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最久的地下黨，至死未暴露，97年中央證明：他是秘密黨員

他是在國民黨內部潛伏最久的一位隱蔽戰線上的戰士，一輩子都沒有暴露身份，就連正名，也是在去世幾十年之后。他就是閻又文。

當時，周總理對情報工作人員的要求是“有苦不說，有氣不叫；顧全大局，任勞任怨”，閻又文就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這句話的真諦。

1914年， 山西萬榮縣的農村里，有戶人家剛剛生了兒子，閻家夫婦抱著剛出生的男娃，給娃取名“又文”。

那會兒農家日子苦，閻家也不例外，可老兩口認準“讀書能出息”，砸鍋賣鐵也要供閻又文上學。幸好他也爭氣，1933年硬是考進了山西大學法學院，成了村里少有的“大學生”。

那會兒的太原，不像現在這么熱鬧，卻藏著不少“秘密”。閻又文在學校里，撞見了幾個同學偷偷傳看油印的小冊子，上面印著“馬克思”“工農”的字眼，這是地下黨人杜任之、張友漁搞的“社會科學讀書會”，表面是一起讀外文、聊文學，實則在講“國家該往哪兒走”。

閻又文雖然沒有立刻加入，可那些話像種子，落在了他心里：原來還有人在為窮苦人找出路。

1937年夏天，盧溝橋的炮聲傳到太原，學校停了課，街上到處是逃難的人。閻又文沒像其他同學那樣回家躲著，他揣著干糧，一路往西，想去延安，他聽說那兒有真正抗日的隊伍。

可走到半路，遇上了傅作義的部隊，老鄉說：“傅將軍也是山西人，打鬼子不含糊”，加上地下黨同志的暗中安排，閻又文改了道，進了傅作義的隊伍。

1938年9月，在傅作義部隊里，中共特派員潘紀文找閻又文談了一次話。就在一間簡陋的土坯房里，潘紀文問他“愿不愿意跟著黨，做些能救國的實事”。閻又文緊緊攥著衣角，回答的聲音還有點顫抖：“愿意，只要能打鬼子、救中國，干啥都行。”

就這樣，閻又文秘密入了黨，這件事沒人知道，就連他遠在榮河的家人都不知道這這件事。

轉年，閻又文成了傅作義的秘書。這位置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傅作義的軍令、寫給蔣介石的報告、甚至家里的瑣事，都要經他的手。

傅作義待見這個小老鄉，覺得他文筆好、做事穩，連給老家寫信都讓閻又文代筆。可閻又文心里始終都繃著一根弦：他是黨的人，得盯著傅作義的動向。

好景不長，國民黨開始反共，傅作義部隊里的共產黨員被一個個“禮送出境”。閻又文急得睡不著，想聯系組織，可潘紀文已經走了，聯系方式斷了。

他只能暫時按住心思，每天該寫報告寫報告，該處理瑣事處理瑣事，連傅作義跟蔣介石的電報往來，他都偷偷記在心里，只等著萬一哪天能聯系上組織，這些信息能用上。

這一等，就是好幾年。

1946年春節剛過，包頭街上就多了個賣皮貨的商人，一口陜北話，四處打聽“傅長官的秘書閻又文”。這人是延安派來的王玉，專門找閻又文的。

找到閻又文家時，王玉提了兩盒糕點，進門先問：“你是山西榮河人？山西大學畢業的？”閻又文心里一動，沒敢貿然認，直到王玉說“組織派我來找你”，他才紅了眼，攥著王玉的手半天沒松開：“可算把你們等來了！”

后來，閻又文在包頭開了家布店，不是為了賺錢，是給王玉當聯絡點。

每次見面，兩人就躲在后屋，閻又文把傅作義的兵力部署、跟蔣介石的矛盾，一五一十說給王玉聽。

有一次，他說：“傅作義要打綏東，部隊調動都定好了”，王玉趕緊把情報送出去，可前線的領導沒當回事，結果我軍吃了虧。閻又文沒抱怨，只跟王玉說：“咱把該做的做了，剩下的聽組織的就好。”

同年9月，傅作義找閻又文，讓他寫一封公開信給毛主席，“要罵得狠點，讓共黨知道咱的厲害”。

閻又文心里犯嘀咕，趕緊讓王玉問延安。沒過幾天，周恩來的指示傳了回來：“罵狠點，能麻痹敵人。”閻又文咬著牙，把信寫得尖酸刻薄，登在《奮斗日報》上，第2天就被《中央日報》轉載了。

傅作義看了哈哈大笑：“又文，還是你懂我！”他哪兒知道，自己最信任的秘書，早就把信的內容先報給了延安。

1948年10月，平津戰役要開打了，中央急著要傅作義的動向。李克農給王玉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拿到情報。”王玉找到閻又文，他沒多說，只說了句“等著”。

那幾天，閻又文比平時更忙了，他跟著傅作義開了好幾次會，還借著整理文件的機會，偷偷抄下了南京最高軍事會議的記錄，上面寫著傅作義要“固守平津唐，60萬人馬，敗了就南撤或退綏遠”。

情報送出去后，毛主席一看就改了戰略：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華北部隊不打太原改圍北平，華東野戰軍盯著杜聿明卻不打。就這么著，傅作義的60萬大軍，成了甕中之鱉。

后來有人說，閻又文這一份情報，至少救了幾十萬老百姓的命，要是真打起來，北平這古都不知道要毀成什么樣。

北平被圍的時候，閻又文做了件更危險的事：勸傅作義投降。

他知道自己一個人說不動，就拉上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傅冬菊也是地下黨員，只是父女倆都不知道對方的身份。兩人輪著跟傅作義聊：“司令，您不是蔣介石的嫡系，真南撤了，他能饒了您？”“北平要是打起來，您就是真成了千古罪人了啊！”

傅作義猶豫了好幾天，終于松了口，讓閻又文參與起草和平協議。1949年1月22日下午，中山公園水榭擠滿了記者，閻又文穿著軍裝，以“剿總”發言人的身份，大聲宣讀北平和平協議。

陽光照在他臉上，沒人知道，這個站在“國民黨”陣營里的人，心里裝著的是共產黨的信仰。

協議簽了之后，閻又文陪著傅作義去西柏坡見毛主席。毛主席握著傅作義的手說：“你辦了件大好事”，轉頭看見閻又文，笑著加了句：“閻又文，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啊。”

這話里的意思，只有閻又文自己懂，那是毛主席對他的肯定，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在公開場合，悄悄提了他的“功勞”。

新中國成立后，閻又文沒跟任何人提過自己是地下黨。他跟著傅作義做統戰工作，后來調去水利部、農業部，做的都是不起眼的技術管理崗。

家里日子過得清貧，組織上給的食品特供證，他從來不用，跟妻子丁宴秋說：“全國人民都吃不飽，咱家憑啥搞特殊？”孩子們問他“爸，你以前是干啥的”，他只說“就是個普通干事”。

1962年9月，閻又文得了食道癌，住進了醫院。彌留之際，他才拉著丁宴秋的手，氣若游絲地說：“以后……有事兒……找組織……”說完就閉了眼，去世的時候也才48歲。

他被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就一句話：“過去曾為革命做過許多工作。”沒提黨籍，沒提職務，就連入黨時間都沒寫。

這之后，閻家的日子就難了。幾個子女入黨、提干，一到政審就卡殼，人家只說“你父親歷史問題不清”，也不多加解釋。

他們去統戰部查檔案，沒找到閻又文的名字；去農業部問，也沒人能說清楚。最小的兒子在部隊想入黨，部隊發了好幾次函外調，最后還是不了了之。

孩子們委屈，丁宴秋也納悶：老閻明明葬在八寶山，怎么連個身份都說不清？

直到1993年，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劉光人偶遇王玉。王玉就是當年跟閻又文接頭的皮貨商。兩人聊起閻又文，王玉嘆了口氣：“都40多年了，閻又文也該解密了。”

隨后，他就去找了羅青長，羅青長一查檔案，確認閻又文是1938年入黨的老黨員，那些年的情報工作、和平解放北平的貢獻，都記在里面。

1997年，羅青長在《北京日報》發表了文章，第一次公開了閻又文的身份。閻家的子女看到文章，抱著報紙哭了一場，原來父親不是“反革命后代”，不是“歷史不清”，而是一個為了信仰，沉默了一輩子的英雄。

閻又文的一輩子，可能沒留下過什么驚天動地的名言，也沒獲得過什么勛章，但他卻用一生的沉默踐行了自己入黨時的承諾。這樣的英雄，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