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shù)人的印象中,功勛卓著的開國將領(lǐng)都是走投無路的窮苦人,才毅然投身革命。然而,歷史的真實面貌遠(yuǎn)比這種簡單的想象要豐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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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位開國大將為例,其中出身于地主或富裕家庭的與出身貧寒的竟然各占一半,恰好是五比五,他們都是什么情況呢?
粟裕、陳賡、譚政、羅瑞卿、王樹聲五人,都可以說是出身于當(dāng)時的有錢人家。
粟裕出生于湖南會同的一個小地主家庭,家里有百余畝田地,靠收租為生,這讓他得以從小接受系統(tǒng)的教育,接觸新思想 。
陳賡家世更為顯赫,其祖父為曾國藩帳下大將,御封“武顯將軍”,是典型將門之后、富家大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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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來自湖南湘鄉(xiāng)的譚政,家族亦是當(dāng)?shù)赝澹娓甘侵l(xiāng)紳,且與陳賡家是世交,后來還成了陳賡的妹夫 。
羅瑞卿與王樹聲的情況則代表了那個時代地主階層的另外兩種狀態(tài)。羅瑞卿出生于四川南充,祖上殷實,但至他出生時家道已然中落,他是靠外祖父的資助才完成學(xué)業(yè)的。
頗具戲劇性的是,資助他讀書的外祖父有一個嚴(yán)苛的條件——嚴(yán)禁他接觸革命思想,然而年輕的羅瑞卿恰恰對進步書刊最感興趣,最終讓外祖父的期望落了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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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樹聲則出身于一個小地主家庭,爺爺是舉人,父親經(jīng)商置地 。這些人原本可以沿著家庭鋪設(shè)的軌道,過著優(yōu)渥而平穩(wěn)的生活,但他們卻選擇了另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另一半,則有著令人心酸的苦難童年。徐海東的自述最為沉痛:“18歲以前,從來沒有吃過一頓飽飯,也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他家世代做窯工,是真正的赤貧 。
黃克誠的家里世代務(wù)農(nóng),因為受欺負(fù)才咬牙供他讀書,他直到20歲出遠(yuǎn)門求學(xué)時,才平生第一次穿上棉衣 。
蕭勁光出身小手工業(yè)者家庭,兩歲時爺爺和父親相繼去世,家境雪上加霜,幸得母親借錢供他讀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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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云逸的祖輩靠租種地主家的地為生,家里只有一畝多水田 。許光達(dá)更是因家貧無錢上學(xué),只能在私塾窗外“偷聽”,其求學(xué)精神打動了私塾先生鄒希魯,才得以免費入讀,后來先生還將女兒許配給了他 。
這些從泥土和窯洞里走出來的孩子,與那些從深宅大院里跑出來的少爺,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最終匯聚到了同一條河流。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看似“背離”自己階級的現(xiàn)象?這恰恰是中國革命深刻性的體現(xiàn)。
對于出身貧寒的徐海東、黃克誠們來說,革命是求生的本能。他們對舊社會的壓迫有著切膚之痛,革命于他們而言,是砸碎鎖鏈、改變命運最直接的路徑。正如徐海東一家,為了革命付出了66位親人犧牲的慘重代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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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于出身地主家庭的粟裕、陳賡們來說,革命則是求真的升華。他們本可安享富貴,但良好的教育讓他們率先睜眼看世界,看到了國家的積貧積弱,看到了民族的內(nèi)憂外患。
他們背叛的不是自己的國家,而是那個滋養(yǎng)了他們、卻腐朽不堪的舊階級。陳賡13歲時不滿包辦婚姻離家出走,譚政放棄體面的教書工作投筆從戎,都是在求索一條救國救民的真理之路 。
正如后來有人感嘆的那樣,是“立志報國,目標(biāo)遠(yuǎn)大”的理想,讓這些富家子弟變得“不怕犧牲,身先士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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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大將們的出身構(gòu)成,恰好印證了一個道理:革命的隊伍不是由單一的經(jīng)濟地位定義的,而是由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的,最終鍛造成了共和國同樣堅硬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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