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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坐落于國家廣場。從美國的角度看,這一安排并無不妥。然而,令人費解的是,這座紀念碑并非朝鮮戰爭結束后第一時間的產物。戰爭結束四十二年后,即1995年,這座美國國家級紀念碑才落成揭幕。
在美國,朝鮮戰爭長期被稱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其根源并非戰爭沒有對美國產生影響,而是美國領導層根本不敢承認他們在朝鮮戰爭中已傾盡全力的客觀事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軍進行了大規模裁軍。至1950年6月,美軍現役總兵力約為146萬人。同時,1950財年美國國防預算約為130億美元,遠低于二戰時期的峰值。此時,美國的戰略重心明確部署在歐洲,以應對蘇聯。根據朝鮮戰爭爆發前的戰略規劃,若與蘇聯爆發全面對抗,美軍主力將用于保衛西歐,遠東被視為無關緊要的次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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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爆發時,美國在東亞的主力僅有駐日占領軍第八集團軍。朝鮮人民軍在戰爭初期的攻勢,一度令美軍措手不及。不過,美軍將第八集團軍下屬的第24步兵師、第25步兵師和第1騎兵師投入釜山防御圈后,成功阻滯了朝鮮人民軍的推進。
麥克阿瑟接到增援命令后,指揮美軍第十軍在仁川成功實施兩棲登陸。幾次簡單調動便徹底扭轉朝鮮戰場局勢,使美國人認為朝鮮半島的沖突不僅無關緊要,甚至算不上一場戰爭。早在1950年6月29日,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就在媒體采訪中,將朝鮮半島的戰爭定義為“警察行動”。
仁川登陸后,麥克阿瑟率軍向北快速推進,似乎印證了美國這一判斷的準確性。美軍未進行全球范圍內的大規模調動,美國國內既未開展充足的戰爭動員,工業體系也未全面轉向戰時生產,所有人都認為沖突將在1950年內徹底解決。
然而,當美軍越過三八線、試圖消滅朝鮮政權時,一個警告傳到華盛頓。1950年10月3日凌晨,周恩來總理緊急召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請他向美國傳話: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必將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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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消息后,連戰連捷的華盛頓將此解讀為中國的政治訛詐與虛張聲勢,認為這只是阻止美軍繼續推進的手段,而非真實的戰爭決心。杜魯門對自己的判斷并非完全確信,遂于10月15日親赴威克島與麥克阿瑟會面。當被問及中國或蘇聯干預的可能性時,麥克阿瑟輕蔑地回答:“可能性微乎其微”,并發表了一段極其傲慢的分析。杜魯門未能識破麥克阿瑟的吹噓,接受了他的觀點,心滿意足地返回華盛頓。
僅僅四天后,中國人民志愿軍便跨過鴨綠江,正式投入朝鮮戰場。自大的美國,即將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
1950年10月志愿軍秘密入朝時,美軍仍處于戰后和平時期向戰時狀態的過渡階段,總兵力僅166萬人,與戰爭爆發前相比變化不大,且未改變“歐洲優先”的戰略,甚至同期向西德增派四個師,以增強北約對抗蘇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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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軍入朝時,美軍在朝鮮半島的地面部隊主要包括:第八集團軍下轄的第1騎兵師、第2、第24、第25步兵師,以及第十軍下轄的第1海軍陸戰師和第7步兵師,總兵力約20萬。在杜魯門看來,這20萬大軍解決朝鮮問題已是“殺雞用牛刀”。
可是,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出現,以及隨后發起的兩次戰役,給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造成沉重打擊,不僅徹底粉碎了美軍“圣誕節回家”的幻想,隨之而來的政治危機也迫使美國不得不正視戰爭,全面啟動國家戰爭機器,以掩蓋在志愿軍面前顯露的力不從心。
志愿軍入朝帶來的直接變化,是美軍總兵力短期內大幅增長。到1951年6月,美軍現役總兵力激增至293萬人,較戰前不到一年時間幾乎翻番,且這一趨勢此后仍在延續。至上甘嶺戰役前夕的1952年6月,美軍總兵力已膨脹至363萬人,并在停戰協議簽署前長期維持這一水平。
關于朝鮮戰爭,美國國防部另有一份572萬人次的服役統計,指戰爭期間所有在美國武裝部隊服役的總人數。這一數據并非美軍在朝鮮半島的投入兵力,但其中絕大多數系因朝鮮戰爭動員,僅派往東亞的美軍就高達178.9萬人次。用美國自己的話說,戰爭期間美國動員數百萬人,每兩名士兵中就至少有一人曾赴或正前往朝鮮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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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證明美國傾盡全力的,是戰爭開銷。1950年美軍全軍軍事預算僅130億美元,到1951年便飆升近三倍,達330億美元。1952年美軍兵力見頂,源于美國人力已無法提供更多兵員;與停滯的兵力相比,美軍軍事預算持續走高,停戰前夕預估全年預算將超過500億美元,其中60%為朝鮮戰爭專項經費。
即便當時美國財力雄厚,500億美元在今天仍是驚人數字,彼時更占到美國GDP的13%,聯邦政府預算總額中軍費占比高達69%,美國經濟多維度呈現戰時特征。
被動員的不僅是陸軍,為確保朝鮮半島制海權與制空權,美國海軍動用半數以上主力艦艇,五個航母戰斗群長期部署半島周邊,執行封鎖、轟炸與火力支援任務;美國空軍也將近半數作戰連隊投入戰場,在“米格走廊”與獲蘇聯支持的中國空軍展開當時世界最先進、最激烈的噴氣式戰斗機空戰。整場戰爭中投下的炸彈總量達63.5萬噸,遠超二戰太平洋戰場總消耗量。
面對巨額戰爭賬單,新上任的艾森豪威爾政府雖不愿承認朝鮮戰爭是一場開銷巨大、難以取勝的戰爭,但行動上已傾向于與中國謀求停戰,若暴露“打剛解放的中國需動員全部力量”的事實,美國盟友對其戰勝蘇聯的信心將徹底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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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爾在停戰前夕已意識到這一點。1952年11月29日,他以當選總統身份秘密訪問韓國前線,此次視察強化了其結論:以軍事手段戰勝中國不現實,繼續作戰只會讓美國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
于是,他一方面積極推進停戰談判,甚至親自向盟友韓國施壓;另一方面,在停戰協議簽署后便著手對朝鮮戰爭進行冷處理。1953年7月26日,艾森豪威爾就停戰協議發表全國講話,演說莊重克制、略帶沉重,毫無慶祝勝利之意。
與此同時,朝鮮戰爭退伍軍人回國時,未享受到二戰結束時的盛大歡迎與全國致敬,美國社會對他們的經歷與犧牲缺乏了解與興趣,熱衷描寫戰爭的文藝作品也整體缺位。戰后一二十年間,朝鮮戰爭題材的電影、書籍等文化產品,無論數量還是影響力,均遠不及二戰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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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并非因為朝鮮戰爭不重要,而是美國政府長期無法對這場戰爭給出合理解釋:若稱“未盡全力”,則與動員數據矛盾;若承認“傾盡全力”,則“連新中國都打不贏”的事實會摧毀盟友信心。
最終,朝鮮戰爭成為美國領導層刻意抹去的記憶,本質不過是一場掩耳盜鈴的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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