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償方案遭口頭否決，企業質疑政府“緩兵之計”

“上級不同意，你們可以重新找審計。”一周前，貴州昆侖寶藏礦業資源服務有限公司負責人接到了來自遵義市匯川區自然資源局某副局長的口頭通知。沒有紅頭文件，沒有書面理由，甚至連拒絕的姿態都是托人轉達。

這已是該企業就鉬鎳礦探礦權補償問題第三次被“請回起點”。兩個月前，一份由匯川區自然資源局委托、結論懸殊且被審計方自承“無法作為公正依據”的報告，將雙方拖入爭議泥潭。如今，企業依據真實投入提出的礦業權評估結合行管專家評估賠償方案未被采納，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新的行政指令：另找審計機構，再審再報。

“繞了一大圈，又回到原點。”企業負責人告訴媒體。而比程序空轉更令其不安的，是這一系列操作背后難以言明的真實動機。

拒絕評估方案：是審慎把關，還是有意繞開實質審查？

據企業方面陳述，此次被拒的賠償方案并非漫天要價，而是嚴格依據2012年經貴州省自然資源廳評審備案的地質成果、結合第三方初步測算形成的合法投入清單。方案明確列出了每項支出的合同依據、技術成果對應關系及行業公允價格參考。

然而，這一方案甚至未能進入正式的評估審核流程。

匯川區自然資源局的口頭傳達稱，“上級領導單位不同意”。至于“不同意”的具體指向——是對數據存疑、對補償標準有異議，還是對方案整體不認可——未作任何說明。

“如果方案有問題，你可以指出來，我們解釋、修改。但現在是把整個方案直接擋在門外，連個書面意見都沒有。”企業方質疑，這種“以不表態作表態”的做法，究竟是程序審慎，還是有意繞開對實質問題的正面回應？

更值得玩味的是，被企業作為方案基礎的2012年儲量備案成果，其法律效力從未被政府否認。換言之，政府認可的成果，卻無法啟動基于該成果的補償程序。這一邏輯斷層，恰與前述審計報告中“承認成果、否定投入”的悖論一脈相承。

有知情人士向媒體透露，匯川區層面并非不清楚該案的歷史脈絡。真正的難點在于，一旦承認企業3758萬元的投入合理性，區政府將面臨一筆規模不小的財政支出。“能拖則拖，能繞則繞——這是最省事的辦法。”

固守審計路徑：是程序偏好，還是預設結論的定向工具？

更令企業困惑的是政府對于“審計”這一形式的近乎偏執的堅持。

從首次委托區自然資源局主導的專項審計，到此次要求企業重新安排審計機構，政府始終將爭議解決方案鎖定在“審計”這一技術路徑上，而非更為綜合、更適宜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評估”路徑。

業內專家指出，審計與評估雖同屬專業鑒證，功能指向卻有本質區別。

審計側重于票證合規性與支出真實性驗證，適用于財務收支規范、憑證鏈條完整的現代企業。而評估則著眼于資產價值與權益公允性判斷，能夠綜合考量歷史背景、行業慣例、成果對價等因素，更契合此類跨時久遠、票據瑕疵普遍存在的礦業權補償案件。

“如果一家企業十幾年前的收據、領款單，放到今天嚴格審計，幾乎沒有一家能過關。”一位資深礦業權評估師告訴記者，“但這不代表這些投入沒有發生，更不代表對應的成果是假的。用審計的手段解決評估的問題，本身就是工具錯配。”

然而，匯川區方面似乎無意更換工具。

企業方面直言，政府堅持“審計”而拒絕“評估”的真實動機，或在于審計更易通過細節瑕疵大幅壓縮補償基數——正如首次審計報告所做的那樣。而評估因須考量成果價值與公平對價，政府可操控的空間大為縮小。

“他們需要的不是公正的結論，而是一份形式上合規、數字上好看的報告。”企業負責人說。

單方委托再審：是還權于企，還是轉嫁責任的“燙手山芋”？

此次政府開出的“解套”方案是：企業可單方面尋找審計機構，重新審計后再報。

這一安排表面上看是將主動權交還企業，實則暗藏多重玄機。

其一，責任主體的轉移。首次審計為政府委托，報告縱然失當，責任仍在政府。而此番改為企業委托，一旦新報告結論仍不理想，政府便可順理成章地將矛盾指向企業“選擇審計機構不當”或“提交資料不全”。責任的皮球，被輕巧地踢回了企業半場。

其二，公信力難題依舊未解。企業反問：“政府委托的審計我們不認，那我們單方委托的審計，政府就認嗎？到時候會不會又說‘這是企業自己找的人，我們不采信’？”

這一擔憂并非空穴來風。在此前溝通過程中，企業曾提出由雙方共同指定第三方機構進行公允評估，但該提議迄今未獲正面回應。政府既不愿共同委托，又對單方委托的結論保留最終解釋權——這種單向開放的態度，令企業對程序公正的期待降至冰點。

其三，審計成本與時間的無限耗散。礦業權補償審計絕非簡單查賬，涉及地質工程復核、行業標準對標、歷史資料甄別，費用動輒數十萬元，周期常達數月。若首次審計結論被輕易廢棄，重審結論又可能因政府的下一次“不認可”再度作廢，企業將在無休止的審計循環中耗盡資金與耐心。

“這不是給我們出路，是給我們設路。”企業方面如此評價。

緩兵之計？——時間正成為政府最趁手的談判武器

自2025年啟動補償程序至今，時間已過去近一年。其間，企業經歷招標審計、報告爭議、公開喊話、媒體介入，換來的只是一紙自認不公的報告，和一場沒有下文的等待。

如今，政府口頭通知重審，再一次將計時器撥回零點。

“我們懷疑這是緩兵之計。”企業負責人明確表示。

其判斷基于以下幾點：

第一，程序節點被精準控制。無論是審計報告的交付節點，還是此次拒絕評估方案的通知時機，均踩在法定時限即將屆滿或輿論關注稍有降溫的邊緣。每一次推進，都剛好不足以達成結論；每一次停頓，又剛好不構成行政不作為。

第二，書面信息高度稀缺。從審計報告至今，企業收到的政府正式書面文件幾乎為零。絕大部分溝通通過口頭傳達、電話通知、第三方轉述完成。信息的不成文化，既是責任規避，也為后續解釋留下充分彈性空間。

第三，資金壓力正隨時間推移不斷放大。企業為該探礦權投入已積壓十余年，利息、運維成本持續累加，資金鏈日趨緊繃。而政府作為賠償義務主體，在程序空轉中并不承擔資金成本，時間越長，談判地位越有利。

“他們耗得起，我們耗不起。”企業負責人說。

沉默與拖延，不是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正解

礦業權補償爭議，表面是數字之爭，實則是地方政府如何處理歷史契約、如何對待合法投資、如何兌現法治承諾的試金石。

匯川區政府有權利對補償方案提出異議，也有義務啟動更為公允的重審程序。然而，當“異議”停留于口頭傳達、拒絕出具書面意見，當“重審”異化為將委托成本與責任風險全數轉嫁企業，當審計工具被反復操弄而評估路徑始終回避——所謂程序正義，已在細節中瓦解殆盡。

“我們還在等。”企業負責人說，“等一份有簽字的文件，等一個愿意正面答復的官員，等一次不用從頭再來的審查。”

然而，時間正從每一次“重審”的指令中悄然滑過。而這一次，政府又將用多久來回應公眾與企業對真相與公平的追問？

我們將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