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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2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我就在一個房子里,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這話不是隨口說說。
寧都會議后,這位曾經(jīng)指揮紅軍三次反"圍剿"大獲全勝的軍事統(tǒng)帥,被剝奪了兵權,成了沒人敢接近的"木菩薩"。
誰能想到,就是這段"鬼都不上門"的至暗時刻,成了他人生最大的考驗,也成就了后來的歷史轉(zhuǎn)折。
1927年9月,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帶著不到一千人上了井岡山。這個決定,當時看就是"逃跑"。
中央的指示很明確:攻打長沙這樣的大城市,奪取政權。毛澤東偏不聽,帶著隊伍往山里鉆。理由也簡單——敵人太強,硬碰硬就是送死。
中央負責人瞿秋白大為惱火。中國革命形勢"不斷高漲",你居然往山溝里跑?會議當場決定:開除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但毛澤東不管這些。
他在井岡山搞起了"農(nóng)村包圍城市",創(chuàng)建根據(jù)地,發(fā)展游擊戰(zhàn)。"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打得國民黨軍隊暈頭轉(zhuǎn)向。
1929到1931年,在毛澤東和朱德的指揮下,中央蘇區(qū)連續(xù)粉碎了國民黨軍三次"圍剿"。每次都是以少打多,以弱勝強。紅軍從幾千人發(fā)展到幾萬人,根據(jù)地越來越大。
戰(zhàn)績擺在那兒,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當選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同時還擔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紅軍總政委、蘇區(qū)中央局代理書記。
看上去風光無限。
但問題也來了。黨中央的主要領導換了好幾茬,新來的這批人,很多跟毛澤東壓根不認識。更要命的是,這些從莫斯科回來的"洋學生",看不上毛澤東這套"土辦法"。
分歧開始醞釀。
1932年8月,紅一方面軍發(fā)起樂安宜黃戰(zhàn)役。連克三城,俘敵5000多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前線指揮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都很興奮——這仗打得漂亮。按計劃,下一步要打南城。
8月24日,周恩來帶隊到了南城近郊一看,傻眼了。守敵三個師,工事堅固,地形不利。毛澤東當機立斷:不打了,撤到寧都休整,等敵人露出破綻再動手。周恩來同意,朱德同意,王稼祥也同意。
前線四個負責人聯(lián)名給中央發(fā)電報,解釋為什么改變計劃:敵軍固守據(jù)點,應該讓他們離開工事,在運動中消滅。但后方的蘇區(qū)中央局和臨時中央不干了。
電報一封接一封催促:繼續(xù)北上,威脅南昌,支援其他根據(jù)地。還指責前線"在南豐、南城、宜黃間久待","給群眾十二分不好的影響"。矛盾公開了。
9月23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再次聯(lián)名發(fā)電: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否則急于求戰(zhàn)只會造成更大錯誤。我們主張先奪取南豐,準備在運動戰(zhàn)中消滅敵人。
第二天,周恩來又單獨寫信給中央局: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的辦法。沒用。臨時中央和蘇區(qū)中央局咬定一條:毛澤東"從中作梗",是"保守退卻",是"右傾"。寧都會議的種子,就這么種下了。
10月3日,江西寧都小源,蘇區(qū)中央局全體會議召開。會議室在江西省軍區(qū)司令部作戰(zhàn)室,山林茂密,地主莊園改成的防空駐地。氣氛從一開始就不對。
第一天,周恩來還在前線趕來的路上,會議由任弼時主持。
后方中央局的人一上來就要求"一致同意中央長信指示"——就是那個要求"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指示。
毛澤東堅持自己的觀點:在目前敵軍堅守據(jù)點的情況下,應該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布置戰(zhàn)場,而不是臨敵主動出擊。
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這些后方委員,一個接一個批評毛澤東。
說他"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量不足"。
說他"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表現(xiàn)最多"。
說他"誘敵深入"是"守株待兔",是"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
說話聲一句比一句高。毛澤東沉默不語,低燒未退,一支接一支抽著煙,時不時咳嗽幾聲。
周恩來趕到后接手主持會議。
他提出兩個方案:一是由我負主持戰(zhàn)爭全責,毛澤東留前方助理;二是毛澤東負指揮戰(zhàn)爭全責,我負監(jiān)督執(zhí)行。
周恩來的態(tài)度很明確:毛澤東不能離開前線。王稼祥、朱德也堅決反對讓毛澤東走。但多數(shù)人不同意。他們認為毛澤東"承認錯誤不夠",如果由他主持戰(zhàn)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fā)生錯誤"。
毛澤東自己也看出來了——中央局不信任他。既然這樣,他也不勉強,堅決不同意由自己"負指揮戰(zhàn)爭全責"。
會議最后通過的決定: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這話說得客氣,實質(zhì)就是剝奪了他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
10月12日,中革軍委發(fā)布命令。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周恩來心里不安。會后第三天,10月14日,他在一份紅一方面軍戰(zhàn)役計劃上仍然署上三個人的名字: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代總政委周恩來。
他去送別毛澤東,說:"潤之,要顧全大局,相忍為黨啊!"
毛澤東回應:"恩來,您放心吧!前方如有需要,可以來個電報,我還可以回去幫忙。"目送周恩來離去時,毛澤東眼里含著淚。
寧都會議后,毛澤東到長汀福音醫(yī)院"養(yǎng)病"。4個月,基本沒人來看。期間他見到了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兩人長談,意見漸趨一致。羅明出院后,在長汀召開省委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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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等人路過長汀,羅明勸博古去看看正在"養(yǎng)病"的毛澤東。
博古冷冷地說:"毛澤東有什么可看的!"羅明匯報了按毛澤東指示開展游擊戰(zhàn)的情況,博古十分反感。
4個月后,毛澤東被召回瑞金,主持政府工作。職務還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但實權全無。更糟糕的是,臨時中央在中央蘇區(qū)開展了"反羅明路線"運動。這個運動實際上是整毛澤東的。
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一個接一個被牽連。博古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里不滿,這是派別活動。"毛澤東的親屬也遭殃。
弟弟毛澤覃,被撤職,并被威脅開除黨籍。
弟媳賀怡,被撤掉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職務。
大舅子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職務。
賀怡想不通,到姐姐賀子珍家痛哭失聲。毛澤東在一邊靜靜聽著,傷感地說:"他們整你們,是因為我。你們是受了我的牽累啊!"
后來,毛澤東到云石山云山寺休養(yǎng)。
那地方荒涼冷清,只有一個還俗的趙和尚在廟前種菜。毛澤東有時讀書,有時跟趙和尚聊天。
沒人敢來看他,沒人敢跟他說話。
賀子珍后來回憶:當時真的是門可羅雀。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回憶起這段經(jīng)歷:"我就受過壓,得過三次大的處分,被開除過黨籍,撤銷過軍職,不讓我指揮軍隊,不讓我參加黨的領導工作。我就在一個房子里,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我也不找任何人,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什么鄧、毛、謝、古。其實我連鄧小平同志的面也沒有見過。"
1965年8月5日,他又談起那段"鬼都不上門"的歷史:"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但就在這段至暗時刻,毛澤東沒有消沉。他利用時間研讀馬列著作。從漳州等地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出來,不夠就向同志借。埋頭讀,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讀。
1957年,他對曾志感慨:"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后來寫成的《實踐論》《矛盾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同時,他還以政府主席身份繼續(xù)工作。
領導中央蘇區(qū)經(jīng)濟建設。抓政權建設。開展查田運動。推進反貪立法。時刻關注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局,不斷提出軍事建議。只是,沒人聽。
1934年4月,廣昌戰(zhàn)役失敗,紅軍傷亡5500余人。博古、李德推行的"左"傾冒險主義把紅軍帶入了絕境。戰(zhàn)略轉(zhuǎn)移,已經(jīng)不可避免。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全權負責轉(zhuǎn)移事務。最初的長征名單上,沒有毛澤東。是周恩來極力爭取,才允許毛澤東參加。
長征開始后,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散到各軍團。毛澤東提出請求:要跟張聞天、王稼祥一路同行。這個請求至關重要。
毛澤東當時因瘧疾折磨,身體虛弱,只能坐擔架。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機轟炸,右腹部重傷,也坐擔架。張聞天身體還好,時而騎馬,時而步行。三個人的擔架,變成了移動會議室。
路寬時一左一右談,路窄時一前一后談,走上大路就兩副擔架并列著躺著談。行軍談,休息談,宿營住在一起還在談。
毛澤東反復分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錯誤,分析長征途中的困境。張聞天和王稼祥逐漸接受了他的觀點。
王稼祥不無憂慮地說:"中國革命的道路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12月11日,中央紅軍進入湖南通道。第二天,中央在通道召開緊急會議。這次會議,毛澤東是被周恩來破例邀請參加的。參會人員只有七個: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李德。會上,博古、李德堅持按原定計劃北進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毛澤東針鋒相對:蔣介石在湘西布下重兵,北上就是送死。應該轉(zhuǎn)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爭論激烈,李德氣得中途離開會場。
毛澤東繼續(xù)做其他同志的工作,從兵力部署、戰(zhàn)場形勢、戰(zhàn)略思維等方面反復說服。經(jīng)過兩個多小時的激烈爭論,他的主張最終得到多數(shù)人贊同。會議決定:轉(zhuǎn)兵西進,進軍貴州黎平。
這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驚心動魄的時刻。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后來說:"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3萬多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
12月18日,黎平會議進一步確定向遵義挺進。
12月20日,在烏江邊一個叫黃平的橘子園,張聞天和王稼祥頭挨頭躺在擔架上。
王稼祥問:"也不知道這次轉(zhuǎn)移,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
張聞天嘆氣:"唉,沒有個目標,但是這個仗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他接著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都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了,還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吧。"這句話說到王稼祥心坎里了。
橘園中擔架上的談話,讓遵義會議增添了一項重要內(nèi)容:請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進行人事變動。
1935年1月,紅軍強渡烏江,智取遵義。1月1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琵琶橋一棟灰磚樓房里召開。
會議室正中頂壁懸掛著一盞荷葉邊蓋的洋油燈,屋子中央一張板栗色長方桌,四周圍著一圈折疊靠背椅。參會人員約20人。
博古作主報告,強調(diào)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困難。周恩來作副報告,強調(diào)主觀錯誤。張聞天接著作了系統(tǒng)全面的"反報告",邏輯嚴謹?shù)嘏u博古、李德的錯誤路線。毛澤東隨即作長篇發(fā)言。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在客觀,而是博古、李德實行單純防御路線,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犯了一系列錯誤。
王稼祥緊接著發(fā)言。他帶著傷、發(fā)著燒,首先表示擁護毛澤東的觀點,尖銳批判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提議請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紅軍部隊。
伍修權后來回憶:"客觀地講,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
這是關鍵一票。經(jīng)過三天激烈討論,會議作出四項重要決定:
一、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張聞天同志起草會議決議。
三、政治局常委再進行適當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黨內(nèi)對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隨后,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軍事行動。會議傳達后,全黨全軍歡呼。
周恩來1972年談到遵義會議時說:"由于毛主席撥轉(zhuǎn)了航向,使中國革命在驚濤駭浪中得以轉(zhuǎn)危為安,轉(zhuǎn)敗為勝。這是中國革命歷史中的偉大轉(zhuǎn)折點。"
從1932年寧都會議被剝奪軍權,到1935年遵義會議重新獲得領導地位,整整兩年多時間。這兩年多,毛澤東經(jīng)歷了"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的至暗時刻,經(jīng)歷了親屬被牽連的痛苦,經(jīng)歷了被說成"木菩薩浸到糞坑里"的屈辱。
但他沒有消沉,沒有放棄,沒有報復。他顧全大局,相忍為黨,在逆境中讀書學習,在等待中積蓄力量。正是這種在低谷中不低頭、在誤解中不放棄的堅韌,成就了后來的歷史轉(zhuǎn)折。
1944年,毛澤東在談到遵義會議前的歷史時強調(diào):"應作兩方面的分析,既要指出錯誤,也要看到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這些基本問題上沒有爭論。
如果把過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種偏向。"
這不僅是評價歷史,更是一種境界。真正的強者,不是從不跌倒,而是每次跌倒后都能重新站起。毛澤東用兩年多的忍耐證明了這一點。中國革命的歷史也因此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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