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大掃蕩太慘烈，犧牲將領名單觸目驚心，主席：取消政委決定權

自抗戰以來，八路軍堅持敵后抗戰，尤其華北戰場大量殺傷日偽軍，破壞日軍交通運輸線，給日軍造成了極大困擾。

由于華北“治安”太差，日本大本營十分生氣，便將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中將調走，轉而讓“中國通”岡村寧次接替職務。

岡村寧次不愧是“老江湖”，一上任就看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于1942年集中5萬日偽軍，對八路軍冀中軍區實施大掃蕩，因掃蕩開始時間是五月一日，故而被稱為“五一大掃蕩”。

此次掃蕩與以往不同，岡村寧次除了采取軍事壓迫之外，還派遣特務進行滲透，同時利用政治宣傳手段孤立八路軍，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最終，冀中軍區減員1.6萬余人，被害群眾達到2萬余人，還有5萬余人被捕，損失極其慘重。

此次掃蕩當中，八路軍犧牲將領比較多，尤其是8分區司令員常德善和政治委員王遠音，讓毛主席覺得非常可惜。

在了解到常德善和王遠音犧牲的原因后，毛主席感到更加心痛，于是作出一個重要決策：取消政委決定權。

到底怎么回事？

01

說起來，八路軍并不害怕日軍掃蕩，因為總能找到針鋒相對的辦法，或進行游擊戰，或繞到敵后進行破壞，總之都能化解。

但五一大掃蕩不一樣，岡村寧次為了實施此次掃蕩，做了大量前期工作，比如情報搜集，兵力調動和物資準備，等等。

1942年5月1日，岡村寧次一聲令下，圍在冀中軍區周邊的日軍開始實施大掃蕩，采取“鐵壁合圍”“拉網掃蕩”“梳篦清剿”等戰術，在飛機、坦克的掩護下，向冀中軍區中心區進行壓縮包圍。

為了不讓八路軍“溜走”，岡村寧次還派人封鎖了所有公鐵道路，形成了一個“鐵環陣”，目標直指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及軍區、軍分區各領導。

在此次掃蕩中，常德善領導的八分區，下轄饒陽、武強、獻縣、河間等縣，恰好是日軍包圍合擊的重點區域。

常德善是一位老革命，1929年參加紅軍，參加過反“圍剿”作戰和長征，抗戰爆發后在120師擔任支隊長，后來調任冀中軍區八分區司令員，長期在敵后從事抗戰，善打游擊戰，作戰靈活多變，曾奪取多次反“掃蕩”、反“蠶食”作戰的勝利。

日軍發起“五一大掃蕩”時，冀中軍區領導人的準備其實并不充分，以為這一次還像以前那樣只是小規模掃蕩，掃蕩結束后就會“雨過天晴”，有著“敵來我去，敵去我回”的想法，便采取堅壁清野之策，在物資準備和人員組織上存在漏洞，結果一開始就吃了大虧。

常德善的嗅覺很靈敏，掃蕩開始后就發現不對勁，首先敵人數量多且隊形密集；其次敵人所到之處都挖溝建碉堡，將各區域獨立起來，很明顯打算長期固守，最后敵人加大了宣傳力度，對傾向于共產黨的人員打擊力度空前之大，并且手段極其殘忍。

基于這三點，常德善判斷，敵人不消滅冀中軍區是不會善罷甘休的，所以他第一時間決策：不與敵人糾纏，馬上突圍出去。

由于常德善決策及時，在敵人包圍之前，八分區機關人員及所屬兩個團，就突然從日軍盤踞的重要據點武強縣突圍而出，并不斷襲擊其他日軍據點，采取避實擊虛之策，用機動靈活的戰術與日軍周旋，以掩護冀中軍區機關和部隊突圍。

在此過程中，常德善決策果斷，打仗勇猛，每一步都趕在日軍前面，殲滅了大量日軍，當然自身損失也比較大，30團還被打散失去聯系。

5月中旬，在軍區機關轉移的關鍵時刻，常德善率部摧毀津浦路上的兩列日軍火車，吸引了大量日軍圍追堵截，有力掩護了軍區機關轉移。

5月下旬，軍區機關已經轉移出去，根據地大多被日軍占領，還有不少軍民被俘，軍區下令常德善率部返回中心區，通過游擊戰的方式清剿日軍，以便日后奪回根據地。

02

日軍在實施“五一大掃蕩”之后，一共在冀中軍區轄地建造了1700多個據點，還挖掘4000多公里封鎖溝，將軍區分成大大小小2600余塊，八路軍的生存空間和活動范圍被極大壓縮。

常德善率部返回冀中軍區后，發現情況很不好，敵人據點雖然人少，但武器比較精良，且相互之間能夠呼應，而八分區兵力太少，武器彈藥和糧食也很匱乏，無法對日軍造成實質性打擊，還很容易被包圍。

更糟糕的是，當時日軍掃蕩并未結束，正在實施所謂“壓倒戰”，四處清剿抗日力武裝。

鑒于形勢不利，常德善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商討下一步行動，他主張到外圍作戰，讓部隊得到休整后再殺個回馬槍。

但是，政委王遠音卻有不同意見，主張返回中心區，尋找失聯的30團。

王遠音的初衷其實是好的，他很同情根據地的受害群眾，想要留下來收攏失散部隊的人員，能多堅持一天是一天，堅持到反掃蕩作戰勝利。

因為意見不統一，王遠音與常德善爆發了激烈爭執，常德善氣不過，便對王遠音說，“我是司令，軍事上聽我的，政治上聽你的，你不要瞎指揮！”

王遠音也不含糊，大聲對常德善說，“別忘了，我是政委，不只管政治，還有最后決定權！”

王遠音一句話讓常德善啞口無言，再也說不出話。

正如王遠音所說，政委擁有最終決定權，這是因為八路軍受到早期條件主義影響，中央賦予了政委比較大的權力，可以在軍事上一票否決并最終拍板。

政委制在八路軍、新四軍廣泛存在，一般而言政委不會主動干涉指揮員的軍事決策，但權力畢竟擺在那里，如果要用，還真沒問題。

最終，常德善向王遠音妥協，答應回中心區尋找30團，然后進行游擊戰。

恰在這時，冀中軍區下令八分區主力23團向冀魯豫地區轉移。

如此一來，常德善手下能用的兵力就只剩下400來人了，這么點人回中心區簡直是找死，他便同王遠音商議，能否到外圍休整一下，觀望一下局勢再作打算，王遠音堅持返回中心區。

無奈之下，常德善只得帶著部隊出發，于6月初返回中心區并與堅持游擊戰的30團取得聯系，6月7日進駐雪村。

此時，王遠音還為與30團幸存的200來人取得聯系而高興，不懂軍事的他哪里知道，他堅持返回中心區，其實是將部隊陷入死地，因為岡村寧次的決心很大，下令“一個八路也不留”，而且布置了一張大網。

03

常德善剛率部隊進駐雪村，岡村寧次就得知了消息，便開始調動兵力，打算將八路軍全殲。

6月8日，30團抵達雪村外圍，剛開始構筑工事，日軍4000余人就乘坐汽車、摩托車和馬匹從四面八方撲來，很快便將雪村團團包圍。

600八路對4000日軍，這仗沒法打，更何況八路軍沒有重武器，輕、重機槍也很少，彈藥更是奇缺，毫無勝算可言。

看到如此情形，王遠音才知道自己錯得有多離譜，這次回來非但沒能救到任何人，還把自己給搭進去了，早知如此就聽常德善的，說不定能多殺幾個鬼子。

這時候，常德善表現得很大度，雖然他對王遠音存在不滿，但兩人畢竟是戰友，而且王遠音的出發點是好的，所以他好言勸慰王遠音，說現在還不是自我批評的時候，先想辦法突圍再說。

現實情況是，還沒等八路軍構造好防線，日軍就率先發起進攻，先是一頓炮火輸出，雪村頓時陷入火海當中，緊跟其后的是日軍步兵沖鋒，雙方爆發激烈，僅幾個小時，八路軍就損失慘重，尤其是指揮員大部分犧牲，比五一大掃蕩中任何一次戰斗都慘烈。

眼看部隊減員嚴重，常德善與王遠音商議決定，各自率部突圍，然后在河間、肅寧以北會合。

常德善善于觀察，在戰場找到了一個突破口，最終成功逃了出去，但剛走到河肅公路以北，日軍騎兵和自行車隊就追上來了，雙方爆發激戰，八路軍將士為了掩護常德善，一個個中槍倒下，常德善的大腿還中槍了。

隨著身邊的人越來越少，常德善知道自己逃不出去了，便對警衛員小胡說，“不要管我，我掩護你出去，你去白洋淀找地委書記金城同志匯報情況！”

小胡走后，常德善用機槍向敵人掃射，雖然擊斃不少日軍，但日軍人數太多，他本人還身中數槍不斷流血，終因寡不敵眾而中彈犧牲。

后來，當地百姓找到了常德善的遺體，發現他身中20多槍，僅太陽穴就中了6槍，身上千瘡百孔，血都流干了。

王遠音也沒能逃出去，在突圍時身負重傷，血流如注，最終以身殉國，年僅26歲。

這是一次一邊倒的戰斗，常德善和王遠音就不該回去，但主要問題不在王遠音，而在于政委決定制的弊端。

04

政委制源于蘇聯紅軍，早在1929年就被引進到我國，當時相關條例規定，政治委員有權停止軍事指揮員的命令，擁有最終決定權。

從蘇聯引進的東西，很多都水土不服，政委制也一樣，造成了許多的悲劇。

1932年召開的寧都會議，更是取消了黨委集體領導，政委更是成為“單線首長”，權力大到沒譜。

長征時期，紅軍曾在遵義會議上確定了軍事指揮官的權威，但基層部隊中“政委決定權”卻被慣性保存下來，王遠音對常德善的否決及最終拍板，就是這種慣性的延續。

五一大掃蕩太過慘烈，尤其雪村戰斗損失巨大，許多優秀指戰員犧牲，讓毛主席心痛不已。

此前，毛主席已經意識到政委制的弊端，五一大掃蕩后開始研究相關改革，中央軍委很快便開始了軍事領導體制的革新，最終確定軍事指揮員在戰斗中擁有最高決策權。

把軍事和政治分開，無疑是正確的決策，雖說軍事的目的是配合政治，但政治工作也要確保戰爭取得勝利。

雪村悲劇便是政治壓倒軍事的結果，常德善是軍事專家，王遠音則是政治高手，二人在戰爭中定位不準確，是悲劇的根源所在。

當然了，不是說政委就不重要的，畢竟“黨指揮槍”的原則不能改變，只不過作用發生變化，政委要做到確保方向不跑偏，而非在戰術細節上進行粗暴干涉。

隨著戰爭的進行，政委制度逐漸完善，到1947年逐漸成熟，確定了集體領導制，解放軍總政治部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黨委員會條例草案》，明確規定：

在軍隊中設置各級黨委員會，而以黨委員會作為對軍隊之一切領導與團結的核心。

戰爭決策可以通過黨委會決定，這樣既能保障方向不跑偏，戰略戰術也能得到執行。

常德善和王遠音是我軍發展的一個縮影，他們的犧牲固然是我軍重大損失，卻也推動了軍隊向好的一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