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教授：四大文明古國中，印度和埃及還在，為何卻只承認中國？

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倫敦依舊陰冷。劍橋大學東方會議室里，燈光昏黃。正準備演講的青年學者馬丁·雅克回頭對助手輕聲說了一句：“為什么他們總拿中國當例子？究竟是哪里不同？”助手聳聳肩，示意他快上臺。臺下數十位老成的歷史學家正等待著，一場關于“文明存續”的討論就此拉開。

那天的焦點，是“為什么在所謂四大文明古國里，只有中國被多數史學家視為‘從未斷線’的例外”。馬丁·雅克后來在書里寫道：“中國不是老得最久，卻是惟一活到今天的古文明。”這句話20 世紀傳回東方，引起不少爭論，問題也隨之變得尖銳——古印度和古埃及的土地還在那里，人民也沒消失，可為什么國際史學界卻遲遲不肯把這兩國與中國并列為“文明延續體”？

追本溯源，得從“四大文明古國”這張老牌名片說起。十九世紀末，西方考古學突飛猛進，學者們為了說明人類文明的多源特征，習慣把尼羅河、兩河、恒河和黃河列為最早的文明搖籃。概念雖帶有時代局限，卻因通俗易記，很快寫進教科書。今天再看，這張名單中只有中國在政治體、文化符碼、族群認同三條線索上幾乎沒有中斷，這是眾多學者達成的一致判斷。原因何在？或許可以先把目光投向另外三條大河的往昔。

翻開泥版，古巴比倫的簡史躍然紙上：公元前一八九九年，蘇美爾衰落后，阿摩利人建立巴比倫王國；公元前一七九二年，漢謨拉比頒布法典；公元前五三九年，波斯大軍攻入巴比倫城。從此，兩河平原進入漫長的異族統治：波斯、希臘化王國、帕提亞、薩珊、阿拉伯——層層疊疊。語言從阿卡德語到阿拉伯語，宗教從多神信仰到伊斯蘭，連地名也隨王朝易手而更迭。等到八世紀阿拔斯王朝把首都遷往巴格達，巴比倫已只剩廢丘。文化根脈被切斷，誰還會自稱“巴比倫人”？

再看尼羅河。約公元前三一○○年，納爾邁統一上下埃及，金字塔時代接踵而至。可是公元前六六九年亞述兵臨底比斯后，幾百年間波斯、希臘、羅馬輪番更替，法老王冠成了戰利品。三九五年東羅馬掌控埃及，公元六四一年來自阿拉伯半島的騎兵渡海而至，科普特語逐漸被阿拉伯語取代。外來政權沒有歧視金字塔，卻沒保存底層社會的信仰與語言。于是，古埃及的神祇沉睡在沙丘之下，新的伊斯蘭文化占據了街巷清真寺。血脈或許仍在，但文化主干已斷。

古印度的曲折更富戲劇性。印度河流域文明約公元前二六○○年出現，然而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前后，雅利安人自西北而入，吠陀文化取代了原先的象形文字文明。此后孔雀王朝、笈多王朝曾短暫統一次大陸，可恒河、戈達瓦里、恒河三角洲之間的多邦并存，卻讓任何帝國都難以久固。六世紀北印度陷入混戰，被拘束的佛教漸漸式微；十三世紀起，帖木兒、莫臥兒帶來伊斯蘭王朝，地緣與宗教的鑲嵌更加復雜。到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印度的國家輪廓重新劃定，歷史記憶卻像色拉托紙，被一次次重寫。難怪馬克思在《未來社會》中慨嘆：“印度的歷史，是統治者的更迭史。”

對比三者，便能看出延續性的稀缺。中國是否真的從未斷線？至少有幾組事實擺在那里。公元前一六○○年，商王朝在殷墟鐫刻甲骨；公元二○二年，劉邦入關中立漢朝；六○一年，隋文帝下令修建大運河；一六四四年，清軍入關，順治帝登極；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無論皇權如何更替，“中國”一詞以及以方塊字書寫的共同記憶卻始終在；兩千年前的《禮記》與七十年前的《共同綱領》，都能在一條長線上找到呼應。

為何能如此？史家討論多年，論斷大致集中在三個面向：地理、制度與文化。

先說山川。東亞季風區的獨特配置，造就了以黃河、長江為骨架、輔以眾多支流的自然網絡。水網綿密，耕作方式趨同，生產力得以上升。相較之下，兩河流域多次鹽堿化，尼羅河泛濫雖規律卻受地中海勢力入侵，恒河則常被季風洪澇肢解。地理學家許靖曾指出：“過度豐饒反倒引來征服者，適度的艱辛才會催生自保的國家機體。”華北平原四季分明，牛馬難久駐，游牧鐵騎來去如風，卻無法永遠駐扎耕作，于是有了抵御亦有了融合。戰火摧城池，卻難以摧毀分布廣泛的鄉土聚落與灌溉系統。

接著看制度。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贏政把度量衡、貨幣、文字統一，確立郡縣制。此舉奠定了此后“地域廣而政令一”的脊梁。哪怕王朝被外族推翻，新的統治者也要沿用這一套機制。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把中書省、宣政院照搬過來；滿族騎馬入關，也保留六部體制。制度的連續，使得農耕區社會不至于崩散成碎片。反觀兩河、尼羅河，擅權的地方貴族與商人階層常在戰亂中轉投外來者，建立新王國時也少有整體性的政治模板，大廈傾覆，一地散沙。

文化的韌性更是關鍵。方塊漢字是黏結劑。兩千年前的《史記》仍能被今天的學者直接誦讀，而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到公元前一世紀就罕有人會書寫。文字一旦凋亡，古籍成了石刻、泥片上的謎語，連民間的口傳也失根脈。這不是簡單的文化優越論，而是書寫形式對應行政、思想與教育體系的自然結果。只要士大夫階層仍用文言傳世，朝代變了，故事還在。不僅如此，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框架，將個體命運、家族倫理與國家興替緊密扣合，形成了異于西方宗教的自洽秩序。信仰祖先、尊天敬地，本質上是一種內在化的倫理約束，而非對外在超越神祇的絕對依賴。于是，外來宗教要扎根，也需與本土祭祀與倫理相調和——從佛教的中國化到伊斯蘭在西北的本地化，無不如此。

當然，這一路并非坦途。南北朝時，洛陽化為瓦礫；安史亂后，長安半城為赭土；明亡清興，江南市肆煙消火滅。可惜與古巴比倫、古埃及完全覆滅不同的是，每次浩劫之后，總能看到“舊籍拾遺，鄉邑重修”的景象。因為家譜在，“鄉土—宗族—儒學—皇權”的鏈條只要任何一環未斷，就有機會滿血重生。甚至到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仍援引《尚書·周書》來說明天命與民權的聯系；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新政權，則在《共同綱領》中明言“取代封建法統，繼承歷史遺產”。換言之，政治合法性的敘述離不開對過往的承接。

學界偶爾會提到“動員能力”一詞。以秦漢以來的大一統格局為例，戰國后期尚能動員百萬之兵；及至明代，漕運可自江南直達京師。如此高成本的組織網絡，讓任何篡位者都更愿意沿用舊制。英國漢學家崔瑞德認為，真正能解釋中國文明恒常不滅的，不是單一維度，而是地理、制度、文化三者的共振——缺一則脆斷，三足鼎立才能世代綿延。

是非曲折也常左右命運。以文字為例，秦國小篆雖成共識，可東漢隸變帶來了楷書；唐代楷法定型，元明清則在此基礎上衍生行草。表面看似變動，實則依舊在“形聲結構”框架里演進。再引佛教案例，東晉時，支遁感慨“格義之患，言猶未至而辭先窮”，意在用儒釋會通解經。佛法因而披上漢語思維的外衣，最末反哺本土哲學。這樣的生態，很難被單一路數的外來文化取代。

有人堅持“寒冷地理壓力”說，認為北方游牧威脅造就了中原的軍事機器，也鍛出凝聚力。元末宋初之前，巴比倫和埃及時常在“河中富庶”里養尊處優，缺少抵御性訓練，一旦遭逢游牧沖擊便徹底崩潰。此種解釋或有夸張，卻提供了另一個維度：生存壓力越大，集體自救的制度就越發達。而制度一旦成熟，便成了文明自我修復的手術箱，刀、線、藥具備，傷口再大也能縫合。

值得一提的是，對外開放與自我認同并非天生矛盾。漢唐時期的絲路商旅、明代的鄭和下西洋，都是在自信與好奇雙重驅動下誕生的嘗試。文化可以輸入，卻不輕易讓渡主導權。外來知識、宗教、手工業技術源源進入，到了內地往往必須翻譯成漢字，遵循本土秩序再生產。你可以稱之為防御，也可以說是協同；結果卻是舊有脈絡的加固，而非邊界的瓦解。

依此推算，等到一九四九年秋，彼時的國號雖首次不含“漢”“唐”“明”“清”等字樣，但“中華”二字仍居首位。稱謂背后，正是數千年延續下來的民族共同想象。政治形態可以革新，社會組織可以重塑，可崇尚歷史自覺、強調天下一統的底色依然如故。英國學者梅維恒在五十年代造訪北京后寫道：“他們改了框架，沒丟魂魄。”這句話與馬丁·雅克后來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中開出的斷言，遙相呼應。

假如再把鏡頭拉回那場一九五三年的劍橋座談會，馬丁·雅克的回答其實名正言順：古印度與古埃及的疆界、政權、主要語言和精神譜系幾經演變，早已與四五千年前的發端無法直接對接；中國卻把甲骨印痕、秦磚漢瓦、唐律宋典、明定成制以及近代的新政體串成了同一故事。這樣的“未斷線”或許不意味著完美，卻是事實；它解釋了為什么國際史學界只在四個古國里給中國貼上“幸存者”標簽。

驅動這種連綿不斷的力量，來自地理磨礪，也來自制度的早熟，更來自一種愿意折中、擅長吸納的文化基因。它讓被卷入華夏大熔爐的鮮卑、契丹、蒙古、滿洲人先后成為維護者；也讓竹簡、絲帛、活字、鉛字、鉛筆到鋼筆接續地書寫著統一的文字。這種傳承并無神秘色彩，不過是無數代人在動蕩、戰爭與重建中做出的務實選擇：延用便利的系統、留下可讀的文字、保存可用的禮法。正因為這些看似凡常的決定，古國的脈搏才沒有停跳。

馬丁·雅克離開講臺時，那位助手再次追問：“你的答案是什么？”他笑著攤開手中的筆記，“簡單說，中國的歷史像一條大河，源頭可追，本流不斷，支流雖有時改道，卻終將匯入。別的古河干涸了，或被新的河道截斷，它卻還在向前。”聽者無不默然。畢竟，河水為何奔流不息，或許正是文明史上最難回答、卻也最引人神往的謎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