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9年秋天，北平正是金風送爽的時節(jié)，開國大典的腳步聲越來越近。
就在中南海的一處庭院里，上演了一出頗為有趣的“君臣對戲”。
那會兒，朱光已經定下來要去廣州當副市長，正陪著朱德總司令在院子里遛彎兒。
兩人聊得熱火朝天，冷不丁迎面撞上了毛主席。
見到主席，朱光心里那個美，大大咧咧地就迎上去問好。
誰知毛主席腳下一頓，眼神在他身上掃了好幾圈，擺出一副完全陌生的架勢，反問了一句：“你是誰呀？”
朱光一聽就樂了，下巴一揚，底氣十足地回道：“本人，朱光！”
毛主席這才收起嚴肅的表情，笑罵道：“好小子，原來是你個朱光，眼里還有我嗎？”
朱光接話接得那是相當順溜：“瞧您說的，現如今中外誰不知道您的大名，哪能不認識！”
幾句話下來，場面立馬熱乎了。
毛主席童心大起，故意板起臉“找茬”：“既然認得我，怎么光圍著朱老總轉？
也不過來瞧瞧我？”
這話要是擱在別人耳朵里，怕是得嚇出一身冷汗，趕緊檢討自己是不是不懂規(guī)矩。
可朱光是個不按常理出牌的主兒，他拋出了一個讓在場人都驚掉下巴的理由：
“那是因為我跟總司令是一個老祖宗，都姓朱，我們這是搞宗派、立山頭呢！”
這就叫語不驚人死不休。
在當時那個節(jié)骨眼上，“宗派”、“山頭”可是碰不得的敏感詞。
可偏偏毛主席聽了，不但沒動氣，反倒跟朱老總一塊兒樂得前仰后合。
笑罷，毛主席還不忘補上一刀：“你就不怕我把你給甩腦后去？”
朱光把胸脯一拍，篤定地說：“您肯定忘不了我！”
這就讓人納悶了，朱光哪來的底氣敢跟毛主席這么逗悶子？
他又憑啥認定主席心里肯定有他一號？
把這事兒掰開了揉碎了看，里頭其實藏著兩段過往：一段是“閻王爺手里搶命”，一段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先嘮嘮這撿回一條命的事兒。
朱光能全須全尾地活到1949年，那簡直就是奇跡。
可以說，他的腦袋，是靠自己那一雙手給“贖”回來的。
把日歷翻回到1932年，那會兒朱光還是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的秘書長。
鄂豫皖蘇區(qū)第三次反“圍剿”打輸了，部隊撤下來開小河口會議。
會上那是烏云壓頂，大伙兒心里都憋屈。
面對張國燾那套瞎指揮，多數人敢怒不敢言，選了閉嘴。
可朱光是個直腸子，當場就站出來唱反調，還提了一堆怎么改進的建議。
這一下子算是捅了馬蜂窩。
張國燾那是什么脾氣？
那是聽不得半個“不”字的主兒。
朱光這一開炮，立馬就被張國燾記恨上了。
會還沒散，朱光頭上的烏紗帽就摘了，直接關進了號子。
等到紅四方面軍被迫長征的時候，朱光的身份已經從秘書長變成了階下囚。
大冷的天，寒風像刀子一樣刮，他戴著冷冰冰的手銬，深一腳淺一腳地跟著隊伍挪。
那時候，不少人都覺得朱光這回是徹底交代了。
畢竟張國燾搞清洗那是出了名的狠，多少比朱光官大、功勞高的人，說沒就沒了。
可怪事兒來了，張國燾愣是一直留著他的命。
咋回事？
難道是張國燾忽然發(fā)善心了？
那絕對不可能。
這事兒得往張國燾那個“實用主義”的小算盤上想。
巧了，朱光就是這種打著燈籠都難找的“寶貝”。
這朱光來頭不小，是南宋大儒朱熹的后代，打小書讀得多，早年還拜過語言學大師王力為師。
最要命的是，他會畫畫，能給部隊畫出精準的行軍圖。
在張國燾眼里，殺個朱光跟捏死只螞蟻一樣簡單，可要是宰了他，上哪兒再去找這么個能搞宣傳、又能畫地圖的全能人才？
于是，張國燾做了一個冷血但又精明的決定：命給你留著，黨籍開除，手銬戴上，你就當個“高級苦力”跟著干活吧。
所以長征路上就有了這么一景：一隊隊紅軍路過，瞅見那個背著大包袱、戴著鐐銬的人，都忍不住驚呼：“快看！
那不是朱光秘書長嗎？
原來還沒死啊？”
這一熬，就是整整三個年頭。
朱光肚子里的才華，硬是成了他的保命符。
一直撐到1936年11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朱光這才算熬出了頭，摘了手銬，恢復了黨籍。
如果說這段“生死劫”讓朱光活了下來，那后面這段“知音緣”，就是他敢跟毛主席插科打諢的資本。
1938年在延安，毛主席去看話劇《血祭上海》。
臺上那個演得撕心裂肺、讓人跟著掉眼淚的演員，不是別人，正是朱光。
毛主席看戲看進去了，對朱光的演技那是贊不絕口。
后來有人提議辦個魯迅藝術學院，毛主席腦子里第一個蹦出來的人選就是朱光，點名讓他去當秘書長。
毛主席愛才，尤其稀罕這種懂詩書、有靈氣的才子。
這倆人關系鐵到啥程度？
有個“搶書”的段子特別有名。
有一回，青年作家殳宭給毛主席送了幾本莎士比亞的原著和一些字帖殘片。
這東西在延安那可是稀罕寶貝。
毛主席還沒來得及細品呢，正趕上朱光來串門。
朱光那是個書癡啊，一瞅見莎士比亞，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
二話沒說，上手就要往懷里揣。
這要是換個人，早就被批沒大沒小了。
可毛主席也是個愛書如命的主兒，瞅見朱光跟自己搶，反倒覺得有意思。
兩人跟小孩似的爭了一通，最后毛主席還是大方，把書讓給了朱光。
所以1949年那次碰面，朱光去主席書房時，毛主席才會笑著調侃：“好你個朱光，這回又想來搶書是不是？”
一個“又”字，把兩人這十幾年的交情，全給抖落出來了。
不過那次見面，朱光沒再“搶書”，而是討了一幅墨寶。
因為他馬上要扛起一副重擔——南下廣州。
臨走的時候，毛主席特意寫了一首詩送他，還囑咐了一句后來被朱光當成座右銘的話：
“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團結在一起，將南方工作做好，這是我的希望…
這哪是簡單的贈言，分明是沉甸甸的政治托付。
廣州那是啥地方？
祖國的南大門，情況錯綜復雜，舊社會的爛攤子還沒收拾干凈。
點將朱光，毛主席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在廣州當家的這11年，朱光把當年的才情和那股子韌勁，全用在了治理城市上。
他沒把自己當官老爺，而是把自己當成老百姓的“勤務兵”。
他兩袖清風，公家的賬算得清清楚楚，一分錢都不亂花。
他就像當年畫行軍圖一樣，用腳板丈量著這座城市。
大到建工廠、修學校醫(yī)院，小到清理臭水溝、整治街道衛(wèi)生，他都要親自盯著干。
1965年，又去了安徽當副省長。
1969年，朱光走完了他這跌宕起伏的一生，終年63歲。
少年時候，他是朱熹的后人，滿身書卷氣；青年時候，他是敢講真話的硬骨頭，是戴著鐐銬走完長征的“囚犯”；中年時候，他是毛主席的詩友，是一方水土的守護者。
那個在1949年中南海院子里，敢跟毛主席開玩笑說“搞宗派山頭”的朱光，其實心里跟明鏡似的：
所謂的“山頭”，在共同的信仰和過命的交情面前，那就是過眼云煙。
真正讓他被毛主席惦記，被歷史銘記的，永遠是那一顆滾燙的赤子之心，和那份在絕境里也沒丟掉的風骨與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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