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業形態中的算法權力與傳播異化

對于一名外賣小哥來說，只要開始工作，就意味著收到了一道由算法精密計算后給出的考題：他必須在限定時間內完成取餐，不斷與紅綠燈、物業、電梯賽跑，并將餐食及時送到顧客手中。他的工作已不再是單純的送餐，更像是在由數據和代碼構建的空間中展開的一場競速游戲。這就是新就業形態的一個微觀寫照。

　　當算法從輔助性工具逐漸演變成組織勞動的基礎性“媒介環境”時，我們所目睹的，就不只是工作形式的轉變，更是一場涉及權力、人性以及未來的深度變革。從新聞傳播學的視角看，這一變革的核心要點在于算法權力的興起、由此引發的傳播異化現象，以及如何重構一種以人為本的全新治理范式。

　　算法權力的運作與傳播控制

　　算法技術從本質上講，是解決用戶與海量信息供需矛盾的重要工具。但在新就業形態下，它由輔助性工具演變為組織勞動的基礎設施，使算法權力成為新就業形態的核心要素，深度嵌入勞動組織過程。算法不再只是輔助，而是成為“規則制定者”。以外賣平臺為例，從自動規劃配送路線，到精確計算送達時間，再到設定獎懲標準，幾乎全部由算法包辦。只是規則的形成過程對勞動者而言如同“黑箱”：他們無法參與規則制定，也無法完全理解其背后的邏輯。

　　算法的監控功能同樣值得關注。數字平臺可以利用智能設備實現對勞動者的全面監控：無論是網約車司機的駕駛行為數據、外賣騎手的實時定位數據，還是自媒體博主的在線時長數據，都能被平臺實時收集與分析。劉師傅展示著他的滴滴司機端界面說：“急剎車、超速駕駛、頻繁變道等行為都會被記錄，這些數據直接影響評分。分數下降，接單優先級就會降低。”數字平臺監督著勞動者的工作行為，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著他們的工作習慣。

　　算法還通過篩選功能影響勞動者的認知框架。它通過對信息的過濾與呈現，無形中影響勞動者對工作的理解。系統通過算法可以讓某些勞動者優先獲得高價值訂單，也可以通過信息推送使其在接觸特定信息后作出決策。抖音平臺的一位內容創作者分享了她的經歷：“我更新的是家庭教育方面的內容，流量一直不錯。但當系統開始大力推送‘雞娃’類信息時，為了追求流量，我不得不違背初衷停更原內容，轉向‘雞娃’話題。”這種隱形的信息控制，使勞動者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算法預先設定的行為模式。

　　傳播異化與勞動者困境

　　在算法權力深度干預下，新就業形態中的傳播過程出現明顯異化。這不僅影響勞動者的工作效率，更改變了人與人、人與工作之間的關系，最終導致勞動者逐漸迷失自我。

　　一個核心轉變是人機關系的倒置。傳統就業的一個特點是勞動者作為工具的使用者，具有主導地位；而在新就業形態中，算法控制勞動者，使勞動者成為算法系統的執行單元。某電商平臺的頂級主播表示：“為迎合算法推薦機制，我們團隊故意拉長每天的直播時長，設計特定腳本，甚至故意制造戲劇化場景。有時感覺我們好像是在哄算法，不是服務客戶。極端情況下，還會要求用一周時間調整直播風格，以迎合算法偏好和流量風向。”這種長期表演會導致自我異化，屏幕前的“完美分身”與屏幕后的真實自我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傳播行為不再是自我表達，而成了一種服務于算法邏輯的商品化表演。

　　社交互動的工具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在評分系統驅動下，真誠的人際互動常常被功利性的服務交換所取代。騎手趙志剛無奈地說：“上次我在大雨中送餐，有些水進了餐箱。顧客非常不滿意。我一直在門外道歉，甚至主動提出賠償，但這并不是出于責任感，而是因為我害怕差評會影響我的獎金。”“五星好評”的價值可能超過真誠溝通的價值。為了獲得好評，工作人員必須對客戶保持微笑和耐心。這使互動不再是互動本身，而成為獲取積分、避免差評的手段；同事之間也從潛在的合作伙伴變成了評分排行榜上的競爭者。這種基于評分壓力的“表演性服務”，正在重塑服務行業的人際交往模式。

　　理性溝通的算法治理重構

　　面對算法權力引發的傳播異化，我們要建立以人為中心的治理體系。該體系需要以價值重構為核心，依靠權力制衡與多方協作，在算法技術與人文關懷之間找到平衡。

　　價值重構，就是放棄“效率至上”的單一邏輯，轉向“以人為本”的理念。評價一個算法的價值，不能只看它提升了多少效率，更要看它是否充分尊重勞動者的休息權，是否維護勞動者的尊嚴。平臺應樹立超越利潤的社會價值觀。例如，滴滴出行推行的“司機榮譽體系”和“強制休息制度”，既體現了對司機的關懷，也兼顧了運營效率。這種管理模式表明，技術應用與人文關懷并非不可兼得。

　　權力制衡需要通過制度創新來實現，第一步便是保障算法公開透明。《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規則公示指引》規定，平臺在向勞動者公示與其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算法規則的同時，要向勞動者作出解釋說明。比如，某外賣平臺提出“騎手權益月懇談會”，將訂單分配邏輯、計價方法、路線規劃、時間管理四大算法向騎手公開，解釋為什么將訂單分配給他、為什么設定這樣的配送時間等。盡管這只是一次初步嘗試，但已收到不少建設性反饋。此外，算法治理的民主機制也很重要，應設立由平臺企業、勞動者、行業專家及法律人士構成的算法治理委員會，共同參與重要規則的制定與評估。

　　算法治理單靠平臺自我約束并不夠，還要形成“政府—平臺—社會公眾—勞動者”多元協作的治理網絡。政府需要出臺更具人性化的法律法規，劃定算法行為的紅線；平臺要坦誠接受社會監督，主動發布社會責任報告；社會公眾要實事求是，關注勞動者的實際處境，發揮輿論監督功能。如此，才能構建制衡技術權力的治理生態。

　　新就業形態的發展，是數字技術進步的重要表現。我們在享受技術帶來便利的同時，更要關注技術背后人們的命運。算法可以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但不能成為束縛勞動者的鎖具；數字平臺可以是人們創造價值的競技場，絕不能成為將個體隔絕開來的“數字圍城”。要在技術創新與人文關懷之間實現平衡，需要政策制定者的遠見、平臺企業的責任和社會公眾的支持，更需要勞動者自身的參與。只有勞動者的價值被認可、尊嚴受尊重、發展空間有保障，新就業形態才能真正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在這種技術創新與人文關懷相互平衡的治理體系下，算法仍是算法，員工仍是核心，傳播也將再現其聯結人心的力量。

—— EDN ——

　　作者章明亮，寧波財經學院講師。內容來自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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