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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磐啟
編輯|宋可馨
審核|朱依林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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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孟加拉亂局震驚了世界。 圖源:“底線思維”微信公眾號
2026年初的達卡,空氣中彌漫著的恐怕不僅是熱帶季風的濕熱感,還有一種歷史關頭的緊繃感。街頭巷尾競選的喧囂與嚴密布防的安全部隊,構成了孟加拉國當下最直觀的悖論:一場旨在凝聚共識的大選,正身處撕裂與動蕩的陰影之下。
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基本原理(尤其是結合耗散結構理論),在一個孤立系統中(物理的或社會的),自然過程總是朝著熵增(無序度增加)的方向進行,若無外界能量的干預,系統將不可避免地進入“熱寂”狀態。
大選中的孟加拉國,我們更多能夠看到的,是社會契約的瓦解、治理能力的歸零以及經濟能量的枯竭;是治安的“熵增”與暴力循環;是政治碎片化與信任赤字,主要政黨(如民族主義黨 BNP)、新興的公民黨以及伊斯蘭大會黨之間巨大分歧。
國家并未因過渡政府的“七月宣言”承諾建設法治、透明的民主國家,而形成穩固的共識;雖然外匯儲備有所回升,但青年失業率(近30%)依然高企,脆弱的經濟性與外部沖擊,不斷消耗民眾對過渡政府的耐心。美國近期實施的“對等關稅”更是對支柱產業(成衣出口業)的精準打擊,威脅著數百萬工人的生計。“風暴后的廢墟”是否能夠轉化為“黎明前的黑暗”,這是對“人民力量”能否真正轉化為“國家治理能力”的終極拷問。
因此,對孟加拉國來說,即將到來的選舉絕不僅是一次政權更迭的程序性過程,更是一次決定國運走向的歷史分界點——是滑向熵增無序達到極致、系統能量耗散殆盡、最終歸于永久寂靜的“熱寂”狀態,還是順勢除疴去疾、融入時代浪潮的“涅槃”重生?
記得巴菲特在2025年最后一封股東信中對他一生投資哲學有一個精辟總結。在那封信中,巴菲特強調,常識之所以重要,恰恰因為它們其實并不尋常。價值投資的本質就是回歸常識,但在充滿誘惑和噪聲的資本市場中,堅持常識卻異常困難。
同樣的,要看清孟加拉國迷霧中的前路,或許無需復雜的理論模型,只需回歸幾個構成其國家命運的基本“常識”。
一、系統的內耗:
“三個搖擺”如何消耗國家能量
任何一個系統的健康運轉,都需要持續的能量輸入與內部持續的共向協同。然而自獨立以來,孟加拉國在三個根本性問題上的劇烈搖擺,如同三個不斷卡頓的內部引擎,持續消耗著寶貴的國家能量。
首先,外交方針總在地理宿命與政治主權之間的痛苦搖擺。
孟加拉國的政治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對印關系的分裂史。在1971年獨立戰爭歷史敘事中,印度被割裂為“恩人”與“強鄰”兩種角色,深植于不同政治光譜的基因中。
人民聯盟 (AL) —— “恩人敘事”的代表者,由穆吉布·拉赫曼家族領導(謝赫·哈西娜為代表)。這一派系基于1971年獨立戰爭的歷史記憶,視印度為“解放者”,傾向于在戰略上靠攏印度。
民族主義黨 (BNP) —— “強鄰敘事”的捍衛者則由齊亞·拉赫曼家族領導(如今已由塔里克拉赫曼繼承)。這一派系在軍政府時期形成,為了確立執政合法性,往往通過倡導“民族獨立”和“反印”來凝聚民意,強調印度霸凌鄰國、干涉內政的“霸權者”的角色。
這種二元對立導致了外交政策的極度不連續性,在“親印”與“反印”間反復震蕩:一派上臺修好,另一派上臺就疏遠,國家利益在其中被無奈地反復消耗。這種搖擺的影響遠非單純的外交策略取向調整那么無傷大雅,相反,它直接關系到國家生存的命脈。
孟加拉全國57條跨境河流中,54條的水資源分配主導權掌握在上游的印度手中;與印度長達4053公里的邊界,占總長約為4246公里的陸地邊界線的98.9%。孟加拉的命運不得不由強鄰主宰,故每一次劇烈擺動都是一次劇烈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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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境內大多數水資源受到印度控制。圖源:“底線思維”微信公眾號
其次,是國族認同的指針在“世俗主義”與“伊斯蘭化”之間無法錨定。
孟加拉國憲法有“四大支柱”,也是該國憲法確立的四項國家基本原則和制度基石:民族主義(Nationalism)、民主(Democracy)、社會主義(Socialism)和世俗主義(Secularism)。其中,神圣的“世俗主義”支柱,在軍政府時期被“以伊斯蘭教為國教”所替代。2011年世俗主義雖被重新請回憲法之中,卻不得不與宗教條款尷尬并存。這并非簡單的文本矛盾,它指向一個撕裂的靈魂。
政治精英所秉持的、源自“語言運動”、獨立戰爭的覺醒意識和孟加拉民族主義(Bangali nationalism),與廣大民眾深厚的伊斯蘭信仰之間,從未達成真正的和解。
1971年獨立戰爭中,支持獨立的人盟(AL)主要依靠世俗知識分子和孟加拉語群體,而反對獨立的伊斯蘭聯盟(Jamaat)主要依靠伊斯蘭宗教勢力。獨立后的憲法(1972年)確立“世俗主義”時,實際上是在政治上排斥了伊斯蘭政治勢力。 后來的軍人政府(齊亞和艾爾沙德)為了穩固統治,不得不向宗教勢力妥協,將“國教”寫入憲法。這導致“世俗主義”在很多民眾眼中成了“精英的傲慢”和“去伊斯蘭化”的代名詞。
這種認同差異,使得社會難以形成超越黨派的穩固全民共識。張力從未消失,博弈始終存在。政治精英在爭奪“話語權的高地”,而普通民眾在堅守“信仰的陣地”,每一次選舉都近乎一次對國本的公投,整個社會在根本問題上反復撕扯、分裂。只要“孟加拉民族主義”(語言/世俗)依然被視為排斥宗教的精英主義,而“伊斯蘭民族主義”又被視為對國家獨立根基的否定,這種撕裂就很難彌合。
再者,是發展道路的選擇在“社會主義”與“市場主義”之間左顧右盼。
孟加拉國憲法中“社會主義”的內涵,也經歷了從激進的制度構建,到被暫時刪除,再到作為溫和的社會經濟目標重新回歸的過程。從建國初期激進的國有化,到80年代轉向擁抱市場化,再到2011年修憲將“社會主義”重新限定為經濟制度目標。“社會主義”從激進實驗到空殼符號,目前雖在憲法文本中被保留,但在實際政策中,其指導意義遠不如建國初期明確,如今只剩下一個溫和的道德外殼。
此外,諸如大選前看守政府的存廢也曾在憲法中搖擺,甚至國家的政體,也多次在“議會制”和“總統制”之間數次橫跳。路線的反復,折射出理念與現實的深刻沖突,暴露了該國在“理想藍圖”與“現實治理”之間巨大的斷裂帶。結果是,政策缺乏連貫性,投資者長期被“朝令夕改”的預期所困擾,無法進行穩定、長遠的布局。
可以說,孟加拉建國的四大支柱在這種搖擺中均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動搖,引發了影響國家發展的巨大內耗。
二、能量的衰竭:
“準封閉系統”風險與“地理囚徒”的困境
持續的劇烈內耗,可能導致一個嚴重后果:外部能量(“負熵”)輸入的衰減乃至中斷,使整個國家成為一個事實上的“準封閉系統”,為“熱寂”提供必要條件。
作為一個“兩頭在外”(原料進口、市場出口)的經濟體,對于國際品牌來說,孟加拉國最大的吸引力曾經是“低成本+高確定性”。所以一旦政治動蕩打破了這種穩定,“高確定性”已經變成了“高風險”,其經濟鏈條的脆弱性就會瞬間暴露。
現在,政治動蕩、街頭暴力和政策不確定性,已經成為外資投資最直接的“勸退信號”。國際買家和投資者或許能容忍一時的成本波動,但無法在長期的戰略混亂中下注。出于對供應鏈中斷的恐懼,國際資本開始觀望、訂單轉移已成趨勢,這對于一個嚴重依賴外資外貿的經濟體而言,無異于釜底抽薪。對于占出口80%以上的成衣行業來說,則是致命的打擊。
屆時,龐大的人口將從“紅利”急速轉化為就業壓力和社會不滿的“火藥桶”,迫使國家采取更內顧、更短視的政策,從而陷入 “內耗-封閉-更落后-更內耗”的惡性螺旋,逐步無限逼近一個發展失去活力、進步永久鎖死的“熱寂”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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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制衣產業是其支柱性產業。圖源:“底線思維”微信公眾號
更嚴峻的是,地緣因素放大了這一風險。孟加拉國事實上是一個“地理囚徒”:三面被印度包圍,另一面是海洋。與緬甸僅有的193公里邊界線還因羅興亞人問題影響而持續緊張多年。這使得借道緬甸,建設那條那條崎嶇而充滿變數的走廊,開拓與中國云南的直接陸路聯系的設想變得更為遙不可及。這種格局意味著,當與主要鄰國印度關系緊張時,水資源等生存命脈受制于人,出海通道亦非獨占,國家很容易陷入事實上的戰略閉塞。
三、歷史分界點的抉擇:
大選是“熱寂”的鎖鏈還是“涅槃”的鑰匙?
正是在此背景下,過渡政府主導的2026年大選,才被賦予了遠超政權輪替的歷史分量,扮演了那個決定系統走向的關鍵分界點。這個年輕的國家正又一次站在歷史十字路口。
若此次選舉再次被謊言、無知、操弄乃至暴力陰影所籠罩,那么它非但不能成為解決矛盾的契機,反而會成為引爆更大危機的導火索。政治對立將深入骨髓,社會信任將徹底破產。國際社會將用腳投票,資本與機遇將持續流失。國家將在無盡的黨爭、無意義的街頭運動和周期性鎮壓中循環下沉,所有關于發展進步的宏偉藍圖都將淪為紙上談兵。那國家便會無可挽回地滑向“熱寂”——一種政治上高度對立、經濟上停滯不前、社會上絕望蔓延的、低水平的“平衡態”,絕望地又一次低水平重復歷史。
反之,若此次大選能成為一個被各主要政治力量及國際社會所基本認可的、和平有序的政治程序,那么它便可能點燃浴火重生的“涅槃”星火。對此,我們仍抱有期待。
我們必須看到,盡管有這樣那樣的波折和困苦,孟加拉國依舊是全球第8人口大國,而且年輕人口占比極高,50%以上的人口年齡低于25歲,具有巨大的人口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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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人口密度非常高,具有人口“紅利”。圖源:“底線思維”微信公眾號
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顯示,孟加拉國和印度是僅有的兩個被認為屬于50大經濟體的南亞國家。孟經濟總量超過巴基斯坦,人均GDP超過印、巴。而且孟加拉還是南亞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把孟放在東盟國家里比,其經濟規模可以排第四,大約等于6個緬甸、15個柬埔寨、24個老撾。
此外,孟加拉國還是南亞首個響應“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國家,對華民意友好,對華“合作性”特征明顯。孟民眾普遍仰慕中國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取得的跨越式成就,認可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積極評價中孟共建“一帶一路”合作。
“熱寂”抑或“涅槃”?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其關鍵分野在于系統能否保持開放,能否持續從外界汲取“負熵”。一個具有廣泛合法性的新政府,將有機會為國家按下“重啟鍵”:重塑政策的可預期性以修復投資環境,啟動憲法共識的對話以彌合社會裂痕,推行產業結構改革以擺脫依賴單一成衣業的脆弱性,并施展更精妙、更平衡的外交藝術,在“向東看”打通中國-緬甸-孟加拉國大通道與發展更成熟穩健平衡的對印關系之間,找到真正的民族利益所在。
屆時,不僅是產業資本,還有高端技術、管理經驗和區域合作項目將重新涌入,并真正激活其連接南亞與東南亞的樞紐潛力。這些“負熵”能量注入,將使孟加拉國成為一個開放系統,而非“準封閉系統”,從而避免墮入“熱寂”之路。
當前,孟加拉國的國運正懸于這“熱寂”與“涅槃”的岔路口。其命運并不神秘。問題的答案,不在任何外部觀察家的預言里,而在孟加拉國人民的選擇中,在政治精英的智慧與責任心里,在那些“常識”之中。
我們正注視著,也期待著這個年輕而又古老的國度,能在歷史的迷霧中,抓住那一線“涅槃”之光。
作者簡介:石磐啟,國際問題評論員。
本文轉載自“底線思維”微信公眾號2026年2月12日文章,原標題為《熱寂抑或涅槃?決定孟加拉國運走向的一場大選》
編輯:宋可馨
審核:朱依林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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