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談起高敬亭之死：他罪不至死，中央發(fā)電要求留命，他們偏偏不聽

“刀下留人！”

1939年6月24日，延安的電報員手指都在發(fā)抖，拼了命地要把這四個字發(fā)出去，因為這每一個字都關(guān)乎著一位名將的生死。

可就在電波穿越千山萬水的時候，安徽肥東青龍場那邊，槍聲已經(jīng)響了，那個曾經(jīng)讓國民黨十萬大軍都無可奈何的漢子，倒在了自己人的槍口下。

誰也沒想到，僅僅幾個小時的時差，竟然就造成了中國革命史上一個無法挽回的巨大遺憾，那個下令開槍的人當(dāng)時或許還沒意識到，他這一槍，打掉的不光是一個高敬亭。

01

咱們把時間撥回到1930年代，那時候的大別山，對于國民黨軍隊來說，簡直就是個噩夢。

有個叫高敬亭的年輕人，帶著一支名為紅28軍的隊伍，硬是在這深山老林里扎下了根。那時候紅軍主力都長征走了，留給高敬亭的，是要錢沒錢、要糧沒糧、要人沒人的爛攤子。國民黨覺得這回穩(wěn)了，十幾萬大軍像鐵桶一樣圍上來，心想這就是甕中捉鱉。

結(jié)果呢？這只“鱉”不但沒捉著，反而變成了一條過江龍。

高敬亭這人打仗有個特點，就是“野”。他那是真正的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戰(zhàn)術(shù)，不跟你講什么兵法教條，怎么實用怎么來。國民黨的部隊進山剿匪，那是穿著皮鞋、扛著正規(guī)裝備，走得那叫一個氣勢洶洶。可一進大別山，兩眼一抹黑，別說抓人了，連紅軍的影子都摸不著。

反倒是紅28軍，跟這大山融為了一體。今天在這個山頭打你個伏擊，明天又跑到那個鎮(zhèn)上去端你的炮樓。國民黨的指揮官衛(wèi)立煌，那是出了名的能打，可在大別山也被高敬亭折騰得一點脾氣都沒有。

最離譜的是什么？是國民黨的軍隊被打怕了，到了后來，甚至私底下跟紅28軍做起了生意。你想啊，國民黨當(dāng)兵的也得保命啊，他們甚至愿意賣給高敬亭子彈和藥品，就為了換個“互不侵犯”。這事兒在當(dāng)時的大別山，那是公開的秘密。

那時候的高敬亭，手里握著幾千號人，槍桿子硬，腰桿子更硬。他在大別山堅持了整整三年游擊戰(zhàn)爭，硬是把這面紅旗給扛住了。這份功勞，那是實打?qū)嵉模怯妹鼡Q來的。蔣介石那邊氣得牙癢癢，懸賞金額從一萬大洋漲到了十萬大洋，就為了買高敬亭的人頭。

這十萬大洋在那時候是什么概念？能在北平買下好幾條街的四合院。可就有意思了，這十萬大洋掛在那兒好幾年，硬是沒人能拿得走。

02

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了，國共開始合作。高敬亭的紅28軍走出了大山，改編成了新四軍第四支隊。

這一改編，問題就來了。

以前在大別山，高敬亭那是“山大王”，天高皇帝遠，大事小情自己說了算。隊伍怎么帶、仗怎么打、錢怎么花，那都是他一句話的事兒。這種獨立指揮的習(xí)慣，在游擊戰(zhàn)時期那是優(yōu)勢，反應(yīng)快、效率高。

可成了正規(guī)軍，進了新四軍的編制，頭上有了軍部，有了組織紀(jì)律，這對于過慣了無拘無束日子的高敬亭來說，就像是孫悟空戴上了緊箍咒，渾身都不自在。

新四軍軍部派來的那些干部，很多都是留洋回來的，或者是從延安經(jīng)過正規(guī)培訓(xùn)的。他們講究的是正規(guī)化建設(shè)，講究的是層級管理。這兩撥人往一塊兒一湊，那那個文化沖突簡直就是火星撞地球。

在高敬亭眼里，這些穿皮鞋、戴眼鏡的干部就是“洋包子”，只會紙上談兵，根本不懂大別山的實際情況。而在軍部那些領(lǐng)導(dǎo)眼里，高敬亭這支隊伍雖然能打，但流寇習(xí)氣太重，無組織無紀(jì)律，必須要進行徹底的改造。

這種矛盾一開始還是暗戳戳的，后來就直接擺到了臺面上。

有個細節(jié)特別能說明問題。軍部命令各個支隊要把經(jīng)費上交，統(tǒng)一管理。這在正規(guī)軍里那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兒。可高敬亭不干，他當(dāng)場就發(fā)飆了，他認為這些錢是弟兄們拿命換來的，憑什么交上去？他在會議上拍著桌子吼道：老子在大別山吃樹皮草根的時候，你們在哪兒？現(xiàn)在日子好過了，就來我們要錢？

這話一出，性質(zhì)就變了。在那個講究絕對服從的年代，這種行為不僅僅是脾氣不好，而是被看作了搞“獨立王國”，是嚴(yán)重的政治錯誤。

再加上當(dāng)時新四軍的副軍長項英，那是出了名的鐵面無私，甚至可以說是有些刻板。項英看高敬亭，那是怎么看怎么不順眼，覺得這就是個不受管束的刺頭，如果不拔掉，早晚要出大亂子。

03

真正的危機爆發(fā)在1939年春天。

那時候，新四軍軍部下達了一個戰(zhàn)略命令：要求第四支隊離開大別山，向東發(fā)展，挺進敵后去打擊日本人。這就叫“東進”。

這在戰(zhàn)略上絕對是高瞻遠矚的。只有走出去，才能開辟新的根據(jù)地，才能壯大力量。

可高敬亭死活不樂意。他的理由也很充分：大別山是我們的老家，群眾基礎(chǔ)好，地形熟悉，離開了這兒，部隊就是無根之草，很容易被吃掉。

于是他就開始拖。軍部催一次，他找個理由擋回去；軍部再催，他又找個理由。什么部隊需要休整啦，什么糧草沒籌齊啦，反正就是按兵不動。

這就徹底激怒了項英。在項英看來，這是公然抗命，是軍閥作風(fēng)。

雙方的關(guān)系一下子降到了冰點。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高敬亭手底下出了個天大的雷，直接把他推向了深淵。

他手下有兩個團級干部，一個叫楊克志，一個叫曹玉福。這倆人可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來的老部下，那是心腹中的心腹。可這倆人呢，因為貪污軍餉，怕被查出來，竟然干出了一件喪盡天良的事兒。

這天夜里，這兩人卷了部隊的公款，還帶著槍，直接跑路投靠了國民黨！

這事兒一出，整個新四軍都炸鍋了。

要知道，那是抗戰(zhàn)時期，帶著槍投敵，那是叛國罪啊！而且這倆人還是第四支隊的高級干部，這就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問題了，直接被扣到了高敬亭的頭上。

項英抓住了這個把柄，認為這是高敬亭長期“御下不嚴(yán)、縱容包庇”的惡果，甚至懷疑高敬亭是不是也有二心。

這下子，高敬亭是有嘴也說不清了。

04

1939年6月，項英決定動手了。

他以江北指揮部的名義，通知高敬亭到安徽肥東的青龍場開會。

高敬亭雖然平時跟軍部頂牛，但他畢竟是個老黨員，心里還是相信組織的。他壓根兒沒往壞處想，帶著警衛(wèi)員，大大咧咧地就去了。

到了青龍場，他才發(fā)現(xiàn)氣氛不對。

往常開會，大家見面多少還要寒暄幾句，可這次，迎接他的是荷槍實彈的衛(wèi)兵，還有一張冷冰冰的“隔離審查”通知書。

高敬亭剛想發(fā)火，就被下了槍，關(guān)進了禁閉室。

接下來就是審訊。項英列出了高敬亭的幾大罪狀：抗拒中央命令、搞獨立王國、破壞統(tǒng)一戰(zhàn)線、縱容部下叛變。每一條，在當(dāng)時都是死罪。

項英是個辦事雷厲風(fēng)行的人，他立刻給延安發(fā)了一封電報，匯報了高敬亭的情況，并且提出了處理意見：建議予以槍決，以正軍紀(jì)。

同時，因為當(dāng)時是國共合作，新四軍名義上還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管轄，項英按照程序，也給蔣介石發(fā)了一份電報，通報了這件事。

這事兒傳到重慶，蔣介石正喝著白開水呢，看到電報差點沒笑出聲來。

這簡直是天上掉餡餅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在不久前，蔣介石為了拉攏高敬亭，還專門給他發(fā)過“嘉獎令”，又是送錢又是送名譽，想把這員虎將挖過去。那時候蔣介石是想用軟刀子割肉。

可現(xiàn)在，共產(chǎn)黨自己要把高敬亭干掉，這不正是蔣介石夢寐以求的“借刀殺人”嗎？

蔣介石心里門兒清：殺了高敬亭，既能削弱新四軍的實力，又能在大別山制造混亂，還能讓共產(chǎn)黨內(nèi)部產(chǎn)生隔閡。這是一石三鳥的好買賣！

于是，蔣介石連一秒鐘的猶豫都沒有，提筆就批復(fù)了那封足以載入史冊的電報。

電報內(nèi)容極其簡短，只有四個字：予以槍決。

這四個字，就像四顆釘子，死死地釘在了高敬亭的棺材板上。

05

與此同時，延安的窯洞里，氣氛緊張到了極點。

毛主席看到了項英發(fā)來的電報，眉頭緊緊地鎖在了一起。

對于高敬亭的錯誤，主席是清楚的。這人確實有山頭主義傾向，確實脾氣臭，確實犯了錯。但是，主席更看重的是他的功勞，是他對革命的忠誠。

這可是一個在大別山堅持了三年游擊戰(zhàn)的英雄啊！是一個能把國民黨十幾萬大軍耍得團團轉(zhuǎn)的戰(zhàn)術(shù)天才啊！

這樣的人才，殺了太可惜了！

主席在屋里來回踱步，最后拍板決定：高敬亭不能殺！

主席的意思很明確：高敬亭雖然有大過，但功勞也大，屬于功過相抵。對于他的錯誤，可以撤職，可以處分，可以把他送到延安來學(xué)習(xí)，讓他接受教育，改造思想，但絕不能要他的命。

于是，中央立刻擬定了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發(fā)往新四軍軍部。

電報的核心意思就一句話：刀下留人，送回延安。

這場關(guān)于生死的賽跑，就在電波之間展開了。

一邊是蔣介石那一路綠燈的“催命符”，一邊是延安翻山越嶺的“免死牌”。

命運在這個時候，跟高敬亭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1939年6月24日上午，蔣介石的電報先到了。

項英拿著這封電報，心里更有底了。在他看來，這不僅僅是國民政府的命令，更是整頓軍紀(jì)的必要手段。如果不殺高敬亭，以后隊伍還怎么帶？命令還怎么執(zhí)行？

上午8點，安徽肥東青龍場。

高敬亭被帶到了這里。那個曾經(jīng)在大別山叱咤風(fēng)云的漢子，看著眼前熟悉的山山水水，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他沒有求饒，也沒有大喊大叫，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

隨著一聲槍響，一代名將，就這樣倒在了血泊之中。

這一年，他才32歲。

就在槍聲消散后不久，延安那封“刀下留人”的電報，終于到了。

看著那封遲到的電報，在場的所有人都傻眼了。那種巨大的落差，那種無法挽回的懊悔，像一塊巨石一樣壓在了大家的心頭。

如果電報能早到幾個小時，甚至哪怕早到一個小時，歷史的走向可能就會完全不同。

可是，這世上哪有如果呢？

06

這事兒發(fā)生后，毛主席一直沒忘。

建國后，有一次主席去安徽視察工作，專門問起了高敬亭的情況。當(dāng)?shù)氐母刹繀R報說，大別山的老百姓直到現(xiàn)在還念叨著高司令，說他是個好人，是大英雄。

主席聽完，眼眶濕潤了，他長嘆了一口氣，沉重地說道：高敬亭不該殺，中央發(fā)電叫不殺，他們不聽，還是殺了。

這一聲嘆息，包含了多少無奈和惋惜。

更讓人心碎的是高敬亭的家人。

高敬亭犧牲的時候，他的女兒高鳳英還在娘胎里。這個孩子從出生起，就沒見過父親一眼，而且因為父親的“罪名”，她從小就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

在那個年代，頂著“反革命家屬”的帽子，日子過得有多艱難，咱們現(xiàn)代人根本想象不到。

可高鳳英硬是憑著一股子倔勁兒長大了，還參軍當(dāng)了醫(yī)生。

1975年，已經(jīng)長大的高鳳英，鼓起全部勇氣，給病重的毛主席寫了一封信。

她在信里沒有訴苦，沒有抱怨，只是懇求組織能重新審查父親的案子，給父親一個公正的評價。

這時候的主席，身體已經(jīng)很差了，眼睛也幾乎看不清東西。當(dāng)工作人員把這封信讀給他聽時，老人家沉默了很久很久。

他想起了當(dāng)年的大別山，想起了那封遲到的電報，想起了那個年輕的將領(lǐng)。

主席叫來了汪東興，只交代了一句話：去查一查，這案子處理得不當(dāng)，責(zé)任主要在項英，要平反。

1977年，總政正式發(fā)出通知，追認高敬亭為革命烈士。

1980年，就在高敬亭犧牲的青龍場，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

那天，大別山沸騰了。

無數(shù)白發(fā)蒼蒼的老人，拄著拐杖，翻山越嶺趕來。他們不為別的，就為了再送那個帶著他們打游擊的“高司令”最后一程。

這一天，遲到了整整41年。

高敬亭的墓碑靜靜地立在那里，面對著他曾經(jīng)戰(zhàn)斗過的大別山。

而當(dāng)年的決策者項英，在高敬亭死后僅僅一年多，就在皖南事變中遭遇了國民黨的伏擊。他在那個雨夜，同樣面對著絕境，不知道那一刻，他有沒有想起過高敬亭。

項英最終犧牲在了叛徒的槍下，和他當(dāng)年處決高敬亭的理由——“部下叛變”，竟然有著一種詭異的巧合。

歷史總是這樣，用一種近乎殘酷的方式，展示著它的因果循環(huán)。

如果當(dāng)初高敬亭還在，如果那支強悍的第四支隊還在大別山策應(yīng)，皖南事變的結(jié)局會不會不一樣？

誰也給不出答案。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青龍場的那聲槍響，打痛的不僅是高敬亭的親人，更是整個中國革命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