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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強出獄后,見到周總理哭訴:我這輩子再也沒有臉去見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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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開春,北京西直門那塊兒。

      一輛不起眼的吉普車停在了中南海南門,車上下來個頭發花白的老頭。

      他那兩只手在褲腿上蹭來蹭去,滿手心的汗,兩條腿沉得跟墜了大石頭似的,邁不開步。

      大門敞開,周恩來起身相迎。

      這稱呼聽著挺別扭——一邊叫“總理”,一邊喊毛澤東“大哥”。

      其實論輩分,一點毛病沒有。

      血緣上,他是毛澤東的親表弟;在學校,他是周恩來的得意門生;論同學,他和林彪那是睡上下鋪的兄弟。

      翻遍整個現代史,能抓到這么一手“通天”好牌的人,兩只手都能數過來。

      結果咋樣?

      這手牌讓他打得稀碎。

      在功德林那個特赦所里,他足足蹲了二十六個年頭,等到最后一批才重獲自由。

      好多人感慨這是命不好。

      根本不是。

      每一回,他都站在岔路口;每一回,他都因為同一個死腦筋,鉆進了死胡同。

      這個死腦筋,就倆字——“賭氣”。

      咱先把日歷翻回1925年。

      他考上了黃埔軍校第四期。

      就這一嗓子,距離瞬間拉近了。

      過了半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廣州辦喜事。

      周恩來瞅著那字,直夸他筆力硬朗。

      那陣子,他和林彪、周恩壽(周恩來的親弟弟)整天混在一塊兒。

      那時候誰要敢說,這小伙子將來是國民黨的大特務、共產黨的階下囚,打死也沒人信。

      那么,路是從哪兒走歪的?

      在1931年。

      當時他在成都搞地下活動,讓叛徒給點了,進了班房。

      干革命嘛,這事兒常有。

      后來組織上費了老鼻子勁,托了無數關系才把他撈出來。

      按說這是大好事。

      壞就壞在“撈出來”以后。

      是不是已經變節了?

      這種猜忌,在那種白色恐怖的環境下,其實是組織為了自保的本能反應。

      他心里的算盤是這么打的:老子在里面受大刑,差點把命搭進去,出來你們不給戴大紅花也就算了,還防賊似的防我?

      這口惡氣,他咽不下去。

      就在這節骨眼上,冒出個叫廖宗澤的人。

      這人是他老熟人,以前黃埔的同學,現在混成了軍統特務。

      廖宗澤給他吹風:“跟我走得了,何必在那邊受窩囊氣?

      去南京,保準你飛黃騰達。”

      第一條,忍著暫時的委屈,想招兒找上級申訴,把清白證明了。

      這條路難走,慢得要命,還憋屈。

      第二條,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直接跟廖宗澤走人,換個山頭證明自己是塊料。

      他這一抬腿,性質全變味了。

      之前還是“被審查的同志”,這一走,直接坐實了“叛徒”的帽子。

      這一步邁出去,原本攥著的一手好牌,瞬間扔了一半。

      他竄得很快,沒多久就掛上了上校軍銜。

      另一頭,周恩來一直沒忘了他。

      抗戰那幾年,周恩來好幾次托人帶話,甚至發去電報,意思很直白:回來吧,組織需要你,以前的誤會能查清楚。

      這會兒的他,早不是那個二十郎當歲的毛頭小子了。

      局勢他看得透透的,也知道周恩來的分量。

      只要他肯點這個頭,憑他在軍統掌握的情報,回歸之后就算不能官復原職,起碼也能算個“棄暗投明”的大功臣。

      可他還是沒挪窩。

      為啥?

      還是那個“氣”字在作祟。

      一來,他在軍統已經有頭有臉,讓他低頭承認當初“路走窄了”,面子上掛不住;二來,他心里可能琢磨:當年你們對我愛搭不理,現在讓我回去我就回去?

      他鐵了心要把這條道走到黑。

      這一走,就順道走到了1949年1月,淮海戰役的死人堆里。

      聽著挺唬人,其實已經是甕中之鱉,插翅難飛。

      他在永城被俘虜了。

      剛進去那幾個月,管教讓大家寫悔過書。

      別的戰犯心里雖然一百個不樂意,面上都老老實實動筆。

      他不光不寫,還當著管教的面嚷嚷開了:“我寫哪門子檢討?

      要寫也是他們寫!



      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老上級,周恩來是我的老師。

      是他們沒把我教好,該寫檢討的是他們!”

      這話一出口,滿屋子人都驚呆了。

      連同一個號子里的戰犯都覺得這人腦子瓦特了。

      這種狂得沒邊的話,放在哪個朝代,恐怕都是掉腦袋的罪過。

      可有意思的是,共產黨沒殺他,也沒對他上大刑,只是把他晾在一邊。

      這一晾,就是二十多年。

      在高墻大院里的日子,時間過得賊慢。

      外面的消息不斷傳進來:抗美援朝打贏了,土地分完了,原子彈聽響了。

      為啥自己那個“表哥”能干成這番驚天動地的大業?

      他說:“過去我眼里只有個人得失,受不得丁點委屈。

      現在看,這不是個人恩怨的問題,是路走沒走對的問題。”

      這句話,是他跟自己前半生那個“負氣”少年的握手言和。

      他主動管起了圖書室,整理了幾百本馬列著作給難友看。

      他不吵也不鬧,踏踏實實地接受改造。

      這份遲來的清醒,讓他擠進了最后一批特赦名單。

      1975年,當他再次站在周恩來面前時,那句“沒臉見毛大哥”,絕不是客套話,而是刻骨銘心的悔意。



      他終于琢磨透了,在歷史的滾滾洪流面前,個人的那點面子、委屈、意氣,簡直輕得像根羽毛。

      他因為那一丁點“氣”,錯過了整整一個時代。

      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前后腳都走了。

      有人認出他來,想讓他往前提提位置。

      他就站在遠處,深深地鞠了一躬。

      這一躬,跨越了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

      他利用自己的老臉面,拼命呼吁在臺灣的黃埔同學回鄉探親。

      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統一不是喊口號,是我們這輩人欠下的債。”

      收件人欄里寫著:“臺灣·高雄·某某將軍”。

      可惜,他這一輩子,雖說才華橫溢,卻始終沒能算好人生這筆大賬。

      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很殘酷。

      它給過你機會,甚至不止一次。

      但如果你總是盯著自己受的那點委屈,而看不清大勢的走向,那么無論手里抓著多好的牌,最后也只能落得個“無顏相見”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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