屋，看看你爺爺奶奶的墳，看看村里的老伙計們。再不回去，就看不著噠。”

我說：“好，明年一定回。”

他松開手，轉過身去，睡了。

我站在床邊，看著他的背影。這個背影，曾經是那么寬厚、那么有力。它曾背著我走過十幾里的山路去鎮上，曾在寒風里為我擋住摩托車的冷，曾在無數個清晨扛起鋤頭走向田野。如今，它佝僂了，單薄了，像一片被歲月風干的葉子。

關上門，回到客廳。

窗外，煙花還在綻放。那些絢爛的光，轉瞬即逝，像極了這些年流走的歲月。

我在沙發上坐下，給自己倒了一杯安化黑茶。茶葉在杯子里慢慢舒展，像回憶慢慢鋪開。

五十多年的人生，從農村到城市，從匱乏到富足，從細伢子到父親再到細伢子的父親。年，是這一切變遷的見證者。

1968年，我出生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那時候，年是盼頭，是念想，是一年中最奢侈的幾天。

1985年，我第一次離家去廣東打工。那時候，年是歸途，是團圓，是千辛萬苦也要回去的地方。

2000年，我有了自己的家。那時候，年是責任，是傳承，是努力給細伢子一個比我更好的年。

2026年，五十八歲的我，坐在長沙的客廳里，陪著八十多歲的父母過年。這時候，年是陪伴，是珍惜，是每一次相見都可能成為最后一次的惶恐。

年變了，我也變了。但年還在，我還在。

這就夠了。

茶涼了，我起身去續水。經過兒子的房間，聽到他還在和朋友聊著語音。那些年輕的笑聲，穿過門縫，飄進客廳，和電視里的歌聲混在一起。

母親靠在沙發上，睡著了。春晚還在繼續，主持人在說著祝福的話。我輕輕走過去，給她蓋上一條毯子。

窗外的煙花，漸漸稀疏了。新的一年，真的來了。

五十八年，五十多個年。每一個年都是一站，每一站都有人上車，有人下車。上車的是新的希望，下車的是舊的時光。而我，還在車上，繼續往前走。

不知道明年的年，會在哪里過。但無論在哪里，只要一家人還在，只要父母還在，只要兒子還在，年，就還是那個年。

新年的鐘聲響了。

我站在窗前，對著夜空，在心里默默地說了一聲：過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