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過遼寧常委，退休月領500塊，晚年竟幫助徒弟搞出國家專利

1948年冬天的沈陽，北風嗚嗚地往巷子里鉆。解放軍剛進城，街口的大喇叭里反復廣播著“沈陽解放”的消息。尉鳳英縮在礦區的胡同口，凍得兩手通紅，卻不肯挪地方，只因為工作隊說要在這里分糧。那時候，她還想不到，眼前這點高粱米，會把她從礦工的女兒，推到遼寧省委常委的位置上，又在晚年帶著徒弟搞出了國家專利。

那天傍晚，工作隊敲著鑼，把人從各個胡同口喊了出來。尉鳳英跟著母親擠進人堆，領到五斤高粱米。米粒粗糙，扎得手疼，她卻一邊掉眼淚一邊往懷里揣：“娘，這回能吃飽了吧？”母親沒說話，只是點頭。誰都明白，從這一刻起，日子算是翻了個底朝天。

往前推十五年，情況完全不是這樣。1933年，她剛出生在撫順礦區的尉家油漆房里。那是日本人占著東北的年代，礦燈照不亮的地方，全是陰影。尉家住的那間小屋，夏天悶得像蒸籠，冬天冷得像冰窖，墻上的霜一刮能刮下一層。北風從門縫里擠進來，小孩睡覺得裹著破棉被，腳丫子還是凍得發青。

尉鳳英3歲時，父親被煤塵咳得直不起腰，最后一次從礦井里上來，手指縫里還塞滿煤渣。躺在炕上，他攥著女兒的小手，喘得說不出幾句話，只讓她好好聽娘的話。那年冬天，家里少了一個勞力，多了沉甸甸的沉默。41歲的母親咬著牙去給人洗衣裳，晚上趴在昏黃的燈下搓麻繩，指節磨破了就用布條一纏，接著干。

家里實在撐不住的時候，母親只好把14歲的大兒子送進日本人掌控的煤礦。那個晚上，尉鳳英躲在油漆房角落，看著哥哥背著破布包離家。母親一句話憋在嗓子眼里，只塞給兒子一小袋摻沙子的高粱米：“餓得受不了就抓一把，別硬撐。”在那種日子里，吃得上飯，就是天大的事。

油漆房里連像樣的棉褲都沒有。冬天最冷的時候，尉鳳英被風吹得腿肚子發紫，母親在街上撿回舊棉絮，拆了破布，把棉花攤平，一針一線縫成棉褲。針腳歪歪扭扭，棉花鼓在一塊，卻能擋住冷風。不得不說，那一條條縫出來的線，把孩子從凍傷的邊緣一點點往回拉。

解放前后，礦區的空氣突然變了。工作隊進了礦，宣講、分糧、登記貧苦工人的情況。尉鳳英跟著母親去領糧的那天，心里像有股熱氣往上沖。她抓著高粱米不肯撒手，嘴里念叨：“以后我也得有個正經工分才行。”有意思的是，這種念頭一冒出來，就再沒下去過。

不久，她進了東北機器制造廠，成了一名工人。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廠里機器吱呀作響，人手卻緊張。她一頭扎進車間，經常一干就是十幾個小時。同事背地里給她起了個外號，叫“拼命三娘”。有人打趣：“你這樣干，哪有功夫談對象？”尉鳳英聽見，只當沒聽見，手上的扳手一點沒慢。

有一次夜里，她連軸轉了好幾班，車間里的齒輪突然卡死。別人愣神，她蹲在機器旁，把袖子往上一挽，鉆進機臺底下排查。油污順著臉流下來，眼睛卻盯著零件不放。等她爬出來時，燈光下那副狼狽樣，把門口等她的人都嚇了一跳。

那人叫盧其昌，也是廠里的工人。當晚他本來買好了《白毛女》的票，想帶她去看戲。等到快半夜，人還沒影，只好守在車間門口。等她一頭油污地露面，盧其昌沒埋怨，掏出懷里揣熱的烤紅薯塞過去：“先吃口熱的，再干活。”說完，也鉆進廠房幫著擰螺絲。這一來二去，兩人就走到了一塊。

1958年元旦，他們在廠里結了婚。沒有婚紗，沒有酒席，夜班剛下，就在車間擺了張桌子。同事們七拼八湊買了兩斤水果糖，廠長拎著相機，叫他們站在機器前合影。照片里，尉鳳英還穿著沾機油的工裝，盧其昌那雙手套上打著補丁。這張照片后來被她壓在抽屜最底下，一壓就是幾十年。

懷孩子那陣子，她怕影響工作，把寬大的衣服掛在最里面，別人看不出變化。直到預產期前三天，在車間突然眼前一黑，被同事抬到醫院，才生下孩子。醫院的味道還沒記住，產假一滿30天，她又背著哺乳巾回了車間。孩子放在角落的小搖籃里，機器聲轟鳴中，她一邊干活，一邊抽空過去看看。

那一年的事，在廠里傳開了。56天產假結束，她一口氣交上6條技術革新建議，用31天干完了別人252天的工作量。車間的生產效率躥上去好幾倍。有老工人感嘆：“這個小閨女，真是不要命。”但她自己心里清楚，不想再回到油漆房那種日子，只能這么拼。

一、從車間女工到省委常委

1968年前后，全國形勢起了巨大的變化。遼寧的各條戰線推選“革命群眾代表”參與領導工作，許多普通工人一下子走到臺前。尉鳳英因為工作出色，又敢說敢干，被點名推上了前臺。那一年，她被任命為遼寧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一個從礦區油漆房里摸爬滾打出來的女工，突然出現在省里重要會議的桌旁，多少人都覺得新鮮。

有人替她捏著一把汗：文化程度不高，能不能應付得了？她自己也緊張，夜里翻來覆去睡不穩。可一想到過去父親在礦井里咳血的樣子，想到母親打著寒戰搓麻繩，就對自己說一句：“既然讓上，就得頂得住。”從那以后，只要遇到聽不懂的字眼，她就記在小本子上，碰見懂行的同志就虛心請教。

當時，領導機關的日常節奏非常緊張，各種會議不停。尉鳳英習慣了車間的節奏，到了省里辦公室，還是忍不住往基層跑。開完會，她經常擠在大巴里，或者搭火車去工廠、去礦井，蹲在現場聽工人說話。有一次，同行干部打趣她：“你現在可是常委，多坐在辦公室也沒人說。”她抬頭看了一眼：“不下去看看，心里不踏實。”

1975年，她被調往北京，參加全國婦聯的籌建工作，與鄧穎超等人一起忙碌。那個階段，她見識到了更多層面的事務，會議、調研、文件，排得滿滿當當。值得一提的是，她每次回到住處，還是習慣先翻車間的照片。看著那些機器和工裝，心里似乎才穩一點。

北京待了兩年，她心里的那股“惦記勁”越來越重。1977年，她專門給中央寫報告，請求回遼寧工作。寫到最后，她只寫了一句實話：更熟悉基層，更想在生產一線出力。審批下來后，她松了一口氣。有人覺得她沒看清“級別”這回事，有點替她可惜。她只簡單一句：“火還是得在爐膛里燒。”

1980年，她回到工業戰線，擔任139廠的副廠長。這個廠任務重，包袱也不輕，設備老舊，效益一般。她一到任，就吩咐先把車間走一圈，把設備、人員、產量都摸明白，不急著往辦公室里堆材料。她在設備旁站得久了，工人們都知道：這個副廠長，是真在乎機器能不能轉，而不是只看報表。

3年之后，她調任廠工會主席，工作重點轉到職工權益和生活上，但她看問題的習慣沒變。每次職工代表反映設備老化、勞動強度太大，她都要親自去看，看工人怎么操作，看安全隱患在哪兒。有時候回來在會上說話，會把車間里的細節描得很具體，聽的人心里就沒法當成“空話”。

二、拿著500塊退休金的“老勞模”

1993年，她從139廠退下來。那一年，她已經在機器聲里干了大半輩子。算工資的時候，有人掰著指頭替她盤算：當過省委常委，又在中央干過，怎么著待遇也該高點。結果一張單子拿到手，退休工資也就500多塊，加上老伴的一起，不到一千。

廠里有年輕人私下嘀咕：“這也太虧了。”有人忍不住替她打抱不平，問她咋不提提意見。她看了一眼墻上泛黃的“勞動模范”獎狀，笑著說：“礦工的閨女，能領工資已經不錯。”這一句話，說得輕描淡寫，卻能聽出她對那段苦日子的記憶從沒淡下去。

退休后的日子，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她平時愛穿白汗衫，多半是十幾年前就自己裁的，領口磨破了，就翻個面接著穿。要是去市里開勞模會，才肯花20塊錢扯塊藍布，踩著老式縫紉機做條褲子。有人勸她：“現在條件好了，該穿就穿。”她擺擺手：“布做成褲子，穿十年也照樣能見人。”

買菜更有一套。菜市場要收攤時，攤主往往急著處理剩菜。她挑便宜的紅薯梗、白菜幫，打成一大包，回家燉一鍋，吃得津津有味，還會念叨一句：“比當年的橡子面強多了。”說這話的時候，眼前似乎還浮著當年在垃圾堆里揀東西的場景。

她很清楚，廠里的效益并不好，工人日子也不容易。所以，雖然退休了，但只要聽到廠里有難處，她就坐不住。1998年，139廠要上新產品，關鍵時候卡在貸款上，差足足2000萬。廠長和財務科跑遍沈陽的銀行，門檻踏破了也沒結果，急得在辦公室里團團轉。

有人提醒：“去找尉鳳英試試，她當年在外面認識的人多。”廠長抱著試試看的心情，跑到她家。那天，她正蹲在樓道里腌酸菜，聽完情況，沒多說，擦擦手上的鹽水：“行，我去趟杭州看看。”說完，翻出一個舊布包，往里面塞了兩件換洗衣服，抓了兩個饅頭。

去杭州的火車是硬座，路上要晃好幾個小時。她舍不得多花錢，就坐在座位上啃干饅頭，渴了喝兩口開水。到了杭州，她找當年開會時結識的老熟人，又去銀行門口守人。頭兩天沒人敢拍板，她就在門口的臺階上坐著等。到了第三天，對方終于被她這股子勁打動，貸款的事有了眉目。

批文下來的那一刻，廠長打電話過來，人還愣著：“真成了？”尉鳳英在那頭笑了一聲：“成了就行，別磨蹭，趕緊辦手續。”等她拖著行李回到廠門口，工人們自發在門口擺了一桌簡陋的酒席，想讓她高興高興。她掃了一圈，說：“別折騰這排面了，省點錢給車間買零件。”最后，大家還是端著裝著散裝白酒的搪瓷缸，擠在食堂喝了幾口，她邊喝邊跟年輕工人說：“我在省里當常委的時候，電話一天響不停，也沒現在幫廠子辦成事痛快。”

這樣的日常，讓人看著既心酸又佩服。有的同齡人選擇安穩地過晚年，她卻一心還盯著廠子，盯著工人。不得不說，骨子里那點“礦工的閨女”的倔勁，從年輕一直延續到老。

三、“老娘”的徒弟和零下十幾度的車間

在139廠，尉鳳英不僅是“老勞模”，還是一群年輕工人的“師傅”。帶徒弟這件事，她從來不含糊。新來的小伙子夏志國，剛進廠時毛手毛腳，拆機器差點傷到自己。她當場拿扳手敲了他手背一下：“干活得走心，機器不認人！”這個動作聽起來有點狠，其實是想讓年輕人長記性。

她教徒弟有一套。白天在車間里，手把手教看圖紙，教怎么判斷零件配合是不是到位。等夜深人靜，她還會帶著徒弟留在車間，反復練習操作。怕光線不夠，她干脆把自家臺燈搬到廠里，放在案臺上照著讓他畫圖。車間冷，她就拿舊棉大衣給徒弟披上，自己站在旁邊看著。

時間長了，夏志國的技術飛速提高，后來還成了全國勞動模范。拿到獎金那天，他拎著兩瓶好酒跑到尉鳳英家，一進門就喊：“老娘，看看我這回干得怎么樣？”說著就把一沓獎金往桌上一放。她不接，順手又塞回他兜里：“拿回去留著給孩子交學費，別亂花。”這句“老娘”，叫得親，也叫出了師徒間那種特殊的情分。

2011年，夏志國帶隊搞研發，目標是做出清掃路面的自吸車。這個項目并不輕松，試驗一遍遍失敗，設備不是卡在吸力不夠，就是管道堵塞。冬天的朝陽，冷得刺骨，試驗基地的車間里，透過門縫鉆進來的冷風能直接灌到骨頭縫里。

項目推進不下去，他一咬牙，給尉鳳英打電話。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只聽她說：“行，我去看看。”那時她已經78歲，高血壓纏身，平時出門都要隨身帶著降壓藥。但聽說徒弟那邊正卡在關鍵節點，她沒多猶豫，揣好藥，坐上火車往朝陽趕。

從沈陽到朝陽，車上要晃上幾個小時。她坐在硬座上，手里捏著一個小布袋，里面裝著幾片藥片。到了試驗基地，零下十幾度的車間地面硬得像鐵板，她還是照樣蹲下身，看得很細。順著管道一路摸過去，她指著其中一個拐彎，說了一句：“這里拐得太急，吸力在這兒打了折，肯定上不來。”

這一提醒，工程師們一下子明白了問題所在。接下來幾天，她跟著徒弟們一塊兒改圖紙，反復推敲管道走向。夜里燈光昏黃，她戴著老花鏡對著圖紙，一改就是幾個小時。年輕人困得眼睛都睜不開，她卻還在分析細節，到最后，反而是徒弟們勸她休息：“師傅，歇會兒吧。”

兩宿沒合眼之后，重新調整過的設備啟動了。車間里機器嗡嗡作響，塵土被順暢吸進車肚子里，測試數據一點點往上走。那一刻，她凍得嘴唇發紫，卻還是咧開嘴笑了一下。后來，這一系列設備逐步完善，夏志國和研發團隊成功研制出新一代自吸車，并拿到了國家專利。說到這件事時，他總會提一句：“沒有她那一句話，這個彎怕是要拐很久。”

這一段故事，很容易被人當成普通的“老帶新”，但細想一下，一位曾經的省委常委，退休后拿著500多塊錢，78歲了還在零下十幾度的車間蹲著講解決方案，這畫面多少有些令人動容。遺憾的是，這種老工人對技術的敏感和執著，是經驗堆出來的，不是幾堂課能補上的。

她晚年還有不少徒弟輪流來看望她。有人給她買來電動輪椅，想讓她出門方便些。她試著坐了坐，又搖頭：“不用，一天挪幾步就夠活動筋骨了，電都給你們廠的機器用去吧。”另一個徒弟提出請保姆照顧她，她瞪了對方一眼：“還能自己系鞋帶，就不麻煩別人。”

四、92歲生日那天的那句話

時間再往后推，就是她92歲生日。那天，徒弟們商量好，一塊兒來到她家，提著蛋糕、水果，屋子瞬間熱鬧起來。蛋糕點上蠟燭后，燈光暗下來，火苗映得每個人臉上都暖洋洋的。有人起哄讓她許個愿，她卻偏偏抬頭看向墻上的一張老照片。

照片里，是多年前的母親，表情嚴厲，眼神卻倔強。她盯著看了幾秒，突然冒出一句：“當年在垃圾箱里撿魚頭的時候，想都不敢想還能過上這樣的日子。”那一刻，屋子里安靜下來，年輕人一時間不知道怎么接話。這句話不長，卻把幾十年的起伏、苦楚、堅韌，全壓在一起了。

蠟燭吹滅，她把蛋糕切成小塊，優先塞給鄰居家的孩子，自己只抿了一點奶油，笑得像個小孩。她輕飄飄的一句：“夠甜了。”讓在場的人心里都擰了一下。因為知道，這種“甜”，對她來說來得太晚，也來得不易。

仔細梳理她的一生，從1933年出生在撫順礦區油漆房，到解放后進廠，再到1968年作為革命群眾代表進入遼寧省委常委、擔任省革委會副主任，1975年調到中央參與全國婦聯組建，1977年主動要求回遼寧，1980年擔任139廠副廠長，后任廠工會主席，1993年退休，拿著500多元退休金過著極簡的日子；直到上世紀末幫廠里跑貸款、解決發展難題，再到2011年在朝陽試驗基地與徒弟一同完善自吸車技術、見證國家專利誕生，每一個時間點都扣得很緊。

有意思的是，她自己從不去細數這些“頭銜”。說起過往，她更愿意講礦區的冷風，講車間里的油污，講當年勞動模范評選時的緊張。那張寫著“勞動模范”的獎狀，始終掛在墻上最顯眼的地方。對于旁人眼里的“省委常委”，她很少主動提起。

從時間軸上看，她的人生幾乎和新中國的工業化軌跡交織在一起。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起步、擴張、調整，再到后來面臨的轉型壓力，她都在里面親身經歷。很多人只看到她當常委、拿獎狀的光鮮，卻忽略了她晚年那句“礦工的閨女”背后的分量。

試想一下，如果當年領到五斤高粱米時，她只是松口氣，然后安安穩穩找個輕省的活，后面的故事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正因為她一直把自己當成工人，把車間當成根，從省委到中央，再回到工廠，再從廠長辦公室走到冷颼颼的試驗車間，才有了那個“退休月領500塊，卻幫徒弟搞出國家專利”的結局。

最后的這些年，她住在普通居民樓里，生活簡單，身邊圍著一群愿意叫她“老娘”的徒弟。腿腳不利索了，就扶著桌子慢慢挪；天氣好一點，就在樓道口曬曬太陽。別人問她后不后悔當年沒多爭取點待遇，她擺擺手：“那會兒要是只想自己，今天也不會有人來敲我家門。”

從1933到92歲生日，這條時間線拉開，是一部濃縮的時代變遷史，也是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女兒的命運曲線。她沒有給自己留下太多文字，留下的，是墻上那張勞動模范獎狀，是抽屜底的結婚照片，是一群在各自崗位上繼續干活的徒弟，還有一臺帶著她意見改過管道設計的自吸車，靜靜停在廠區里。