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頁紙,就躺在南大檔案館的角落里,發黃、發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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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最近,南京博物院文物案重磅通報刷屏,《江南春》等國寶被追回、原院長徐湖平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24人被嚴肅查處。這場文物反腐亮劍,讓我們看清:比國寶更珍貴的,是守底線、存良知的風骨。而南大檔案館里的這幾頁舊紙,藏著比文物更重的——知識分子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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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倒回到那個瘋狂的年月。那時候,整人是一門“學問”,更是一條把別人踩下去、讓自己爬上來的捷徑。南大的姚遷,就是那個被豎起來的靶子。
上面早就定了調子,要搞臭他,要把他踩進泥地里永世不得翻身。這種時候,周圍的人都在干什么?
咱們實話實說,大部分人是怕的。那是真怕,怕引火燒身,怕下一個輪到自己。還有一部分人,那是真壞。他們嗅覺靈敏,覺得機會來了,忙不迭地搜羅罪狀,甚至無中生有,爭先恐后地往姚遷身上潑臟水。
誰要是這時候不踩上一腳,那叫立場不堅定;誰要是敢幫說半句話,那就是同伙。
就在這一片喊打喊殺的嘈雜聲里,有個叫胡福明的年輕老師,干了一件讓所有人掉下巴的事。
專案組的人把寫好的“黑材料”拍在他面前,讓他簽字。這字一簽,就是投名狀,就是把姚遷推下懸崖的一雙手。換作那些稍微“懂事”點的人,大概閉著眼也就簽了,心里還得安慰自己一句:大勢所趨嘛,我不簽別人也會簽。
胡福明看了看材料,把筆扔了。
他說:這上面寫的全是胡扯,我不知道的事我不能亂認,良心我得要。
這話說得輕巧,在那會兒,這叫“對抗組織”。
后果是什么?顯而易見。那些積極揭發、忙著表忠心的“聰明人”,踩著姚遷的腦袋步步高升,紅極一時。而胡福明呢?直接坐了冷板凳,靠邊站,在這個圈子里幾乎成了個“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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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當時的世道,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尸骸。
故事如果到這里結束,那就是個悲劇。但歷史這玩意兒,最擅長的就是這就一出“回旋鏢”。
幾十年過去了,風向變了。當年那個跳得最高的汪海粟,到了晚年開始寫回憶錄了。
人嘛,老了都想留個好名聲。他在書里把自己描繪成一個迫不得已的好人,說自己當年對姚遷是多么的“寬大為懷”,是多么的“保護干部”,甚至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個在暗中維護正義的英雄。把自己洗得那叫一個白,差點連他自己都信了。可他千算萬算,沒算到南大的檔案館里還留著當年的證據。
當年胡福明不肯簽字,不僅僅是口頭拒絕,他還寫了一封信,白紙黑字地記錄了自己為什么不簽,詳細駁斥了那些強加給姚遷的莫須有罪名。
這封信,就像一記響亮的耳光,隔著幾十年的時空,狠狠地抽在了王海粟的臉上。
那一層層涂脂抹粉的“寬大為懷”,被這幾頁泛黃的紙撕了個粉碎。
你看,檔案是不會說話,但它從不撒謊。
以前總覺得,所謂的知識分子風骨,是寫出多驚世駭俗的,是站在講臺上多么慷慨激昂。現在看看胡福明,才明白哪怕是后來寫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樣改變時代的,其根子,還是在南大檔案館的那封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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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骨不是演出來的,是在所有人都跪下去的時候,你還能在那站著。
哪怕那個姿勢在當時看起來特別傻,特別不合時宜。
現在回頭看,當年那些精明透頂、審時度勢的“聰明人”去哪了?早就化成灰了,就算提起來,也是個笑話。王海粟費盡心機想給自己立牌坊,結果把自己釘在了恥辱柱上。
反倒是那個當時看起來“愚不可及”、拿前途換良心的胡福明,哪怕他什么都不爭,歷史也把他托得高高的。
所以說,人這輩子,別總想著怎么騙過當下。時間這把篩子,網眼大得很,沙礫泥土都得漏下去,能留下來的,只有金子。
南博案警鐘長鳴,違規調撥、監守自盜終將被清算,堅守底線、敬畏良知才是立身之本。胡福明用一生告訴我們:真正的堅守,從不怕一時孤獨,更不懼歲月考驗。
至于那封信,它就在那放著。不用多說什么,每一個字都是對那個荒唐年代最無聲的控訴,也是對后來者最狠辣的提醒。
別以為做得天衣無縫,別以為只有天知地知。
這世上,總有人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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