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來首次，日本抓捕中國漁民，我大使通告東京，中日已有破局點

日本抓捕中國漁民，將對本就緊張的中日關系帶來怎樣的影響？中日關系的破局點在哪？

2月13號，日本水產廳九州漁業調整事務所宣布，以涉嫌在長崎縣外海的“專屬經濟區”（EEZ）不服從停船命令駕船“逃逸”、違反《漁業主權法》為由扣押了有11名船員的中國漁船，并當場逮捕47歲的中國籍船長。這是日本水產廳4年來首次扣押中國漁船，也是2026年首次扣押外國漁船。按照日本方面的說法，事情發生在12號，當時被扣押漁船在長崎縣外海的“日本專屬經濟區”內，船長被日本漁業執法人員要求停船接受檢查，但其“無視停船命令并逃離”。事實情況是，事發海域部分屬于中日“暫定措施水域”，日方單方面主張專屬經濟區并執法，我國并不承認其合法性。

在當前中日關系因高市早苗發表涉臺錯誤言論而持續緊張之際，日本這次抓捕中國漁民的行為，又將給本就緊張的中日關系帶來怎樣的影響呢？首先，外交摩擦升級，互信進一步透支。對于這件事，我國必然通過外交渠道提出嚴正交涉，要求立即放人放船、停止非法執法并保障船員安全，不排除召見日本駐華大使、發布外交聲明等強硬舉措。日方如果堅持司法程序、拒絕妥協，會導致外交溝通渠道進一步收緊，高層互動與機制性對話更難恢復。這次事件雖規模較小，但在當前低信任環境下，極易被放大為外交對抗的導火索，使雙邊關系陷入更冷的僵局。

其次，激化東海漁業與海洋權益爭端，致使海上管控風險上升。在這次事件結束后，我國勢必會強化在相關海域的護漁與維權行動，海警船巡航頻次、力度可能提升，與日方執法船的近距離對峙、摩擦概率顯著增加。雙方在專屬經濟區劃界、漁業資源分配上的分歧會更尖銳，《中日漁業協定》的執行空間被進一步壓縮，“暫定措施水域”的合作基礎動搖。另外，更需警惕的是，這次事件很有可能會被日本右翼勢力利用，成為推動其“海洋強國”“軍事正常化”的借口，日方或借機強化西南海域執法與軍事部署，而中方也會以更堅決的姿態維護海洋權益，雙方海上力量的戰略互疑加深，東海從“低烈度摩擦”向“高風險對峙”演變的風險上升。

最后，刺激兩國民間民族主義情緒，民間交流受阻。中國國內輿論會聚焦日本“非法執法”“侵犯漁民權益”，反日情緒升溫，民間赴日旅游、消費、文化交流意愿下降；日本國內則可能渲染“中國漁船違規”，強化對華負面認知，右翼勢力借機煽動對立。兩國民間好感度本已處于低位，這次事件會讓民意對立更固化，民間外交、青少年交流、地方友城合作等修復關系的渠道受阻。

對于當前中日關系持續緊張的局面，我國駐日本大使吳江浩在12號舉辦的2026年新春招待會上明確通知日方，“當前中日關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來最為嚴峻困難的局面，責任完全在日方。我們捍衛自身領土主權的立場和態度是堅定的，沒有任何事情比這更加重大”。

那么問題來了，當下中日這種緊張關系是否存在破局點呢？這破局點又在哪？應該說，破局點是存在。主要表現在這么幾個方面：其一，破局的前提是日方必須回歸政治底線。一是在歷史問題上，日方必須徹底與軍國主義切割，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停止美化侵略歷史、停止修改教科書淡化罪行。歷史認知是政治基礎，如果日方持續模糊歷史，我國就不可能建立信任，任何合作都無從談起。

二是在臺灣問題上，日方必須徹底停止“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錯誤言論，停止與臺官方往來、軍事勾連與情報合作，嚴格恪守一個中國原則，不支持、不縱容“臺獨”。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日方任何干涉行為，都會被中方視為對主權的直接挑戰，引發最強烈反制。三是在安全底線問題上，日方必須停止借“中國威脅論”推動軍事擴張，停止突破和平憲法、在西南諸島部署進攻性武器，停止將日美同盟用于對華遏制。如果日方持續推進軍事正常化，東海、臺海的安全對峙將不可避免，關系只會進一步惡化。

其二，破局的核心在于重建戰略互信。當前中日關系的最大困境是戰略互信歸零，雙方都視對方為“威脅”而非“伙伴”。破局的關鍵，是雙方重新確立“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戰略定位。至于怎么做？一來重啟并固化高層對話機制，定期坦誠溝通戰略意圖，避免誤判，高層對話不是“妥協”，而是傳遞“不尋求對抗”的信號，為其他領域合作創造空間。二來針對東海、釣魚島、臺海等敏感區域，建立可操作的海上危機管控、軍事熱線、漁業糾紛快速處理機制，避免類似漁民抓捕、艦船對峙等事件升級為外交危機。簡單點說就是，中日關系存在破局點，但沒有捷徑，核心在于日方以行動回歸共識、重建互信，最終實現政治、安全、經濟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